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风电上网难是伪命题

本报记者 王尔德北京报道　　随着新能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题词后，李俊峰所出现的每一个公共场合都会被一堆提问者包围。　　风电、太阳能产业是否过剩？能源规划与现实之间的不对接如何解决？风电上网难痼疾是否是个真问题？新兴能源产业大盘子究竟如何划定？其中，可再生能源比例如何厘定？光伏上网电价补贴定价政策怎样做到“拿捏”到位？　　新能源领域，从宏观产业政策，到微观技术发展评价，都有李俊峰的判断。其观点的基本主线是，让市场规律发挥作用，无论是在产能过剩，还是节能减排方法上。　　作为长期从事能源经济和能源环境理论研究的学者，李俊峰先后组织并主持了《可再生能源法》和《国家中长期可再生能源规划》的起草，参与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纲要的研究和起草，完成了中国第一个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组织与实施。　　2015年非化石能源　　应达到12%-13%　　《21世纪》：从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新兴能源产业5万亿的发展规划中，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15%，分配比例是，水电占到9%-10%，核电占2%-3%，而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2%。这是否意味着可再生能源获得的规划盘子，没有之前业内预想的大？　　李俊峰：目前报道的数据还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因为新兴能源产业规划需要在国家能源委员会讨论，上报国务院才能发布。5万亿的盘子也只是个大约数据。其实，5万亿对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来说，不是一个天文数字，平均到每年才5000亿。　　目前，新能源的投资规模已经很。如风能太阳能2009年的投资规模就超过了2000亿，水电也在1500亿，再加上核电、清洁煤等已接近5000亿。2020年要实现非化石能源的比例超过15%，估计“十二五”新能源的年均投资不会少5000亿。　　《21世纪》：统计显示，虽然近年来可再生能源总量绝对规模保持逐年上升，但是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比例却开始呈现下降趋势。2008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7.9%，而2009年则只占7.8%。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2010年这一比例有望提高吗？　　李俊峰：这是统计口径问题，2008年按照我们与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的估算，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已经达到了8.5%。2009年是9%左右。这一数据的计算口径是，包括水电在内的所有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太阳能热水器、农村沼气等非发电的可再生能源。　　而舆论所称的2008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7.9%，2009年则只占7.8%，只是计算了可再生能源发电。由于2009年是一个相对的枯水年，降雨少，水电发电量不足，造成了可再生能源比例的下降。　　《21世纪》：根据之前国家能源局透露的消息，非化石能源在2015年占一次能源的消费比例将有望达到11%左右。　　李俊峰：按照我们的分析，这样的安排肯定会出问题，很难保证2020年非化石能源比例指标的完成。　　因为总能源消费的基数会越来越大，非化石能源比例提高也会越来越难。如果实现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例15%的目标，“十二五”至少要达到12%以上，最好是13%。这样“十三五”的压力才能小一些。　　如2015年非石化能源占能源消费的比例是11%，那么2020年15%的任务是绝对无法完成的。因为这意味着“十三五”期间，每年增长比例需达到0.8%，这是高难度的。　　《21世纪》：按你们的测算，到2020年，15%的非化石能源中，各种能源各占多大比例？　　李俊峰：现在国家没有明确的说法，至于说，具体各种能源能占多大比例，现在还不清楚。作为学者，我希望的比例是，水能占到7%-8%，核电占到3%-4%，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3%-5%。这就要求核电、风电和太阳能的发展都很快，比如核电要超过7000万千瓦、风电要超过1.5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要达到2000万千瓦。　　“产能过剩”让市场解决　　《21世纪》：风能和太阳能行业存在产能过剩？　　李俊峰：过剩是真实在存在的，过剩本身，我觉得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们怎么看待过剩。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这种现象，并不是靠政府调控去解决，而只能依靠市场去克服。　　