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官场寄生哲学

据半月谈网报道，领导干部“家里人”、“身边人”参与作案，已经成为当前腐败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身边人分享和递延了官员的权力，他们不是官员，却寄生官场，有的直接把所依附的领导拖下水，对官场生态造成恶劣的影响。　　“秘书办不了的事，我能搞定”　　除了“夫人腐败”、“子女腐败”、“秘书腐败”外，近几年，一些专车司机凭借其为领导服务的特殊身份，逐渐分享部分权力资源，开始参与甚至主导某些腐败犯罪，一种新的腐败群体正在滋生。　　半月谈记者通过熟人关系找到了曾为领导开过车的司机陈跃进（化名）。他告诉记者，他曾为一位地方领导开过3年车，工作辛苦自然不必说，但隐性收入确实不少，更关键的是，感觉自己的社会地位高了许多。　　陈跃进透露，对于领导来说，除了日常工作上的事情外，专职司机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帮领导接送家人；二是“发挥”桥梁作用，一些人送礼由他帮领导收下；三是为领导打点关系，有时还要帮着领导送礼。有了这三层作用，他自然就与秘书一样，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很多人都要通过他来找领导，经常有人送礼，自己有时感觉跟做领导差不多。“许多时候，秘书办不了的事，我能搞定”。后来，领导晋升之前给他安排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专家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一些领导干部而言，司机的身份就是私人秘书，领导要依赖司机做很多事情，领导家的事自然不必说，还有一些关系需要司机帮他打点，司机也可以帮助领导实现权力的延伸。部分领导干部将司机当做桥梁，进行权力寻租。而司机本人也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将领导的权力转为自己的权力，从中谋取利益。　　陈跃进告诉记者，做领导司机一定要非常“活络”，要能听懂领导的言外之意，有时还要帮助领导说谎，因此那段时间他的压力非常大。有一次领导要为一个亲戚的小孩找工作，但领导本身又不好意思直接与企业的老总说，就给他暗示，让他在吃饭时有意无意地向老总的司机透露这个情况，第二天问题就解决了。有了这次经历后，他也会偶尔以领导的名义办一些事。陈跃进说，做领导司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捞一些外快。由于他跟的这位领导比较“细心”，因此有时与领导一起出差，领导会让他多开点发票回去报。久而久之，即使没有领导的意思，他也会自己开一些发票回去，领导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然这些都是小事。如果能与领导‘融为一体’的话，来钱、办事就会相当容易。”他说。专家表示，看一个领导干部是否正派，在某种意义上，看他身边秘书、司机的做派就知道了。司机本来是一种没有任何公权力的职业，如果“有幸”成了某些不那么正派的领导干部的司机，又特别会讨领导的欢心，善于给领导提供远远超出驾车职责范围的“服务”，久经“考验”之后，便会成为领导干部的亲信，甚至像民间传闻的那样，能“方便”帮某些领导干部处理“秘密事务”，那自然就沾上了领导的权力。从这一点上说，与秘书相比，有时候司机参与领导干部腐败犯罪的程度会更深。 一些心术不正的官员，虽然级别、身份与领导司机完全不是一个等量，也会“高看”领导司机，把领导司机当成“司机领导”来讨好。他们看中的，正是领导司机特有的“信息优势”和“关系优势”。　　