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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时代
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
——《庄子•应帝王》
一定有那么一个从前，如果想发横财，就可以把家搬到海边去住。因为那时作为交易手段的货币，都是用小贝壳穿成的。中华民族的发源地远离海洋，精巧天然的贝壳就显得非常稀缺，自然价值不菲，一小串贝壳就能交换到兽皮衣或打水用的陶罐之类。作为对远古身份的见证，“贝”字在当今的金融字典里还是满天飞：“化”了贝就是货币，“代”了贝就是借用他人的钱，“分”了贝就是贫穷，“乏”了贝就是贬值。
不过我们的祖先并没有因为贝壳而改变居住地，他们很快发现了矿物质——金银铜铁，用它们制造货币，同样很珍稀有价值。
不过，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些民族，他们为了寻找发财致富的途径，不惜背井离乡，千里迢迢，漂洋过海。15 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城邦，盛产身强力壮、富于冒险精神的男子，他们以智慧和胆量, 打开了欧洲通往新世界的航道，发现了蕴藏在南美大陆的金山银海。
大冒险的前提是大烧钱。支持哥伦布首航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王室——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斐迪南国王。从此，在南美掠夺的白银，他都要抽成20%。坐在闪闪白银铸造的王位上，国王的目光不仅盯着滚滚而来的财源，他的野心是实现世界霸权。
白银时代演绎的故事就是国际贸易与军事帝国的故事。在西班牙、葡萄牙帝国的身后，还站着东西方两个大帝国，它们将成为这个时代的真正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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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行时代
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
——《庄子•养生主》
从白银时代走来的金融，一派“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繁忙景象，怎么一下子就变了时代？原因是市场来了个大借主，一出手就改变了玩法，把越来越多的公民，不管他们是不是贸易商，都变成了大债主。这个新玩家是谁？就是政府，具体地说，就是英国君主立宪的王室政府。
以往，政府缺钱，可以收税增税，可以摊捐鬻爵，甚至收缴贪官田地家产。英国王室比明清中国朝廷开通，早就不耻“下借”，更不在乎“赖账”的坏名声。可是在1694 年，英王威廉三世的立宪政府却再也搞不到钱，天要塌了！为了英国的荣誉，它与法国人连年浴血奋战，掏干了金库。有钱的富豪虽然钱袋子鼓鼓的，但就是不愿拿出来借给政府。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此时冲出一位开路先锋——伦敦城里的英格兰银行。它做了三件事，可谓前无古人：第一，成全了政府这个大借主；第二，利用特许权与契约，迫使王室政府与伦敦城平起平坐；第三，搭建了一座桥梁，不但让富人找到了收息的通路，而且把千家万户普通市民的钱，从床底下运到了国王的金库。
这件事或许谁都能做，后来各国也都纷纷效仿，但是伦敦城做得最漂亮。它不是借钱给了一个政府，而是投资了一个将成为世界新霸主的帝国。它的回报非常可观：伦敦城从此逾两个世纪雄踞全球金融世界的峰巅。
2007 年，我们公司做出了一个战略决策，在伦敦开设除香港之外的第一个海外办公室。有人跑来建议我们，一定要把办公室落脚在西区，因为那里云集了最前卫高端的金融机构，办公室装修的风格很独特，豪华中透着高雅。也有人告诉我们东边的金丝雀码头才是正确的选择，那里是现代化的金融中心，楼面宽阔，今后公司发展了，都不用发愁再次搬家。听到消息的伦敦城（theCity of London，亦称金融城）最积极，职员们跑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游说。他们只有一句话：大伦敦市只有一个金融中心，那就是历史悠久的金融城。
公司高管最后一致投票，伦敦办公室就选择在金融城，距英格兰银行步行只有两分钟的路程。在金融世界，要推“活的历史”，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和伦敦城争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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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时代
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
——《庄子•齐物论》
英格兰银行之“有”，有聚财，有机构，有立法，有人才，看不见的有信誉，有特权，正是大清国经济之“无”。东方帝国治天下可谓轻货币、轻资本，它相信的是坤厚载物，德和无疆，士农工商，脚踏实地。
如果不是国际贸易把西方人诱惑到广东海岸，英格兰银行所“有”的一切，都和大清无关。英国人喜欢穿羊毛制的细脚裤紧身装，中国人认为丝绸长袍宽宽大大才舒服上流，这只有东西之差，无好坏之分。但是洋枪洋炮与弓箭长矛，就不只是东西之差，而是古今之变了。银行存在与否，金融信誉与特权的有无，也是属于后者。
曾国藩和太平天国对垒时，曾目击西方轮船大炮之厉害，因此提出整顿大清的海陆军，学习西洋知识，培养人才。“同光”以来自强维新之张本，由曾肇其端倪。在其身后，左宗棠开洋人贷款之先河；张之洞设铜币局，举经济特科；李鸿章办洋务，想方设法筹措军饷、资本；朝廷容忍英人管理海关，宽待外资银行，内部整理税务，沿海放行外币。眼见得清官一次一次冲到世界金融大潮的岸边，厚底朝靴上已经沾湿了海水，但又一次一次缩回脚来，任大潮奔流而过，冲刷着东南沿海富饶的土地。
