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体系稳定之关键是汇率稳定

——《环球财经》总编辑向松祚与“欧元之父”蒙代尔先生的
对话　　■ 向松祚　　“我找不到任何理由　　不看好中国经济”　　向松祚：从2008年9月15日算起，全球金融海啸过去一年了，如果从2007年8月6日次贷危机爆发算起，全球金融危机已经两年了。纵观今日全球经济局势，可以说是喜忧参半。　　喜的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最坏时期肯定过去了，各国经济基本稳定，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恢复速度超越预期，全球金融市场之融资功能逐渐恢复，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融资量稳步回升，有些人甚至乐观宣告：金融危机已经结束，没有原先人们想象得那么差。　　忧的是发达国家经济体系依然低迷，美国经济还没有恢复快速增长，欧洲和日本情况比美国还糟糕；美、英、欧洲各国金融企业“去杠杆化”过程远远没有完成，还需要补充巨额资本金；居民或家庭消费依然低迷，储蓄率不断上升，消费信贷还处于下降或停滞趋势。　　最近我到欧洲开会，很多演讲者(譬如花旗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金)说发达国家经济体系可能陷入长期停滞，他们喊出了“东方崛起，西方衰落”的口号，认为未来世界经济增长之引擎不再是发达国家，而是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中国。蒙代尔教授，您对全球经济有全面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研究，金融海啸周年之际，您本人如何评价今天的全球经济局势？　　蒙代尔：我相对乐观，符合我一年多前的预期。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我在多次演讲里推测全球经济今年三季度开始恢复正增长，目前情况确实如此。　　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措施发挥了一些作用，尽管他没有完全听取我的
意见，如果他当选后完全采纳我的意见，美国经济状况肯定比现在好(笑)。我当时有四个建议：发5000亿美元购物券；降低美国公司所得税到15%；稳定美元和欧元的汇率；稳定石油价格。奥巴马政府只是小部分采纳了我的方案。　　我认为金融危机肯定已经过去，主要标志是金融体系已经稳定，“去杠杆化”过程需要时间，但不会再出现剧烈的金融动荡了。我不像某些学者那样悲观，譬如纽约大学的鲁比尼教授，他现在有了一个新绰号叫“末日博士”。克鲁格曼认为美国经济可能要到2015年才复苏，我不同意他们的意见，认为不会那么久。美国经济2010年或2011年就有可能恢复到以前的增长速度。欧洲和日本的情况比美国差，但是大体上也稳定下来了。中国经济令人鼓舞。毫无疑问，未来数年新兴市场国家之增长要占到全球增长的主要部分，中国的贡献最大，美国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引擎。从全球范围看，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措施是最有效的，我认为中国经济将持续恢复快速增长。我找不到任何理由不看好中国经济。　　“浮动汇率　　是这次全球经济动荡的根源”　　向松祚：推测未来很难，解释过去似乎也不容易。过去一年来，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现象：包括世界银行和IMF在内几乎所有金融机构和学术组织，经常修改他们对全球经济的预测，朝三暮四、眼花缭乱。解释金融危机的理论更是五花八门，我随便就能举出七八个。比如资产证券化失控、衍生金融工具泛滥、金融企业杠杆经营过度、政府金融监管缺位、货币政策非理性宽松、信用评级机构故意欺骗、华尔街天生贪婪、金融体系天然动荡、全球储蓄过剩、全球收入分配失衡等。　　蒙代尔教授，您也参加了今年7月3~4日在北京举行的全球智库峰会。峰会主题之一就是检讨金融危机的原因，那么多重量级人物的发言，似乎也是众说纷纭。我最近致力于一项研究，就是希望详尽研究历史上金融危机的实际过程，看看能否找到一个金融危机的“共同模式”(Pattern)，找到金融危机的一般规律。我觉得，假若我们对金融危机的原因没有基本共识，我们很难就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达成一致意见，很难找到正确的政策和设计正确的监管模式，来防止金融危机再度频繁发生。　　蒙代尔：解释金融危机并没有那么难，如果纵深研究历史，你会发现金融危机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理解金融危机，我们首先要注意一个基本的重大历史事实。就是固定汇率时代几乎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经济危机，而在浮动汇率时代金融危机却此起彼伏。1971年以来最大的3次危机分别是：1982~1983年的国际债务危机、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系统的坍塌。小规模的金融危机或区域性的金融危机数量更多，有统计说超过120次。　　全球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根源是国际汇率的急剧动荡。2008年的金融海啸，原因也是汇率动荡。我个人认为美联储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美联储不应该放任美元大幅升值。尽管当时美联储已经放低利率到1%的水平，流动性非常充分，但由于世界各地资金都到美国避险，美元汇率开始急剧升值。本来已经开始改善的美国经济，出口开始急速下降，2008年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滑，结果2008年后3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都为负值。我个人认为如果当时美联储干预外汇市场、阻止美元大规模升值，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会下降得如此之快，随后也不会出现灾难性的经济衰退。雷曼破产引发金融海啸，直接触发点就是美元汇率大幅度升值，雷曼破产和金融海啸并非是必然发生的。　　向松祚：您对浮动汇率的批评异常深刻，举世知名。我个人有一点儿研究心得，我觉得本质上，浮动汇率体系是一个国际货币供应量无限增加的内在机制。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有几个重要现象至今还没有得到真正有说服力的解释：第一，为什么国际储备货币增加量或增长速度远远超越真实GDP的增长速度？