5种角色塑贪官秘书　　就已经公开的案例看，秘书犯罪腐败的前提大多是分享和递延了领导的权力。有腐败高官，身边人往往就有腐败秘书。程维高案是被前任秘书李真和吴庆五案牵涉出来的，陈健等一批北京市领导的秘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落网，是被当时的市委书记陈希同案牵涉出来的。　　互相牵涉的事实，证明秘书已经与为之服务的领导形成了权力链条、腐败链条。这 样的利益联盟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容不得出现一个缺口。腐败之堤一旦发生“蚁穴”和“管涌”，他们就会快速抢险。这决定了领导和秘书两者必定互相利用，互相保护，没有特殊的时机和证据，绝难查处。而一旦查处，往往就是惊天大案和窝案，甚至足以瘫痪一级政府或一个部门。　　陈希同案就是因为原副市长王宝森的突然自杀而大白于天下。陈希同一倒台，那些大大小小的秘书和官员们自然失去保护伞，难以自保。程维高案则相反，因为是从秘书李真开始查处问题，使得程维高有足够的权力和时间为之建筑“防火墙”。有媒体称：“程维高们蜕化变质得越厉害，其对李真们就越重用；程维高们越对人民的事业和利益丧失良知，就越会引用品质和道德更为不堪的李真们。”　　以与领导的关系分类，秘书大约可以分解成5种角色：文秘角色，智囊角色，经纪人角色，养子角色和黑帮角色。除第一种角色外，后4种角色都足以使秘书分享领导的权力，而不必等领导的授权，其中尤以智囊角色和经纪人角色为甚。　　文秘角色：这应该是秘书最原始、最本分的角色，主要是分担领导的事务性工作，属于有感情的文件和工作日程安排处理机。如果秘书们都恪守这个角色，也就很少有腐败的可能。但在官员的秘书中，尤其是其主要秘书中，甘于文秘角色的似乎不多。在公开报道的企业领导人犯罪中，似乎很少有秘书被牵连进去，就是因为企业的秘书一般都局限于文秘的角色，除了女秘书有可能与老板发生绯闻外，一般很少有参与决策的机会。　　智囊角色：这是领导的主要秘书所承担的角色，一般都获得了领导的青睐，被授权为领导决策作参谋。这是中国大大小小的秘书们最看重的角色，也是一些官员最愿意巴结的角色，更是少数商人最想收买的角色。因为大大小小的决策，一旦过不了智囊式秘书这一关，也就很难过得了领导的关。相反，在领导那里难以过关的决策，却可以通过智囊式秘书条陈利害，而得以过关。　　智囊角色其实是秘书最难当的角色，主要是分寸的把握。单纯陈述实情，客观分析各方观点，直言利弊，于公于私，都是最好的秘书。但这取决于领导是否愿意听真话，为人民办实事，否则再优秀的秘书都难以获得领导的信任。智囊式秘书如果一味揣摩领导意图，看领导眼色行事，摸透了领导的脾气和心事，就可能诱导领导的决策，最终代替领导决策，成为事实上的“二书记”。这时候，领导和秘书都离腐败不远了。李真在河北就被称为“二书记”，能够叫谁上谁就上，显然是分享了省委书记程维高的决策权。　　经纪人角色：这是所有腐败秘书共同的角色，也是社会舆论最为反感的秘书角色。此类秘书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与腐败的领导狼狈为奸，做腐败领导搞权钱交易的中介人，从而自己获得“腐败中介费”。一种是利用领导的昏庸或腐败，瞒过领导，私下出售权力。多数腐败的秘书是两种情况兼而有之，李真是其典型。　　李真曾说：“权力就是金钱，给我1000万元，我也不换秘书这个位置。”他几乎从来没有认为权力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到死都认为权力是用来出售和交换的。有位老干部揭露，李真在位时，让谁当厅级干部，写个条子就能解决；让谁当处长，打个电话就行。李真案发后，查处一位省委书记，6名厅级干部，14名处级干部，还有25名基层干部，可见其权力掮客的能量。　　养子角色：有些秘书与领导跨越工作关系，而密切到亲属关系，成为不磕头的养子，低三下四近乎家奴，趾高气扬类似公子。