随西风飘来的那张纸币，也在高天呼唤朝廷的注意力。2 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身为齐国上卿的管仲，就曾提出自己的“国富论”，主张善为政者，必眼观税制币制。到汉武帝主管农业的桑弘羊，更把盐铁税收，平准理财，兼于一身。中国历史上曾有十几次法家思想主导的改革，都将完善经济放入改革的大计之中。然而到了清末，除了朝廷六部，政府没有调理货币经济的总管，没有负责国家债务的机构。更背运的是，清官们对货币的特权一直不开窍，糟蹋不说，而且浪费了政府的信誉。
即便和东方的邻居印度与日本相比，变革之河也是流淌得如此曲折缓慢，以至于西方现代金融的大潮，和中国分流得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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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时代
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庄子•应帝王》
成立了一家政府银行有什么用吗？没有！历史留给大清变革的时间太短了，几年之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共和政权。
一个政治上专制、经济上分权的皇朝，对货币统一、金融现代化的反应迟缓、漏洞百出。但是，打破了这个庞大低效的中央政府，引来了各方强人对政权的虎斗龙争，这对货币金融的善治才是不可承受的噩梦。
就在中国陷于政客、军阀混战的年代，世界也被两次世界大战、一次世纪经济危机撕扯得七零八落。中国的问题是如何产生一个稳定的政治权威，具有授权货币金融管理的合法性，并有实力与智慧，重建国家信誉，保护商人起码的生存环境。而世界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有效地利用政府力量，防止战争灾难发生，避免毁灭性的经济危机，维护和平与经济稳定，保证普通人的就业和生活。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在呼吁政治权力某种程度的集中，并对经济进行某种程度的干预。
国民债务、中央银行、钞票发行、银行体系，现在就是政府手中的一个小魔方。转对了，一切都会慢慢排列有序；转不对，于事无补，一切还是乱七八糟。魔方玩得最熟练的是英国人，美国人用了100 多年，也转出了联邦储备制度。20 世纪的中国人把它拿在手里，一时半会儿就把自己转得头昏脑涨。
可悲的是，新政权的财政只能依赖转动金融魔方。袁世凯就是一个疯狂的转手，耍弄金融的故事可以写满一章。举个例子，袁称帝短短三个月，就像当年的皮特首相命令交通银行和从大清银行改制而来的中国银行马上停兑现银，缘由是因为纸币的滥发而出现了挤兑潮。交通银行服从了袁的命令，结果受到重创。倔强的中国银行却表示“中央命令万难服从”，认为这是破坏金融枢纽，等于宣告国家破产。袁世凯的一次鲁莽的金融集权尝试遂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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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时代
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谓诚忘。故圣人有所游，而知为孽，约为胶，德为接，工为商。
——《庄子•德充符》
金钱的世界，难道不是从来都由精英说了算吗？前面一直在谈政府的集权如何定调现代金融，那么，精英在金融体系内又处于何种地位？
精英是拥有特权的群体。他们不是孤立的个人，是一群人物，一批家族，一类公司，一个阶层。有一个名字最能展现他们在金融界的统治，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罗斯柴尔德。这个家族人物与公司的神话，从1813 年就开始流传，1827 年，它已经成了大英百科全书中的一条，这足以开创一个时代。讲金融精英，跨越这个名字，应当是不可能的。不过，我还是跨越了，把时代的开端，往后推了整整百年。1912 年的某一天，老J•P• 摩根在美国国会听证大厅接受聆讯，被媒体进行了广泛报道。不但在美国，全球公众从此开始直面金融精英。这个标志性事件影响深远。
政府依靠立法建立了稳定的金融体系，精英在其中保持体系活力，提升效率，增加价值，是积极创新的基本元素。法治，在金融行业有两个关键中枢，一是设立银行的特权来自何处？二是怎样建立、维护金融信誉？对此公众并不熟悉。弗格森教授在《罗斯柴尔德家族》一书中曾说，在以往的文字里，精英雇用文人以“谄媚的”笔触刻画了钱主的形象。百年前的美国，州政府在银行管理上各自为政，联邦政府没有货币银行的监管机构。国会首次对质老摩根，是联邦立法者把鼻子伸进了金融领域。它要对银行业的经营进行全面的检测，要迫使大亨们认识自己，为特权设置约束，为信誉树立标杆。
金融精英被媒体——开始是书籍报刊，后来是电视电影，现在是网络微信——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也具有重大意义。法治加上媒体，让公众知道了精英们如何行使权利，也获得了系统持续的工具。以社会舆论监督精英特权，苛求且维护精英信誉，以至于直接间接影响金融行业的走向。
1931 年8 月15 日，从旧金山到上海滩，国际报刊出现了一条新闻：英格兰银行的行长诺曼由于近几个月来超常的压力，身体感到不适，必须接受医生的建议，放下工作，进行休假式治疗。这是一条不寻常的新闻。过去，央行行长只是金融圈子里的名人，现在他们也被媒体包围，失去了私密空间。行长们制定执行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联动，毫无例外，都曝光在立法者与公众的视线之内。
原文发布时间为：2016-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