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不主张再来第二轮刺激

各大券商半年报纷纷判断，前期刺激政策的退出过程已近尾声，当前偏紧的宏观经济政策，下半年有望适度放松。如此看来，国务院的经济形势分析会之后，前期从紧政策可能就此止步，成为多数人士的一致判断。　　7月5日，上证指数延续了上周的跌势，报收2363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市场对于中国经济以及宏观政策不确定性的恐慌。　　此前的7月3日，有媒体报道，中央政府启动第二轮刺激经济政策方案的概率正在增大，这是基于对目前经济形势将“二次探底”的悲观判断。目前，5月份开始下调的PMI指数、工业增加值、用电量以及新增贷款等宏观指标都开始显现中国经济进入减速周期。　　与此同时，国内外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中外投行和经济学家们开始纷纷下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不主张类似去年一揽子计划刺激经济的办法，以及扩张的财政、宽松的货币政策”，7月5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表示，过去经济一下去就使用这个办法，从1998年到现在实际上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　　贺铿同时表示，经济结构调整是全年的政策目标，而调整使得经济下降已经成为必然。因此，调控需要注意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同时又不使得价格继续上涨。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也表示，如果再来第二轮的经济刺激方案，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事关大局刻不容缓的整个大方向将产生干扰。　　2010年3月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今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一年。之所以关键，是由于中国经济结构矛盾已经凸显，调结构到了不得不为之时。一方面是长期依赖的出口市场面临萎缩，而内需又难以提振；另一方面房地产成为经济的支柱产业，而房价泡沫又成为经济发展的威胁；第一、二产业过度膨胀，第三产业又严重发展不足等等问题正在不断加大。　　调整结构已经成为共识，但调整结构过程中的阵痛也难以避免，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已经引发市场对于经济放缓的担忧，宏观调控政策正在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　　“希望政府释放未来的政策信号”，花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表示，目前的经济回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经济不可能长期保持一个高速增长。至于市场的恐慌一方面是来自经济前景不明，而更多的则是来自于宏观政策的不确定。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宋国青　　已开始退出政策要防紧得太厉害　　中国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出口退税、重启人民币汇率改革等等表明中国已经开始了退出经济刺激政策的步伐。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在退出政策上跟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因为美国、欧洲的利率已经到了几乎最低的水平，很难再往下调，传统货币政策指的就是调利率，在现在的情况下没有多大余地，所以就是转向财政，通过扩大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　　欧美的情况相对来说还比较简单，在中国，因为财政在总需求里起的作用不是很大，主要还是更加广泛的货币政策，也包括一些对投资的直接控制，包括对长线产品投资进行压缩的政策。从这个角度来讲，控制总需求过快增长，这个情况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了，今年一季度更多政策出来，一直到4月份的房地产新政，除了考虑房价过快增长的局部现象，但也是从宏观经济走向总需求，走向过快增长的角度考虑的。　　温总理也说过要防止各项政策叠加的综合效果，这样一个政策考虑，一下出台这么多政策，清查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政策，还有出口面临的问题……各方面的情况加起来，现在看来有可能出现一段时间总需求疲软的情况，如果发现情况，及时调整政策，还是可以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增长，但如果紧得太厉害， 还是有可能出现一段时间比较严重的过度紧缩的情况。现在看来幅度不太一样，但方向上跟2008年二三月一阵的情况非常相似，那段时间CPI达到了那一波的最高点，这指的是同比，当时各方面的情况很严重，所以猛烈紧缩，一直到二季度，货币政策还紧得很厉害。　　国际出口也有一些变化，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宏观调控的影响。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导致了2008年下半年内需、外需都紧的情况，其实是内需紧在先，外需紧在后。因为进口和出口的相对变化来说，是2008年上半年进口先跌，下半年出口才大跌，从进口我们可以看到是国内控制投资的结果，还是要防止紧得太厉害，即使紧得厉害一点，程度上还是比那次小得多，但还是有这种可能性。　　各国刺激政策退出分道扬镳　　6月27日，G20第四次峰会在加拿大多伦多闭幕。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称，在财政刺激政策方面，发达国家将维持已有的刺激计划，但可以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做出“有区别、定制的”财政整顿计划，实现在2013年底前削减赤字一半，到2016年稳定或降低政府债务占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　　事实上，在发达经济体内部，一些欧洲国家不得不将债务问题置于首要位置，其经济增长目标暂时让位于公共财政紧缩计划，而美国等则更强调确保经济复苏的政策。在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回复势头已经确立，政策重心偏向了应对通货膨胀、资产价格上涨以及资本流入等压力。这样，峰会不得不确认，各国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实施旨在促进发展的财政政策。　　今年以来，除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经济体已加息外，新兴市场中印度、巴西也相继加息；新加坡于4月结束了新元“水平运行”政策，转向“温和渐进升值”，收紧货币政策；中国已先后三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并在峰会前的6月19日宣布重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这标志着中国正式退出危机时期的非常规政策。　　去年9月的G20匹兹堡峰会上，各国承诺，为促进全球经济持续平衡增长而统一行动，各国政策要协调配合。中方当时也提出，继续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各国应该保持经济刺激方案力度。　　名家观点　　政府应对最大变数　　虽然多数官员和经济学家对下半年经济前景持不乐观态度，但却无法对中国政府调控政策做出一致的判断。　　兴业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董先安：未来政策可侧重四方面　　在二季度经济数据的刺激下，政策转型会很快发生。而未来政策可能侧重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将明确刺激大城市地铁、高速等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二是延长或新增消费刺激措施；三是进一步鼓励民间投资；四是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卿：货币政策改为从紧偏松　　后危机阶段我们宏观调控要找中性的道，要把积极的财政政策改变为稳健的扩张政策，把过去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或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改变为从紧偏松的货币政策。所谓“从紧偏松”，我就觉得是比适度的宽松要紧，比审慎的要积极。花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　　政策应侧重于结构调整　　未来的政策应该有松有紧，房地产调控政策应该继续保持收紧，以免使调控效果半途而废。但是另一方面可以放松，就是创造更为开放的经济环境，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同时，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未来的政策更应该侧重于结构调整。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警惕进入“次萧条”阶段　　预期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将在工业大幅回落的拖累下出现“次萧条”的局面，GDP增速将低于2008年，约与2009年的9.1%齐平。目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应当为适应周期性的过渡期和结构调整的拐点期服务，而非绝对地保持经济增长速度或物价水平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