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奇虎360董事长周鸿祎在中国政法大学做了一场题为“中国为何无法出现乔布斯”的演讲。演讲中，他强调了一个观点：中国目前的环境无法出现乔布斯，谁要说自己是乔布斯，谁就是骗子，目前的中国乔布斯都是赝品。他认为，如果认真看过乔布斯传，真正了解这些人的一些性格，一些个性，你会觉得如果真的乔布斯生在中国，小学时期就给人打死了。他估计也进不了大学，也可能找一个工作，早就被领导视为异类。
接下来周鸿祎从文化等方面解析当下中国的创新环境，称成功的企业缺少不了创新，并将创新的希望寄予未来的年轻人。演讲如下：
2001年10月，浙江省的某市政府发布了一个重大的人才培养工程，以5年为一个培养周期，每周期投入培养经费5000万元，邀请两院院士来做导师，培养100个“乔布斯”式领军人物。结果，这个消息一下子爆开了，“培养100个中国乔布斯”成了一个大笑话。
其实，这里都有误解。人家说要培养100个乔布斯式的领军人物，说白了就是培养创新领袖。我在so.com上搜了一下关键词“创新+工程”，结果有知识创新工程、党建创新工程、国家技术创新工程、社会管理创新工程，每一个是不是听起来都挺宏大的？
但我非常确定地说，而且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观点：今天的中国没有乔布斯，谁说自己是乔布斯，谁就是骗子，目前的中国乔布斯都是赝品。那么，中国有十三亿人口，难道就没有在智商、个性、创新力方面抵得上乔布斯的年轻人？我觉得，如果按比例来看，绝对有。他们就像种子一样，但可惜落到了一个不宽容的文化土壤上。宽容是创新之水，如果没有宽容之水浇灌，那这土壤就很难支持创新，再好的种子落到这个土壤上，也长不出乔布斯来。
我的这个观点，讲给谁都不爱听，因为我就跟《皇帝的新衣》里的小孩一样，只不过说出了一个真相，但却令很多人尴尬。有些企业请我去讲互联网，讲创新之道，结果我发现虽然很多大企业特别爱提创新，恨不得把创新两个字刻在脑门上，但我一讲创新，就认为我是在危言耸听。比如，两年前，我给运营商讲课，说微信最后是要颠覆运营商，结果把邀请单位吓坏了，因为下面坐的都是集团领导。有些内容传到外面，有人认为我在挑拨运营商和腾讯之间的关系。两年之后，都不用我说了，事实摆在那里，微信已经不是在抢运营商的收入，而是要利用运营商积累下的用户关系，在通话层面上取而代之。现在，运营商不改变已经不行了。
我讲创新，翻来覆去讲，举出各种案例来讲，讲了很多，但最后发现这些东西都是术。我们能不能创新，能不能培养出“乔布斯式的领军人物”，最后还是落到是否我们是否有支持创新的宽容文化。
那么，什么是文化？
不是讲个《论语》，讲个《易经》就是文化，文化是我们每个人遇到一件事，脑子里出来的本能反应——善恶判断，是非标准。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的文化，我们对企业的价值判断，不是这个企业有没有创新，有没有为用户创造价值，而是有没有赚钱，有没有上市，有没有市值上百亿过千亿。简单地说，我们现在判断企业，乃至判断一个人的标准，还是成王败寇。如果一个公司把广告屏挂到了全国所有出租车的后座上，不管晚上对疲倦的乘客来说光线有多刺眼，噪音有多扰人，只要它赚了很多钱，只要它能上市，在我们的文化里，它就是一个成功企业。
我们每个人都很崇拜成功，我每天在努力地工作，也是为了证明我不是一个失败者。如果我失败了，或者360没能上市，市值没能过百亿，他们也不会请我去讲课。一个人的思想和看法从来没有变过，但是公司上市了，市值过百亿了，大家就觉得这个人不一样了。其实，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愿意聆听成功者的声音，是因为很害怕自己会失败，我们对失败在文化上并不是特别宽容。
但是，创新意味着什么？创新一定意味着它是失败率特别高，失败是必然，成功是偶然的。你今天看到成功的企业，背后躺着一百家跟它一样，甚至更努力、更优秀的公司。但是运气不好，失败了。虽然它同样做一件创新的事情，但因为它失败了，很多人觉得不看好。所以，在我们这个文化里，你真的要做创新的事情，因为失败率很高，你会发现到处存在这种无形的压力，这会让我们很多人不愿意去做真正的创新。
