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Ben Thompson，译者：ONES Piece 翻译计划 娄家林、王沫涵、Platycodon Xu
译者按：虽然美国大选已经尘埃落定，但这场活剧带来的喧嚣还远未结束。其中一点，就是为什么结果会出乎那么多人的意料。我们感到越吃惊，就越说明我们为自己制造的 “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 有多强。
Twitter 能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也就是一根戳破气泡的长杆——当然，前提是你愿意以 “正确” 的方式去使用它。
最近美国大选正在进行中（此文发表于 11 月 8 日，时值美国大选投票期间）。这段时间以来，社会影响最大的科技界人士可能要属不太引人瞩目的杰夫 ·贝索斯。
早在 2013 年，贝索斯收购了《华盛顿邮报》，其大选报道一直是业界典范。邮报八月份的报道，尤其是 David Fahrenthold 的那篇文章中，包含了大量的独家爆料，产生的影响要大过许多推文、博文或者民主党票仓加州的休假通知电话。
贝索斯明白的道理在科技界实属老生常谈：影响力来自基于一定规模的可重复过程的构建。在《华盛顿邮报》这个例子中，相比我们任何人独自能取得的成果，培养一家强大、自信的媒体所带来的回报要多得多。
在贝索斯刚完成收购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名为《重建被科技摧毁的世界（Rebuilding the World Technology Destroyed）》的文章。这篇文章比 Stratechery 的多数文章都要短很多，所以在这里请大家允许我偶尔引用全文：
华盛顿邮报濒临破产，并最终被低价出售。这位收购者的事业开始于华尔街，却转向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新产业，并从这里赚取了大量财富。他所买下的报纸拥有一个辉煌的历史，但肯定会在几年内不断亏损。
我不是在说刚刚买下华盛顿邮报的贝索斯，我说的是曾在 1933 年买下邮报的尤金 ·迈耶（Eugene Meyer）。上世纪 20 年代，迈耶放弃了华尔街的优厚待遇，抓住化工用品行业蓬勃发展的时机创立了联合化学公司（今天的霍尼韦尔公司）。
在赚到上百万财富后，迈耶将他的余生都投入到公共服务和振兴邮报的事业中，并为此耗费了数百万美元。
迈耶的做法在许多方面都与其他行业富豪一致。像范德比兹、洛克菲勒、卡内基这样的家族，他们在铁路、石油、钢铁等领域完成财富积累后，都会投资大学、博物馆等其他一系列文化基础设施。
这个传统让贝索斯的收购看起来意义非常，这像是一个破釜沉舟式的行为。科技产业正在不断孕育新型商业富豪，他们也在重复传统富豪们的做法。
马克 ·扎克伯格向纽瓦克市学区捐献了 100 万美元，克里斯 ·休斯（Chris Hughes，Facebook 的联合创始人）2012 年收购了《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美国左派杂志，以政治与艺术为主题）。
但两者的意义似乎都不像贝索斯的收购一样重大，后者是一位独树一帜的科技大鳄，买下了全国排名第三的报纸《华盛顿邮报》。
科技大鳄买下《华盛顿邮报》，显然这件事的讽刺之处在于，科技已经摧毁了传统报纸的商业模式。倒不是说报纸在这里有什么特殊之处。正如一个月前我在《阻力（Friction）》一文中写道：
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描述互联网的作用，那就是消除阻力。
随着阻力被消除，基于阻力构建的所有事物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包括价值、隐私、谋生方式。而且这只是其中的三个例子！互联网正在瓦解几乎所有我们的社会所依赖的制度和社交行为的基础。
在《华盛顿邮报》和其他报纸挣扎着寻求自身存在价值的同时，我们看到新社会秩序对我们的生计所产生的毁灭性影响正愈加严重。《崩溃中的美国梦（Crumbling American Dream）》一文中的这一段值得一读：
但就在地平线以外，正酝酿着一场全国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剧变，它将彻底改变 1959 年这一届克林顿港市高中毕业生后代的人生际遇。这种转变会是惊人且悲伤的，因为克林顿港市最后成为了这场横扫美国剧变中的典型代表。
克林顿港市的衰落很大程度上就是制造业的衰落。但在我看来，制造业的衰落史正是科技业的发展史。对生产力的不懈追求，尽管摧毁了我们大多数机制的根基，但总体上还是创造了大量的财富。
在这方面，贝索斯正在做的事情可说是他的责任所在。科技——注意我指的是广义的科技——已经摧毁了太多；而重建这些事物必将是科技界人士的责任。
然后，我担心我们这个行业很不幸地还没有为这些责任做好准备。我们粉饰辍学行为，为无尽的工作时长背书，还为几乎与现实无关的自由主义者理想进行捐助。
