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化之痛：马云、任正非，疯狂的孤独者?

当下发生的许多商业事件，若从江湖文化的角度去解读，容易看清本质。如果金庸撰写近30年的中国商业史，一定很精彩。在他笔下，中国企业、商人、职业经理人们化身为名门正派、魔教邪派、英雄大侠、江湖混混，各种商业事件被演绎为门派大战，江湖纷争，你方唱罢我登场。一眼望去，中国商业处处江湖。大多数企业都有过或正在经历冯仑笔下的
野蛮生长阶段，而无论是企业主还是打工者，都需察言观色，周旋于各种江湖关系。可以说，江湖文化是中国企业文化的底色。不过，每当有评论者为契约精神等摇旗呐喊时，我们常乐观地以为，江湖文化在中国商业环境中逐渐消退，而以契约精神为代表的商业精神逐渐加强。但在采访中，不少社会学家和商业研究者们却告知我们一个悲观的结论，这30年来，江湖文化不仅没消退，相反日渐浓厚，而契约精神恐怕需要更漫长的时间才能回归人心。雷士照明董事长吴长江响亮的一句话更是佐证，他说，“我相信伟大的人性治理，而不是虚伪的契约精神。”也许，这代表了不少中国企业家的潜意识。他们深受江湖文化浸淫，让他们将契约精神置于短期利益之前，将遵守规则置于输赢之前，都是徒劳无功的。李开复最近也公开说到，中国互联网行业江湖化严重。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互联网行业尚且如此，可以想见其他行业的江湖化程度。江湖文化变浓的背后，不仅是中国商业精神的缺失，更是中国商业环境的令人堪忧。不乏会有人觉得这个话题有些矫情，在“好死不如赖活着、生存第一”的目标下，在“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标准下，有多少人会在意企业用什么方式去“活”?那似乎是象牙塔里的人酒足饭饱后不切实际的奢望。然而，正如企业战略专家姜汝祥所说，这正是导致中国企业容易外强中干的根本原因，你可以现在不理会它，终有一天，你会为过去的不负责任而付出巨大代价。理直气壮的商业江湖?每家企业都感叹商业环境恶劣，然又自觉不自觉地身处破坏者的行列。每当矛盾发生时，中国的企业家们常常会在契约之外拿出一套备用的招数。无论是宗庆后、任正非、吴长江还是马云无论是三十年前还是如今，皆不例外。还记得2010年马云与媒体人胡舒立的争论吗?那几乎是江湖文化与契约精神冲撞的标志性事件。单方面实施了支付宝股权转移的马云，似乎比被蒙在鼓里的软银总裁孙正义更显无奈和委屈。在马云眼里，为了拿到支付宝牌照，违背契约也是值得理解和原谅的，尤其又涉及国家政策。他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总要和他较不必要、不实际的真。然而，直到今天，马云树立的委屈形象在批评者眼中仍然不成立。“他为什么不能先协商后决策?说到底还是为了一己私利。”汪中求细节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首席咨询师汪中求尖锐地说。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肖知兴更是认为，这件事的最坏影响是让IT行业这最后一片相对的净土也变得江湖化，失去值得被人相信的资本。雷士照明董事长吴长江显得最理直气壮。他所谓的人治，正印证了江湖文化中的“老大文化”，唯我独尊。虽然眼下回归董事会，但雷士的未来注定是双输的结局。在这些典型个案背后，更是大量企业以谋略之名行江湖之实，每家企业都感叹商业环境恶劣，然又自觉不自觉地身处破坏者的行列。为何愈发盛行江湖气的盛行说明，我们离公民社会还有很远的距离。要用江湖文化理解中国商业的文化基因，首先要正本清源，了解究竟何为江湖文化。为此，我们拜访了研究江湖文化的学术权威王学泰老先生。王学泰认为，江湖实际上是集权社会、宗法社会逐渐解体的产物。根据史料，江湖文化兴起于北宋。尤其在北宋中叶，由于世袭贵族逐渐消减，农民中脱离土地和被宗法社会排斥的游民大量增加，进入城市。