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人生的最好选择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刘永刚 王红茹　　作为学者，他用清晰说模糊，把真实信息普及给百姓；作为央行货币委员会的委员，他用学识谏国策，把问题与解决直言给政府；作为经济学家，他用英语说中文，把被误读的中国正解给世界。　　有人说，他是“哈佛炼就的中国经济学家”，而他自己却说，回祖国、回清华才是他人生最好的选择，是祖国、是清华这个舞台让他有更多的机会与同行交流，让他有机会与国家决策层畅通地沟通，为国家、为企业的决策提出一些
意见。　　他就是李稻葵(微博 专栏)，清华毕业生，现任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清华“试验品”　　1980年，16岁的李稻葵考入清华园，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第一届本科生。　　当年，刚刚复建的清华大学经济系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招收了第一届管理信息系统专业的本科生，因为是第一次，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一切都是学生和老师共同摸索，李稻葵自称“试验品”。　　大学五年，在李稻葵看来那是他人生记忆中最美好、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他每天早早起床背英文，上一天的专业课，晚上再去听英语广播，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他觉得很充实、很快乐。好像机遇就是提供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　　就在他大学毕业前夕，也是“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实施的第一年，李稻葵参加了这个留学计划考试，并以第二名的成绩被推荐申请到哈佛留学。　　不承想，因为这一项目进行得较晚，李稻葵错过了入学申请截止期。但哈佛大学帕金斯教授刚好来北京讲学，他建议李稻葵先去做访问学者，第二年再正式入学读书。　　于是，1985年9月，刚满21岁的李稻葵走进了哈佛，成为那里年纪最小的访问学者。第二年他正式入学，在哈佛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主修经济理论、公司金融和比较经济学，并于1992年成为哲学(经济学)博士。　　三次选择　　李稻葵曾戏称，到目前为止，在人生道路上他做过三次“非理性”的选择。他所谓的“非理性”选择是特指“执著于自己的兴趣所在，违背了经济学收入极大化原则”的选择。　　第一次是他将要从哈佛毕业时，同时收到了纽约大学商学院金融系和密歇根大学经济系聘请他为助理教授的邀请，当时金融系比经济系的工资整整高出一倍，但他依然选择了他所喜欢的经济学研究工作。　　第二次是选择了离开美国，当时美国南加州大学邀请他加盟，并许以终身教职，但他那时已明白在美国研究中国经济，永远都是边缘学科，他已看好了香港科技大学的学术环境和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在香港研究中国经济已成为主流，于是，他选择了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教，一教就是五年。这五年他学术收获颇丰，生活得也非常愉快。　　第三次就是他阔别二十年后重回母校清华，尽管他自己很清楚，无论是工作条件还是生活条件，清华与香港科大相比都有一定的差距，但他觉得能回来便是一种福气。　　随着中国内地在全球各方面的影响日益增大，在清华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有可能成为世界学术圈的主流话题，而课题的研究者更有可能成为某一研究领域的领跑者，或者说，势在中国。认识到这一点，就是有再大的困难，他也会义无反顾地选择清华并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位置。　　敢讲真话的经济学家　　正像李稻葵自己曾经说过的，“一个经济学者，应该把理性献给社会，把激情留给自己。我们在个人的生活空间里可以情绪起伏不定，可以大悲大喜，可以欣赏浪漫主义的音乐，以宣泄激情，以平复悲怨，但是在公众空间，要以一种理性的形象出现，要用理性的话语讨论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经济学者的风范。中国的经济学界需要这样的声音和风范，而非情绪化的炒作。”　　也许正因为如此，李稻葵的名字还并不被普通百姓所熟悉，但在经济领域，尚显年轻的他可以称得上是个风云人物。2010年，李稻葵当选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此前，他已跻身于“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的行列，在2008年1月他就在《新财富》杂志上撰文预期了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如今他正在探讨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金融会出现的格局，提醒人们关注即将到来的机遇与挑战。　　李稻葵低调而含蓄，不同意别人称他“经济学家”，说自己只是一个“经济学者”。他说：“很多人认为，中国人不会搞经济学，没有西方人的灵感和直觉，只会泛泛而谈，要不就只会搞数学搞技巧，从小教育就不行，没有独立的社会思辨能力，所以研究不入主流。说得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我们墨守成规，迷信成规，甘心落后，不思突破，现实就会永远延续下去，他们的这些论断就会成为永恒。”　　谈及目前在国内媒体经常会有关于经济学“派别”问题的争论，李稻葵直言：“我觉得在中国目前的情形下，经济学家被市场化炒作了，甚至这个群体被标签化了，简单地被分为左中右，常常讨论某某人是替谁讲话的，这样的情况是非常不健康的，如此的争论对经济政策的制定会起到一种帮倒忙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