我们声称创意不重要，然而克里斯 ·迪克森（Chris Dixon，硅谷风险基金 Andreessen Horowitz 的合伙人，曾投资过 Skype 等知名公司）在《创意的迷宫（The Idea Maze）》中写道：
实际上创意很重要，只是这里所说的创意不像创业公司定义的那么狭隘。好的创业公司创意是成熟的，是制定了多年的计划，并根据世界的变化准备了多种可行的方案。
但我们这个行业真的理解这个世界么？
接下来谈谈我自己（Ben Thompson）。
我的人生轨迹跟人们印象中的技术人员大相径庭。我本科是学政治学的，曾在全国最大的校报当编辑，也曾打算在政界工作。可毕业后，我去台湾旅行，留在那里教英语，后来组建了家庭。
六年后，我侥幸被一个一流 MBA 项目录取，可是找实习的时候几乎每家科技公司都将我拒之门外。因为我没有相应的背景——我没有在科技行业的经验。
但是，我并不缺乏其他方面的人生经验！我的阅历很丰富，从中也收获了许多观点和想法。结果证明有一家公司是看中这些的：苹果在结束我第一轮面试后的 24 小时内就决定雇用我。
我想，能得到工作机会与以下这段话有关：
只靠科技是不够的——这一点一直刻在苹果的 DNA 里。只有当科技与人文相结合，才能产出让我们真心赞美的果实。
——史蒂夫 ·乔布斯
所以，科技圈外的人生经历反而成了我最大的财富，至少在这家绝大多数创始人都无比崇拜的公司是这样的。但是，有多少人真的践行这则箴言、这条哲学？更多的人似乎与彼得 ·蒂尔想法一致——他曾说推动科技进步的最佳方式是 “不鼓励人们投身人文学科”。
蒂尔所说 “推动科技进步” 的最佳方式或许没错，但进步是一个客观事实；而进步带来的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后果还尚未知晓。
这周末我读的第三篇文章有关社会科学家丹尼尔 ·卡尼曼，题为《剖析影响力（The Anatomyof Influence）》。
卡尼曼的职业生涯讲述了一个想法是如何成长、寻找分布广泛的追随者、最终重塑整个学科的故事。在做引文分析的学者眼中，卡尼尔绝非凡人。
“看到他影响了多少个社会学科的领域，你会觉得难以相信”，华盛顿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杰文 ·韦斯特说。杰文曾参与开发一个算法，追踪想法如何在学科间传播。“你很少看到有人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但学术影响力并不好定义。衡量标准是引用次数、奖项数量、名校教职、著作销量或者查理 ·罗斯（Charlie Rose，美国记者及主持人，常采访全世界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著有《查理 ? 罗斯》访谈录）采访桌上的一席？韦斯特觉得还有其他更使人信服的因素：
卡尼曼的职业道路证明了学术影响力是可以消融学科边界的能力。
交集催生影响。但是，作为一个行业，有时候感觉我们在出色的产品经理、工程师或设计师身边筑起的边界越来越坚固，即便我们愈发迫切地需要跨越边界。蒂尔有关哪种专业推动进步的说法并没有错；然而，认为科技生来完美的盲目乐观却非常危险。
科技正如以前一样摧毁着世界；而我们是否拥有远见卓识，能够重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是否在意这些重要的事情？
我对杰夫 ·贝索斯有信心，但我更担心我们其他人。
如果说本次大选仅仅是加深了这些焦虑就太轻描淡写了。与党派无关，只是客观来说，在追求幸福——用科技界术语来说就是用户参与——的过程中，科技使客观事实变成了牺牲品，人们的生活和自由也危在旦夕。
几周前，在 Oculus Connect 3 开发者大会（此为 Facebook 收购 Oculus 后举办的以虚拟现实为主题的开发者大会，首届于 2014 年举办）的主题演讲中，Facebook 的创始人兼 CEO 马克 ·扎克伯格详细介绍了 Facebook 的愿景，而我却觉得令人心寒：
在 Facebook，这是我们全心投入去做的事情。我是工程师出身，我觉得工程师思维的关键在于我们怀抱希望和信念——我们可以拿来世界上存在的任何一种系统，改进它，让它变得比现在好得多。
延伸到世界上任何事物，不管是硬件、软件、公司、或者开发者生态系统，我们都可以接手，把它变得特别特别好。今天，当我环顾四周，我发现许多人都具备工程师思维。我们都清楚自己想要改进什么、想让虚拟现实达成什么目标……
虚拟现实软件的魔力就是存在感；当你和某个人在一起或在某个地方时的真实感觉。说到虚拟现实，最让我兴奋的唯一原因就是帮助这个社区打造这款软件进而创造这些体验。
因为这就是我们在 Facebook 的工作。我们做软件、做平台，让几十亿用户与他们关心的人和事联结。
且不说关于虚拟现实的部分，让我不安的是植根于扎克伯格宣言中那隐约的乌托邦思想：工程师只凭强大的意志力就能让事物变得更好——而 Facebook 正是那样一个例子。
