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涵思：“欧洲巴菲特”的中国新任务

杨杨　　“我对年轻人说：与前两个世纪东方人向西方转移形成对比，现在是你们到东方去的时代了。”　　说这话时，葛涵思(Guy Hands)的身份是英国某所大学的客座教授。　　但他更“显在”的身份是泰丰资本(Terra Firma)的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投资官。作为这艘欧洲PE“大船”的掌舵者，葛涵思本人也身处“东进”浪潮中。　　这位“中年人”在中国名不见经传。　　但这位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德学院的政治学、哲学及经济学三料硕士还是2000年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明日领袖”之一，他的头顶还有“欧洲巴菲特”的光环。　　从其1994年涉足PE，泰丰已经在全球28个企业累计投资了130亿欧元，过去14年的IRR(Internal Rate of Return，内部收益率)达到40%。在尚未退出的8个现有项目中，德国最大地产公司Deutsche Annington总资产超过1000亿人民币，而欧洲第一、世界第三大的飞机租赁公司总资产超过400亿人民币；全球第二大音乐发行公司百代唱片的总资产也超过350亿人民币。　　“对标巴菲特”　　“巴菲特先生都来中国了，于是我也来了中国。”葛涵思开玩笑地说，巴菲特的过往业绩以及投资经验都更丰富，“但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年纪比我大多了”。　　1994年，葛涵思结束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从高盛欧洲债券交易与全球资产重组集团负责人任上离开。　　这一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净值增长14.3%而达到119亿美元，“对二战后一批新崛起的美国公司的投资”成就了巴菲特。　　转投野村证券(Nomura Group)的葛涵思并没有延续证券交易的老本行，而是领导成立了野村旗下的PE投资基金Principal Finance Group(PFG)，泰丰就是2002年从PFG中分拆而来。葛涵思管理的首只基金总额高达60亿欧元。尽管1994年的日本金融体系已经根基不稳，但这只基金仍取得了45%的内部收益率，为其主要投资人野村证券带来了1.9倍的现金回报。　　“如果说我和巴菲特先生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对金融性的资产重组以及赚快钱都嗤之以鼻，我们更重视长期的企业经营。”葛涵思说。泰丰资本的基金周期长达12年，其单体投资的持有期平均为将近6年，而“控股型收购乃至全权收购”是他们的惯用手法。1994年巴菲特的投资列表中，华盛顿邮报是1973年买入的。　　泰丰资本这60亿欧元的首期基金主要投向了德国廉租房市场(Deutsche Annington)，这种对“重资产”的偏爱在泰丰此后的投资中都一脉相承：其21亿欧元的二期基金首先就投向了Infinis Limited(无限公司)，当时这家英国最大的固废处理公司“受欧盟环境政策影响”而急需寻找新的战略方向。尽管对这种公司的收购乃至后续改造“充满了痛苦”，但它恰恰符合泰丰对目标公司“处于劣势、不受关注、需要战略性改革”的描述。其后还有北爱尔兰天然气运输管道运营商East Surrey Holding、德国高速公路运营商Tank and Rast等等。　　“泰丰就是喜欢投资看得见、摸得着的资产”，对ODEON UCI的投资就可见一斑，这是欧洲最大的影院品牌。即使对百代的投资也遵循了这个原则，据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葛涵思本人非常喜欢唱卡拉OK。尽管当下葛涵思对这项投资案讳莫如深，在此次会面中他拒绝谈论与百代、花旗银行以及诉讼相关的任何话题。　　这些原则可似曾相识？　　2008年巴菲特在给股东的信中公开了自己的“投资理念”：选择市值低估的公司；选择熟悉而简单的公司；选择收益稳定的公司。　　“泰丰对投资收益的可估算性要求非常高”，其中国区首代石博说。2009年泰丰资本投资澳洲第二大牛肉生产商CPC畜牧，不仅因为包括印尼在内的亚洲国家对牛肉的需求量大增，“CPC拥有的1250万英亩土地也可有其他用途。”而这是最坏的打算。　　“亚洲的反转”　　过去3年，葛涵思都保持着每年两次造访中国的节奏。这次过海关时，“才发现原来已经有那么多个印章了”。此次中国行，葛涵思更是带上了高级管理团队同行。