大企业也不能免俗，同样的文化，对失败它们同样怀有深刻的恐惧。所以，不管有什么新模式，都会让小公司先去探路、趟雷，小公司做不成，大公司不会有什么损失。小公司一旦做成了，大公司立即跟进，这样出错的概率最小。这就是所谓“稳健的竞争策略”。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大公司就像一个小孩子，因为营养很好，也可以长到1.8米，有成年人的体格和实力，但是它的心智可能还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水平上。它们可以振振有词地说：“我抄这些小公司又不犯法，有什么错？这些小公司还不是全抄的国外的？”所以，不要指望我们行业里的大公司能像美国一样输出什么价值观。
再回到乔布斯身上，如果有人认真阅读过乔布斯传，反复读几遍，你会发现这个人是极其不讨人喜欢的人，是一个苛刻的、不宽容的、怪僻的人。这个人如果成为你的同事，成为你的老板，或者生活在你身边，可能会让你觉得很痛苦。这样的种子落到中国土壤上，早在高中时代或者大学时代就被我们给灭掉了。
虽然我们嘴巴上喜欢讲创新，但创新一旦出来，我们对它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包括我在内，对少数派的不宽容，对从众心理的需求，也会有意无意的压制创新。一个人做一个新东西出来，刚起步，大家都不理解，好点的话叫他狂人，不好的话会骂他是疯子，是骗子。他一旦把原来大家骂的一件事做成了，把企业做得成百亿上千亿了，于是到处有人给他树碑立传，把他捧成了神。
我们文化深层次的一个问题，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从众。我们其实很在意别人的看法，如果有一件事特别特立独行、特别与众不同、特别标新立异，特别少数派，我们都不会太看好。如果你干的是人人都能看明白的事，你就会被认为是靠谱，有前途。但可惜，大家都觉得有前途的事情，往往没有前途。
在中国，你想要创新，还得承受另一种苦恼。在美国商学院，颠覆和破坏式创新是经典理论，会被创业公司奉为圭臬，但我一讲颠覆和破坏式创新，就会潜意识里想：周鸿祎不是好东西，天天讲破坏和颠覆。在西方，小公司起来，破坏了大公司的商业模式，这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数字相机出来，让胶卷没有生意；今天智能手机让数字相机卖不动了，但法律从来不保护商业模式，法律只保护知识产权，只保护商标。
但在中国，360通过创新，破坏了大公司的商业模式，有的法庭竟然认为这是360的罪状，全球任何国家的法律从来不保护商业模式，但在中国是个例外。
所以，谁要讲颠覆，谁要搞破坏式创新，就会被当成制造麻烦的人。到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周鸿祎就是搅局者、捣乱者，天天吃饱了饭没事，老是跟那几个大哥打架玩。你为什么不顾及行业的利益？！你为什么破坏互联网行业的和谐？！你为什么要破坏大公司的商业模式？！
所以，我最近花了很多的时间到处鼓励创新，但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是指望不上了。我在中国互联网的丛林和烂泥里，跟鳄鱼们打斗，但是我希望现在的媒体，包括我们的教育，能够一起努力，逐渐地改变中国文化里面对创新的价值观。如果这种价值观能够有所改变，我相信中国优秀的年轻人肯定是很多的，才能形成像美国这样创新和创业的氛围，最后中国才能出现真正的硅谷精神和乔布斯。
我希望中国互联网不要像今天的香港一样。香港对年轻人没有什么前途，永远都是七八十岁的老家伙们给年轻人讲怎么做生意，但香港的年轻人永远没有什么机会。今天中国的互联网，基本上还是70后的人唱主角，10年前是我们这些人，那时我们30多岁，现在我们40岁了，一开会还是这批人。再过十年，中国互联网如果还是没有真正的创新、没有颠覆，没准还是一帮50岁的老家伙继续跟大家谈经论道，这对这些老家伙们来说是幸福的，但是对中国80后、90后，甚至00后来说，那真的是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