事实上，科技公司的效率能有多高，Facebook 是再好不过的例子；可它也恰恰证明，当把效率花在对 “聚集人气” 的追求、而不顾特定的客观事实和对社会的广泛影响时，会带来多大的问题。
今年春天，在一次热炒的争议中，Facebook 被揭发出有政治偏见之嫌：在一个来自负责 Facebook 热门话题（Trending Topics）板块的外包团队中，一名成员声称他们压制了保守倾向的新闻报道，因为团队成员偏向自由派。
经过调查，Facebook 没有发现所谓压制的证据，但最终还是解雇了整个团队，转投了算法。可没过几天，热门话题板块里就出现了假新闻；之后的几周里，假新闻又至少出现了四次。
的确，热门话题从来都是一个次要板块。但更令人不安的是，此事暴露出 Facebook 动态消息（News Feed）功能中假新闻的泛滥。这并不令人奇怪，因为 Facebook 用户是活生生的人，他们当然希望接触到的人和事都能肯定自己的既有观点，不管这些观点是真是假。
但别弄错了，假新闻带来的结果是一笔大生意。
我已经连篇累牍地写过 Facebook 的盈利潜力，也提到过之所以 Facebook 能碾压 Twitter，动态消息功能使用的算法是一个重要原因。
比起让人们去寻找想看的内容，把这些内容直接呈现给他们总是能吸引更多的注意力；同样的道理，比起认真地报道真相，编造新闻的成本更低、也更有利可图。
而正是 Twitter 在反复重申自己是对抗 Facebook 算法机制的灵药：的确，假消息可以通过推文传播，但真相也会迅速跟进；凭借转发和引述功能之力，虚假与真实两方都比在 Facebook 上时更加不可回避。
（比起 Facebook，）Twitter 更好地体现了最高法院法官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在惠特妮诉加州案中那著名的协同意见（重点为笔者所标）：
为我们国家赢得独立的先驱们相信，合众国的最终目的是要让人们能自由地发展其才能；他们相信，在合众国的政府中，审慎的力量必须压过专断。他们珍视自由，不仅把自由看作是目的，也把它看作是手段。他们相信幸福源于自由，而自由来自勇气。
他们相信，要发现和传播政治的真相，允许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思考、自由表达是不可或缺的途径。
如果没有言论和集会自由，讨论就毫无意义；而如果有了这样的自由，讨论就往往能提供足够的保护力，抵制有害思想的扩散。
他们相信人民的惰性是自由最大的威胁，相信公共讨论应该是政治义务，而这应当是美利坚政府的一项基本原则。他们认识到，所有人类组织都会面临种种威胁。
布兰代斯的协同意见是对言论自由的辩护，但这份权利是针对政府行为的，而私人所有的公司可以随意按其所愿治理自己的平台。然而，在一个言论富集的时代里，言论自由又意味着什么呢？
当信息稀缺的时候，限制言论是一个真实的威胁；而当信息富集的时候，把人们与他们可能会反对的言论隔离开，其影响也是罔顾事实、不可接受的。
需要明确的是，Twitter 被滥用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而且是它疏于解决的。（管理层）决定放纵这个问题，不仅损害了 Twitter 的人情味，也挫败了它的业务。
Twitter 用户可以匿名攻击他人，从而不靠公权就能压制他人观点，这给 Twitter 带来的伤害是真真切切的。但我越来越害怕的是另一个极端：人们织起一个个茧，凡是有悖于自己世界观的观点都被封锁在外，只因为那会触碰自己的底线。
其结果，人人充满惰性，没有能力与其他任何人达成共识。
这就是为什么 Twitter 必须被拯救：网络和媒体的结合是无可取代的，特别是在当今，人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但哪怕《华盛顿邮报》做得再好，它也只是茫茫媒体中的一员。
媒体用以传播信息的平台才是那个真正的天平，但 Facebook 已经明确了自己的头等目标：吸引人气、聚集财富，而它对 “工程师能让一切变得更好” 的确信，进一步促成了这个目标。
至于这种只关注怎样让人们觉得舒服的做法会带来怎样的外部效应（externality，又称外部性、溢出效应等。经济学术语，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动和决策使他人受损或受益的情况，引申为事物的影响。考虑到作者的经济学背景，此处应为有意使用该术语，故保留直译），他们并不关心。
相反，Twitter 的弱点正是它极度依赖于人本身。用户要自己构建消息源，自己寻找关系网，自己传播所思所想、即便或许根本没人愿意听。然而，这个弱点带来的回报，就是能把信息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速度传播出去。
这对社会是有益的。这份外部效应应当被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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