第二，为什么衍生金融交易特别是外汇市场的衍生金融交易发展如此迅猛？交易量早就是庞大的天文数字？它们与人类真实财富的创造究竟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帮助？第三，为什么金融危机如此频繁的发生？　　最近我看了英国《金融时报》著名的专栏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的新著《Fixing Global Finance》(《改革和稳定全球金融》)。他关注的主要事实也是过去30多年来，全球金融危机为何如此高频率爆发，他也希望找到其中的根本原因。因为找不到根本原因，我们就无法谈论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　　蒙代尔：很多人都认识到浮动汇率体系的危害。譬如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就说：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约束，最好能够回到类似金本位制时代的固定汇率体系。中国过去十几年所采取的汇率制度比较接近特里谢和我所主张的固定汇率体制。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就可以明白：1934~1971年的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体系的固定汇率时代，各国汇率都是固定的，其间也爆发过几次金融危机，但都是非常小规模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1944年正式确立，其实从1934年开始，国际货币体系就已经成为美元主导的固定汇率体系)。1971年以后的浮动汇率体系，其实对于很多国家都非常陌生，比如对日本、中国等。在金本位和银本位时代，汇率很容易固定，后来实行纸币体系，各国之间的汇率就不固定了。各国货币不知道应该与什么来挂钩。国际汇率剧烈波动，导致经济动荡。　　从制度层面来看，我认为现在全球金融制度有很多问题，特别是浮动汇率体系，它是导致整个全球金融危机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我认为这次全球经济动荡的根源是动荡的汇率。整体而言，我认为我们应该努力使国际货币体系回到固定汇率体制，这样才能避免大范围爆发经济危机。　　“浮动汇率理论和政策哲学大行其道，与错误地总结历史经验有关”　　向松祚：我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今天支持浮动汇率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如此大行其道？1944年44个国家走到一起，能够签订布雷顿森林协议，主要是吸取了两次大战期间浮动汇率和“以邻为壑汇率贬值政策”的痛苦教训。蒙代尔教授，您在多次演讲和许多文章里，将欧洲货币一体化(欧元就是永久的固定汇率体系)的经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浮动汇率政策哲学进行对比，您始终认为IMF向全世界推销浮动汇率政策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IMF的基本政策哲学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蒙代尔：浮动汇率理论和政策哲学大行其道，与人们错误地总结历史经验有关。许多经济学者将金本位制的崩溃，将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的崩溃，归咎于固定汇率体系本身，认为固定汇率体系行不通，这是完全错误的。　　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基本是固定汇率的历史，浮动汇率是1971年之后才开始流行，对人类而言是非常短暂的经验。即使如此，今天许多国家也没有采纳浮动汇率。　　我们要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1914年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暂时中止了金本位制，1920年代各国恢复金本位制，后来崩溃了。崩溃的原因不是固定汇率行不通，而是没有一个机制来提高黄金的价格，等到人们认识到这一点，各国都已经脱离了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不是固定汇率体系行不通，而是没有一个机制来提高黄金的价格。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货币政策没有遵照布雷顿森林协议的规则，美联储采取冲销干预措施来抵消黄金外流的货币紧缩效果。不遵守一些基本的规则，任何货币体系都无法运转。后来转向浮动汇率，什么规则也没有，国际货币体系因此长期动荡不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浮动汇率哲学起自1976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第二修正案》，这个修正案正式确认所谓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从那时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直在进行战斗，旨在使其成员国货币的汇率不稳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非从来就对浮动汇率充满如此巨大的热情。1971年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被反复教导要支持固定汇率。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报坚决捍卫固定汇率，浮动汇率遭到嘲笑和唾弃。因此，转向浮动汇率的确不是什么根本性新思想的产物或基金组织研究的结果。这里我们要严格区分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立场。可以这么说，转向浮动汇率对美国有利，可以提高美元的地位，但对欧洲和其他国家并非如此。欧洲很早就开始了货币一体化的进程，最初打算在1980年完成。　　浮动汇率并非是一个具有内在理论逻辑支持的政策。我相信金融危机已经促使人们来重新检讨浮动汇率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哲学了。　　“汇率稳定的关键　　是美元和欧元汇率稳定”　　向松祚：G20领导人金融峰会已经召开3次了。每一次峰会，世界都满怀期望。