加之城市改成街巷制，游民的生存空间扩展，许多游民开始从事抬轿子等体力劳动，以获得相应报酬。这一重大变化不仅促进了宋代工商业的大发展，也使得社会文化逐渐变得“世俗化、游民化、底层化”，形成了脱离宗法制度之外的江湖文化。江湖人，并非仅仅是金庸笔下的侠士。有车船道路、有江湖人之处就有江湖。江湖一般分为有形组织和无形组织。前者如《水浒传》中的水泊梁山等江湖帮派，后者则更为广泛，包括存在于社会各个角落的游民、游侠和游士。由于发达的宋代商业主要由游民从事、参与，商业文化便与江湖文化浑然一体。宋代之后，大商人依旧通常与官府结合紧密，而中小商人则开始多与江湖结合。王学泰研究发现，越是动荡时期，江湖文化越是盛行。我们如今所面临的江湖文化现象，亦是同样规律，出现于管制社会解体，而公民社会、法制社会尚未完全建立的阶段。在他看来，如今江湖气的盛行正说明了我们离公民社会还有很远的距离。江湖险恶江湖文化的精要是斗争而非共赢;是小义而非大义;是小圈子而非大视野;是短视而非长久。为什么要警惕江湖文化对商业的影响?王学泰揭开了江湖文化的面纱：它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那般义薄云天、英雄辈出、令人向往。表象背后，江湖文化的精要是斗争而非共赢;是小义而非大义;是小圈子而非大视野;是短视而非长久;是破坏规则而非遵从秩序。一句话，江湖险恶。我们将江湖文化的特点归纳为以下几点：斗争文化、注重短期利益、容易破坏规则、极致的小圈子文化以及老大文化。在中国商业环境中，我们恰恰都能找到相应的投射。斗争文化360公司董事长周鸿，算得上是江湖斗争文化的突出代表。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不犯我、我亦犯人，因而被人戏称为“邪教教主”。大多数企业虽未如此，却将斗争作为主旋律，动辄宣称“打一场战役，占领一个高地”。或是为了争夺地盘，不择手段，互相污蔑诋毁，最终两败俱伤。蒙牛伊利便是一例，而这种所谓的“狼文化”如果丧失了底线，便成了“恶狼文化”，不仅伤害企业和行业，更伤害消费者对中国企业的信心。王学泰说，这也与上世纪几十年的战争历程对人们的精神影响息息相关。这种主动进击或能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但也很容易引发无底线的斗争。“因为兵行诡道，如果一直以打仗的心态经营企业，必然行诡道，讲厚黑，不择手段。”注重短期利益这是江湖文化在企业经营中的另一大表现。根本原因是不确定因素过多，导致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伍子胥曾曰：“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由于外部不确定因素多，所以很多企业急功近利，鲜有长远打算。中国的“快公司”越来越多，生得快、长得快、卖得快、死得也快。而真正积淀下来能与西方经典品牌媲美的品牌却寥寥无几。凡是需要持久力坚持的事，如企业文化、品牌建设、人才培养等，往往都是中国企业的软肋。例如史玉柱的营销才能虽一度被急功近利者追捧，但他终究并未打造出一个伟大的、有价值的品牌。破坏规则正所谓“闯江湖”，要“闯”必然要主动进击，破坏规则。因此，江湖组织、江湖人，常常是规则的破坏者。可悲的是，很多人已经习惯了这种破坏，并美其名曰“不按常理出牌”，最终标准是成王败寇。例如普遍的商业贿赂、超越底线的价格战、充斥着假账的财务报表，以及做足了表面文章、内在却混乱不堪的项目招标，等等，市场由此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窘境。当破坏规则成了习惯，惩罚也必然会来。于是，中国概念股在美国遭到大规模做空，中国的劣质产品在国外被看低、抵制甚至烧毁，不少水土不服的来华企业选择撤资。小圈子的义江湖文化的精髓即“义”，但这种“义”多局限于江湖人组成的各个小圈子，是“小义”，而非“大义”。而且越是弱势的小圈子，越强调“义”。肖知兴在他的《企业江湖》一书中写到，原蒙牛董事长牛根生常常表现得讲义气，不亏待自己的团队。然而这种“义”是江湖文化中的“小义”，只用于蒙牛这个小圈子，却没有用于广大的消费者。同时，这种“小义”对于企业内部管理也有负面影响，导致中国企业难以真正国际化。例如在制定战略、人员安排时，许多中国企业家会过多考虑是否违背了兄弟义气，而非专注于战略的合理性。姜汝祥举例，柳传志当年分拆联想便有彰显义气的成分。同样的事情，如果是西方企业，则会择更优者继承，不会诸侯割据，难成合力。老大文化王学泰说，古代的商人并没有所谓老大文化，他们大多谨小慎微。而今的企业越来越奉行“老大文化”，根本原因是