回顾我们的煤、汽车和钢铁行业，都爆出过“过剩”问题，但大都是阶段性的过剩，这些行业的生产，并没有因为“过剩”而停下来。　　去年下半年，十部委出台抑制产能过剩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文件时，指出多晶硅和风电装备产能过剩，但是2010年多晶硅仍供不应求，进口量估计要超过2万吨，风电市场需要从2008年的630万千瓦增加到2009年1400万千瓦，产量翻了一番。试想按照文件控制，2009年多晶硅、风电装备都停止扩张，2010年势必造成更大的缺口。　　如果真的出现过剩，既不是中央的文件，也不是媒体的报道能左右的，还得依靠市场自身去解决。如果没有市场需求，产能就会萎缩。这种阶段性过剩不需要国家干预，市场行为国家也干预不了。　　最好的办法是国家发布行业预警信息，让企业自己选择。要相信我们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在内，大家都是希望稳定的、持续的和健康的发展。但是我们不能期望企业都是一个模式发展，都按照计划发展，那就又回到计划经济的年代了。　　《21世纪》：你曾经提出，节能减排不仅是攻坚战，而且是持久战。如何看待排污权交易在其中的作用？　　李俊峰：排污权交易推行了这么久，没能大规模开展，这并不是说这种形式不好，而是因为没有市场环境。没有市场环境，哪里来的交易？　　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节能减排来说，不必过于迷信行政手段的神速效力，更应该从长远考虑，如何去用市场化这种高效的手段去推动，要双管齐下。　　“只有50万千瓦风电尚未并网”　　《21世纪》：根据中国电力联合会披露的数据，2009年新增风机有24%未实现并网。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哪些原因？　　李俊峰：我认为，风电并网难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国家的发展规划和实际发展速度脱节。比方说2007年公布的风电发展规划，到2010年只有500万千瓦，2008年公布的规划到2010年只有1000万千瓦，实际上我们2009年就完成了2500万千瓦。由于国家规划的速度落后于实际发展的情况，这大大影响了电网建设，电网建设的滞后势必影响风电的上网。　　第二是机制问题。电网也是企业，提高电网企业的积极性一方面是行政的约束，另一方面是经济激励政策，电网企业在吸纳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时也需要有经济利益，至少是不亏损。　　在技术上，我认为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即便有困难，电网也是可以解决，只要利益得到保证，技术问题是可以解决的。1亿千瓦的风电装机真有困难吗？我看未必。其实电网企业已经认可2020年风电装机容量达到1.5亿千瓦这样目标了，重要的是，能不能做得更好一些。　　《21世纪》：那么，你认为风电上网难是真命题吗？　　李俊峰：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之所以会争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因为有三组数据没有分辨清楚。　　以2009年风能发电的情况为例：吊装完成的是2580万千瓦，已经联网的，也就是说称的建设容量是2200万千瓦，成功开始商业运营的是1790万千瓦。吊装的数据是按照设备供应商提供的数据，建设容量是按照开发商认可的数据，商业化运行是按照电网的统计。从开始吊装到用户认可，从开始并网调试到商业化运行都有一个过渡期。　　其中，风电设备吊装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一个月，但是从并网调试到商业化并网时间有长有短，短的1-2个月，长的话要半年。特殊情况下，如内蒙有一个项目，花了1年半才完成。从2580万千瓦到2200万千瓦，吊装了还没上网，有300多万比较正常；上网调试了，有400多万千瓦还没调试成功，也比较正常。　　如果不了解情况，直接看从2580万千瓦到1790万千瓦，有近800万的差值。流传甚广的“有1/3的电在晒太阳无法并网”的说法，就是这么来的，这是误会。　　其实，真正存在问题的是一小部分，从全国范围来看，大约有50万千瓦由于送出设施不到位，尚无法并网。所以，风电上网难并没有那么严重，我个人认为，吊装容量、建设容量和商业化并网三个数据的差别是合理的、正常的，无须大惊小怪。　　现在的问题不是去责怪谁，而是大家坐下来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比如风电碰到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落实可再生能源法规定的全额收购、可再生能发电电量的问题。2009年出现了大面积的弃风现象，这里有负荷需求，也有利益分配的问题。　　《21世纪》：你认为，我们应该制定一个什么样的光伏电价补贴政策？　　李俊峰：关于光伏电价的问题，我认为需要一个过程，一方面技术上需要进行尝试，另一方面项目上要进行积累。只有经过一个过程，我们才能知道什么样的价位是合理的。现在国家发改委批的项目加起来不超过10个项目，量也比较小，要有几个几百万千瓦的项目，才能定得出这个行业的合理的价格。因此，我们有需要耐心，快则一年，慢则两三年，光伏上网电价价政策肯定出来。　　《21世纪》：你如何看待薄膜太阳能的市场前景？它有望取代多晶硅吗？　　李俊峰：这两种技术，各有所长。多晶硅的产量更多一些，未来发展应该是更主要的；薄膜的工艺再复杂一些，成本估计也没有低多少，发展难度更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