尽管峰会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各国立场差距很大。　　美国似乎没有具体建议，欧洲强调金融监管，发展中国家强调改革国际金融结构，特别是要对IMF进行实质改革，焦点是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份额和治理结构，包括总裁和副总裁的选择办法和程序。遗憾的是，峰会似乎没有认真讨论汇率问题。　　如果汇率动荡是金融危机的核心原因，为什么G20领导人不认真讨论汇率稳定问题？您觉得未来美国、欧洲、中国、日本、英国、俄国等全球主要大国是否有可能达成一项稳定汇率的国际协定？　　蒙代尔：基金组织的确需要改革，G20是一个重要的平台。当然，我们应该知道，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研究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历史就可以理解，几乎每一个时代甚至每一年，都有人在谈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1867年法国牵头召开国际会议讨论货币体系改革，法国王子拿破仑三世主持，希望确立法国的国际货币领导地位，那时法国是国际复本位制的主要大国。布雷顿森林协议并不是1944年才谈的，二战开打之前就开始谈了，英国是凯恩斯牵头，美国是怀特领军，谈了好几年。布雷顿体系崩溃之前许多年，辩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各种讨论很多，绝大多数我亲自参加了，主要成果是创立特别提款权(SDR)，却没能挽救布雷顿森林体系。2008年金融危机刺激人们再次讨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我想需要时间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　　G20机制有一个缺陷，就是没有一个日常工作机制来具体设计方案，领导人见面一天讲不了多少话。需要一个常设工作小组来设计具体方案。　　主要大国坐下来签订协议稳定汇率，有这种可能性，但目前这个可能性还不是很高。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关键是汇率稳定，汇率稳定的关键是美元和欧元汇率稳定。我相信欧美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终究会认识到汇率稳定的重要性。　　“大中华货币区的建议　　值得认真研究”　　向松祚：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已经成为中国各方辩论的热门话题。我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不抱太大希望，即使有所改革，似乎对中国意义不是那么大。我觉得面向未来，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佳途径是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　　我提出过一个具体建议，为了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最好的办法是建立“大中华货币区”。我仔细分析过一些数据，从商品贸易、资金流动、人员往来等多个指标衡量，大中华地区的经济整合程度已经超越欧元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当然还有语言的方便。根据您经典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我认为大中华地区具备构建一个货币区的全部条件。胡锦涛主席多次讲：为了促进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中国将致力于构建一个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我认为胡主席的构想高瞻远瞩，符合中国和全球利益。　　然而，如何构建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目前还没有非常清晰的策略和政策。我以为构建大中华货币区是最现实的途径。非常希望听取您的意见。　　蒙代尔：大中华货币区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建议，非常有建设性的想法。不过我想知道你所说的大中华货币区具体的制度安排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就目前中国的现实来说，最佳的选择是稳定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汇率，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强大经济区域。与此同时，中国应该积极建议和筹划2010年在上海召开“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会议”，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重建。此外，随着人民币逐渐成为完全不兑换货币，香港应该考虑放弃盯住美元，尽快转向盯住人民币。　　向松祚：我建议的大中华货币区，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大力推进贸易的人民币结算，尤其是大中华地区贸易的人民币结算。第二步是在大中华地区内，建立以人民币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区域，即台币、港币、澳币，乃至新加坡货币与人民币挂钩，人民币可以继续与美元挂钩。可以建立一个机制或组织，让区域内外汇储备(美元或欧元)可以共享。第一和第二步其实可以同时进行。这里面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港币的前途，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港币应该尽快转向盯住人民币。第三步是将大中华货币区机制扩展到亚洲其他国家。如果我们要设想构建某种形式的亚洲货币区或“亚元”，大中华货币区也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蒙代尔：你的建议值得认真研究。其实中国在推进区域货币合作方面已经做了相当重要的工作，比如货币互换和《清迈倡议》。下一步，中国应当与其他亚洲国家共同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积极推动亚洲各国货币保持与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