它们并不强大。企业家为了便于控制，必须有严苛的制度，甚至比强大的皇权更为严苛。我们常常看到，某些企业的老板所到之处，排场犹如皇帝出巡。他们表面上鼓励争议，其实听不得反对
意见。凡是跳槽员工，皆视为叛徒，永不再用。雷士照明的董事长吴长江，便是典型的江湖老大型领导，以“人治”为根本管理法则。在与软银赛富和施耐德的对垒中，他不惜以极端方式，将员工、经销商、供应商等利益捆绑，以威胁对手。不听其指令者，后果必将损失惨重。然而长远看来，资本市场却未必买这位老大的账。作为一家上市公司，这种无视契约、规则、法律约束的做法，已经让许多投资人心怀芥蒂，甚至加剧了投资人在投资中国民营企业时的担忧。姜汝祥甚至直言，如果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中国企业暂且放慢国际化的脚步，或是根本不要做大。所有这些，都是江湖文化在商业领域的体现。从这个角度去解读许多商业事件，便容易看清本质。甚至有些无序已经到了连江湖文化都不容的地步。王学泰戏称，“因为商业发展太快，一波接一波的创业者，很多是生瓜蛋子，很多人连最基本的江湖道义也不讲了。过去的江湖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现在是‘插朋友两刀’。”断裂的契约精神要想重新寻回契约精神，首先需要摆脱战争思维状态。另一个疑问是，在如今的中国商业环境里，为什么江湖文化和契约精神常常发生剧烈的冲突?它们是天然相悖的吗?多位被访者直言，契约精神中国自古有之，只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下进一步成熟、完善。可悲的是，由于近百年来战争导致的文化断层，如今很多中国人丢失了老祖宗几千年积淀的契约精神。所谓契，就是古代人们把约定刻在竹板上，分成两半，日后以竹板为凭。古代商业更是以信用为本。孔子讲“七德”时，说商就用了一个榷字，后来常用“谨榷”二字形容商人的状态，既守信又谨小慎微。后来的徽商、晋商更是以诚信为本的商帮。诚信是否就等于契约精神呢?汪中求认为，诚信的范畴还小于契约精神，因为契约精神的前提是人人平等，而诚信多指下对上，或者平级之间的信，至于上对下，常常忽视了诚信。王学泰强调，中国眼下契约精神的缺乏是由于上世纪几十年的战争状态、阶级斗争造成的，因为战争思维不讲契约。要想重新寻回契约精神，首先需要摆脱战争思维状态。更重要的是，人们不能认为改革开放是临时性的，否则会影响信心，从而急功近利。我们离契约精神究竟有多远?王学泰有些悲观。他指出关键是当下的主流势力在遵守契约上还有许多不妥之处，导致人们常常无所适从，被迫违规。因此，客观看待中国商业江湖的混乱和迷失，也有许多无可奈何。中国商业进程中断多年后从头开始，野蛮生长的过程或许不可避免。然而，孔子曰，“行不由径”，关于义与利，胜负与规则，短赢与长胜，凡此种种，是到该从根源上重新思考的时候了。延伸阅读肖知兴 谈企业江湖江湖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江湖本质实际上是丛林规则，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谁的暴力强谁说了算。江湖文化把人的动物性激发出来，通过血缘、地缘组成小团体、小圈子。跟现代商业文明相比，它第一缺宗教，第二缺法律。海盗文化与契约精神西方人的海盗组织演进为契约精神，中国的组织却没有。根本原因，或许是海洋文明和陆地文明的差别。