这样的秘书，几乎是领导家庭中的一员，既照顾领导的家长里短，也可以随意跟领导吹风、传话、打报告。如果领导廉洁，把这样的秘书拘管为家奴的角色，倒也不会惹是生非。但领导不廉洁，这样的秘书一出领导家门，多半会成为准公子，横行霸道；或成为经纪人，出售和交换权力以谋利谋官。　　养子式秘书虽然与领导没有生活上的抚养关系，却大多具有政治上的抚养关系。秘书获得领导的栽培而高升，高升后的秘书又会报答领导的栽培之恩。秘书跟定一个领导，就可能终生效忠于他，再彼此扩展，最终形成有政治血缘关系的权力同盟。主要领导不倒台，这个权力同盟将稳如泰山。吴庆五就与程维高走过了养子式秘书的全过程。他从程维高任职南京时做秘书，一直跟随程维高到河南、河北，最后推荐李真接自己的班，自己下海经商为李真提供资金支持。吴、李二人在程维高的抚养下，各自成就一番“事业”，与程维高一起构筑起腐败联盟的“铁三角”。　　黑帮角色：这类角色的秘书在公开报道中很少见，在影视剧中常见。他们或者与黑帮勾结，从领导那里收买权力；或者掌握了领导的腐败证据，利用隐私来讹诈领导，获得权力。李真案发后长达数月不承认犯罪，就是等待程维高的救护，因为李真掌握太多的秘密，程维高不救他，程维高也得完蛋。多数腐败联盟刚被调查时能够牢固地互相保护，就是因为陷入了连环讹诈的关系，不能不一致对外。但只要打开缺口，他们就变成了狗咬狗的关系，破案势如破竹。　　秘书得以分享和乱用领导的权力，说到底，还是对领导的权力缺乏制约，使得他能轻易地把权力送人。在部分腐败的领导那里，权力本来就是个人掌握的稀缺资源，他愿意送给谁做礼物，愿意卖给谁做交易，都是他个人的事，与党和政府无关，更与人民的利益无关。他们认为自己的权力是自己从上级领导那里争取的，只该感谢领导，不必接受党委和群众的监督。　　领导者决策能力的低下、专业知识的缺乏和个人品德的下降，都使部分领导越来越倚重秘书和司机、警卫等身边人。这时秘书干政、秘书弄权就不可避免。许多领导所听汇报都是秘书筛选过的内容，所做报告都在念秘书写好的稿子，检查工作走的是秘书和基层官员安排好的线路，所办公和居住的地方都戒备森严。他们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真空”环境中，虽贵为一方高官，权倾一时，却被秘书等身边人架空。　　《红楼梦》里的贾雨村刚到应天府就碰上薛蟠打死人的案子，正想秉公执法，却被站班的老熟人、葫芦庙里的小和尚制止，给他上了一堂有关“护官符”的权利联盟和官场规则课。贾老爷最后按小和尚的高招儿判薛家以钱抵命，徇私枉法了事。这葫芦僧的作用就如同现在的某些秘书。但贾雨村怕自己被小和尚看穿底细，抓住把柄，后来还是找机会把小和尚发配充军。而现在的部分腐败官员似乎连贾雨村的心机和畏惧心理都没有，放胆与秘书沆瀣一气，在黄泉路上你追我赶。(王永治 程相卫)　　贪官家有“贪内助”　　“我戴的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我的妻子一半。”这是山东省供销社原党组书记、主任矫智仁，在法庭上说出的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据检察机关指控，曾先后担任莱州市市长、市委书记，烟台市市委常委、副市长、市政法委书记等职务的矫智仁，从1989年12月至2000年6月，先后索取和收受99家单位和个人的222次贿赂款物，总价值160余万元。矫智仁的妻子钟福卿是个典型的“贪妻”。在矫智仁案的涉案总额中，由钟福卿直接经手的达40多万元。翻阅近年来的贪官图，经常会看到像矫智仁这样的贪官在反思自己的罪行时，也忘不了对妻子发出一声感叹。　　综观当代贪官的“事迹”，一个中饱私囊的领导干部身后，往往有一个欲壑难填的内当家，她们或从中推波助澜，对丈夫开“贿道”视而不见；或夫妇同流合污，赤裸裸地帮助丈夫受贿、索取、窝藏、转赃等。她们在直贪和助贪等方面可谓手法各异，大体有三种类型。　　一种是狐假虎威无法无天型。