泰丰投资此前绝大多数交易都在欧洲大陆，但现在“我们在找寻每个投资案与中国的关系”。　　“巴菲特先生的经验已经说明，未来20年到30年的成功不能只依赖于那些会在本土市场取得成功的公司，那就要考虑：哪些公司在国际环境下会成功？”葛涵思认为，在未来同样的时间段内，“中国会是世界的发动机”。　　数据已经说明了这种“西风东渐”。根据清科集团研究中心的统计，截至2010年7月1日，可投资于中国大陆的PE基金共有32只、可投资金总额190.26亿美元。这一数据“已经回升到了2007年的历史高点”，而募集金额则已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总额。　　然而此次中国之行，与前几次仍有差异。　　“与其说中国在过去12个月内发生了什么变化，不如说是西方世界特别是欧洲在过去这12个月内发生了变化。”葛涵思说：12个月前人们仍认为欧洲经济一年内就能重振，“但现在大家开始回归现实：现实比想像的更严重。”形成对比的，却是“中国一直信心十足”。　　尽管“从数据统计看”经济二次探底的几率不大，“但欧洲和美国仍面对这种风险”。近期结束的银行压力测试表明，尽管欧洲银行业还比较稳健，但却仍无法为中小企业提供足够的贷款，这直接影响了“私营企业增加就业率”的可能性；“政府紧缩财政政策抬高失业率”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原是新就业机会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受到住宅和商业地产拖累的欧美银行业如果不能恢复，也是触发“经济二次探底”的危险。　　欧美PE因此心存纠结。“一种思路是，在现有低利率情况下，PE应该最大程度地贷款、将资金注入所投企业”；另一种极端的看法，“则是银行是否能发债仍是问题，因为政府尚且没有能力发行主权债，因此需要继续去杠杆”。前一种思路的依据是，2008、2009年PE行业没有赚到钱，现在“应该加大风险承受力、通过杠杆去放大收益”；而后一种思路则认为，低杠杆也意味着低风险。　　“从个人投资者到政府再到PE领域，这样的分歧都存在。”葛涵思说：“但在2014年之前，泰丰资本倾向于持续去杠杆化。”他们以保守著称。　　葛涵思的另一句话则透露了或许更深层次的原因：与2006、2007年高杠杆时期相比，低杠杆运作的2008年、2009年“收益好过上两年”。　　为投资的公司在中国找合作伙伴　　人民币基金火热，但葛涵思暂时不打算接这个茬。　　泰丰资本不仅没有设立人民币基金的打算，连“在中国大陆直接做投资的计划”都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尽管2007年募集完成了规模为54亿欧元的四期基金，“可以做全球投资，也包括中国”。　　葛涵思说：“我们得先学会走路，才能跑步前进。”其在中国的投资，将以旗下所投企业为平台来实现。　　与KKR等美国大佬比，泰丰资本是后来者，“其首先要发展自己的专长以及与本土合作伙伴的关系”。其所擅长的“大型资产密集型、业务复杂，被传统金融机构所忽视、低估、误解”的投资在中国尚未成行，即使典型意义上的buyout都刚刚起步。　　PE的成功“主要取决于我们能够更有效且果断地运营旗下公司”，由此实现“投资人的回报最大化”。这句泰丰资本2007年年报中的话也是其“不想上市”理由的阐述。他认为“PE公司上市与运作好所投公司之间是矛盾的”。上市PE公司会把很大的精力放在管理费的最大化上，理由是“分红收入往往只占PE公司总收入的1/3左右，而其他的收入则来自管理费”。上市PE公司为了维持业绩，就会有不断筹集、推出新基金的压力。　　葛涵思因此必须知道其对所投公司的附加值在哪里。“作为投资人，我们能为所投公司做的就三件事”：资本、知识产权以及资产，及其所拥有的企业。　　从资本的角度看，“中国的流动性已经很强，并不需要我们的资金来增强流动性”。葛涵思认为：很多PE带着资金来到中国，但他们并没有很强的附加值。而葛涵思所投资的公司中，CPC的牛肉可以卖到中国来，但“中国的垃圾不可能运到英国去由Infinis处理”，葛涵思说，所以能做的是“把我们所有的知识产权以及企业带到中国来，促使中国企业在这种合作中受益”。欧美公司可以在技术、管理体系上向中国公司输出。　　泰丰资本目前主要是为其投资企业在国内寻找潜在的合作伙伴。比如AWAS，目前国内三大航空公司都是这家飞机租赁公司的合作伙伴；“AWAS在客机回收、改造或在其生命周期结束后以零件形式出售”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如果中国有合作伙伴需要这方面的经验和销售渠道，我觉得会是很好的合作伙伴。”葛涵思说，但他拒绝透露已经在国内接触过哪些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