第一，海军天生对外不对内;第二，造船需要钱，天然地属于有产阶级的事业;第三，造船需要很多知识，又是知识群体的事业;第四，海军的本质是要同舟共济。陆军打仗，看到形势不对很容易就逃。在大自然面前，海军很渺小，所以人就更卑微，更容易形成合作，遵守共同的约定。去江湖化，必须充分全球化江湖文化的自我复制能力很强，因此要想去江湖化，就要充分地全球化。WTO了，互联网了，每年许多人出国了，这些无法改变的趋势，才能帮助中国融入蓝色文明。疯狂的孤独者?以柳传志、王石、冯仑为代表的一批人正试图走出江湖文化。马云、任正非等却都有江湖的一面。江湖气在马云的支付宝事件、任正非的接班人事件上都显露得淋漓尽致。任正非很少跟企业圈子的人打交道，好处是可以脱离喧嚣的红尘，坏处是他丧失了很多机会从别人那里看到自己的不足，很容易陷入一种孤独。由于没有宗教信仰底色，中国的孤独者成为“疯狂孤独者”的概率极大。附文吴晓波：庙堂弱则江湖强《中欧商业评论》(以下简称CBR)：商业社会出现江湖化的原因是什么?吴晓波：如果庙堂更有秩序，人都愿意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生长。如果那些支撑庙堂的支柱，如价值观、善恶、司法体系、社会精英的阶层构成等等没有修缮，人们对庙堂失去了信心，就会趋利避害，自然投向另一种形态——江湖。从商业环境看，有秩序、规范、能稳定获益的地方，江湖就会变小。CBR：为什么中国商业去江湖化很难?吴晓波：从公司治理的角度，不管是东方、西方，不应该有截然相反的游戏规则。可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太快，造成人的贪婪，突破道德、法律的底线。而中国的法律惩戒体系又不够，一些违规者的获利远大于受到的惩罚。就像宗庆后、史玉柱、周鸿祎，现在成为中国商界大亨了。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法律不受尊重，违法成本太低，最终舆论制造出一个个“成功者”。我们现在是“唯成功论”，只要你赚钱就成。同时，中国知识分子太软弱，他们本身对商业文明的理解程度不高，这个短板太明显。就像木桶理论，水位越来越高，财富越积越多，但水更容易溢出去，然后整个环境就被破坏了。如果不能进行很好的反思和处理，水最终都将流走。越野蛮的人，在这个游戏规则中获利越大。CBR：怎么看待宗庆后和吴长江等企业家与投资人的纷争矛盾?吴晓波：从早前宗庆后和达能之争，到现在的雷士事件，本质上都是同一个逻辑。他们在用中国人的方式对抗法律约束效应的契约问题，最终都获胜了。雷士事件比当初的达娃之争更恶劣。在达娃之争时，舆论界与法律界对于很多界定还不是非常清晰。而雷士事件是一个很明确的事情，最终还是通过绑架经销商、内部员工罢工这样的方式来推翻契约。虽然大家对吴长江的做法不以为然，但大多数情况下，最终妥协的还是资本。资本最容易疲软，独立性也最强。一般资本都会选择一个最安全的方式，这就是阎焱的选择。当然，如今也有进步的部分。例如陈晓和黄光裕会干上，说明这个国家的舆论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如果在20年前或者10年前，陈晓根本就没机会去鼓动媒体。包括雷士事件也一样，大家会慢慢进步。法律也是一个不断被违背、被突破、被修补的过程。CBR：其实江湖文化也有一些闪光点，该怎么看?吴晓波：江湖文化中好的一面也在发扬，比如NGO组织其实就是一种江湖模型，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干一些没有功利的事，组织内可还有一些契约。在民国，张謇、卢作孚、陈嘉庚、杜月笙，都是代表。他们在小地方开始做起来，那就是江湖实践。今天的中国没有这样的条件，企业家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就变成另外一种NGO了，企业家在一起去做点扶贫帮困的事，以此来实现他们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