这些人上蹿下跳，四处炫耀，认为丈夫身居要职权大官大，自己也高人一等，想干啥就干啥，有条件有资格索贿受贿。她们被钱财障目，而没有看到头顶高悬的党纪国法的高压线，通过给人找关系、走门子、办调转、拉项目、提官职等，大量收受贿赂。　　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的妻子周继美1998年在南京出车祸后，一下进账20多万元。她对那些上门跑官者可谓“仁至义尽”，每当收受这些人的好处后，她就向丈夫肖作新打招呼要求提拔这些人。　　还有一种是吹枕边风型。这股风的主题词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有权不使过期作废”、“你不替自己想想还不为我和孩子想想”、“你还能干几年”、“别人都在大把大把地捞，你不捞谁又说你好了”等等。很多官员在这股风的吹送下，开始伸出了自己的黑手。　　江西鹰潭市原副市长魏时中原来很廉洁，为躲避他人送礼，他甚至逢年过节带着全家躲在亲戚家中，他认为这样做既“不失礼”，又不伤送礼者的面子。其妻对丈夫的拒贿行为非常不满，“教育”他说：“你怕什么，别人都这样搞，有事我来担，与你没关系。”在其妻的一再煽动下，夫妻双方共同犯罪。“前门”虚设，“后门”洞开，结果案发后魏时中被判刑15年，其妻被判4年。　　第三种类型是夫唱妇随、前面演戏后面策划的夫妻双簧型。为了实现共同的敛财目标，贪官夫妻凭借一方手中的权力，以家庭为核心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江苏省洪泽县公安局原局长孙亚光与钟书娟就是一对善于表演双簧的夫妻。孙亚光在前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具体负责办事，钟书娟却在后面收钱点票。表面看来，两者毫不相干，实际上狼狈为奸。几年下来，两人共同受贿财物30余万元。案发后，办案人员在其住宅和车库等处，光茅台、五粮液等名酒就搜出628瓶，折价近10万元，此外两人还有67万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最后，夫妻二人双双落网，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和11年。　　警惕腐败“家庭化”　　辽宁省盘锦市纪委、监察局、妇联曾联合发出一封致全市各级领导干部配偶的信，号召干部配偶成为领导干部家庭反腐倡廉的“廉内助”。有人因此戏称“反腐败到了管老婆时代”，也有人怀疑这封信对减轻腐败究竟能有多大的作用。但据报道，有关部门收集了近年来上千例腐败犯罪案例经统计分析发现，在大多数男性贪官的背后，总有一个或几个女人。她们有的是妻子名分的“贪内助”，有的是情人名分的“同谋”，联袂演绎了“前台唱戏后台收钱”的家庭共同腐败剧。　　腐败“家庭化”的核心是领导干部本人。作为一个领导干部，能否廉政为民，当然主要取决于自身世界观的改造。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郑培民一身正气也直接影响了妻子和家庭，他的妻子杨力求有个“三不”：不帮人向郑培民带任何信，不传口信，不接受任何礼品。他们的儿子说：“在廉政的问题上，爸爸把前门，妈妈把后门。”　　另一方面，“家风”不可小视。如果领导干部的配偶是个懂大局识大体的贤妻，她本可以帮助廉洁的丈夫更加廉洁，可以帮助有腐败倾向的丈夫及时改正错误。反之，如果她是个贪婪的妻子，就会把一个本来还算不错的丈夫拉下水，就会为本来就有贪心的丈夫推波助澜，甚至打着领导干部的旗号去搞特权。　　从当前贪妻层出不穷的现象来看，领导干部管好自己和管好家人同样重要，从领导干部的身边抓起，提倡“廉内助”，将反腐防线前移，不失为反腐败的一条思路。(记者于力李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