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包就是社会生产”

这不只是一场互联网的变革，而是整个商业的变革；这也不只是一场商业的变革，而是整个社会的变革。　　林永青/文　　过去十年，世界各地的人们显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行为：人们集合在一起，共同完成任务，有人甚至分文不取；而这些任务曾经是由某个专业领域的企业雇员完成的。简单地说，“众包就是社会生产”。众包的出现，始于开源软件。Linux操作系统的开发证明，一群志趣相投的人能够创造出比诸如微软公司等商业巨头所能够生产的更好的产品。　　网络社会中的数字移民和数字原住民　　“数字移民和数字原住民”的概念，由Mark Prensky在2002年率先提出。“数字原住民”是指从出生开始就生活在“有”互联网的一代人；而“数字移民”则是指成年后才开始接触互联网的一代人。数字移民也许本能地抵触变化，而数字原住民在社交媒体的影响下长大，长时间在线、用手机拍照、看游戏电影，他们虽然与数字移民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却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可以同时做很多事，能随时和素未谋面的人融洽合作，最重要的是：过去几代人消费媒体的热情，现在变成了创造媒体的热情。这就是众包的一代，他们完全能够适应网络社区取代传统公司的未来；这场革命将由孩子们发起。　　不要问大众能为你做什么，问问自己能为大众做什么。网络2.0的经营者们大多意识到了，成功的大众参与，就是网络版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最高层次的需要：尊重和自我实现。社会中的人们总是需要满足一些心理、社会或者情感上的需求。如果这些需求没有被满足，他们就不会参与了。这意味着企业必须转变一般雇佣关系中的思路。如果iStockPhoto建立社区的目的是创造廉价的业余摄影师劳动力，它可能会失败。好在创办人利文斯通的初衷是创造一个网上家园，热心的人可以在此分享作品，给其他人的作品提提意见；当然，还可能顺手赚上几美元。　　大规模的业余化：“多样性打败超人能力”　　众包植根于一个平等主义原则：每个人都拥有对别人有价值的知识或才华。众包作为桥梁将“我”和“他人”联系起来。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特质，每个“我”都站在众包的中心，这不是人类最近百多年来商业社会的思维习惯。——自然创造了人类个体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存在于一大群人中时，构成了多样化。　　另一方面，群体的定义是“一群因共同特点结合在一起的人”。如共同点太多，会削弱集体智能；而集体智能的活跃程度和一群人中多样化的程度，及人们表达个人意见的能力成正比。多样化要想战胜超人能力，必须满足一些限定条件。首先，这个问题必须真的很难解决。其次，大众必须具备随时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参与者必须来自一个足够大的人才库，以确保各种方法都有。另外，他们表达自我个性(即他们局部的“隐性知识”)的能力必须没有受损。群体的智慧因此胜过其中最聪明的人。　　虚拟组织既是公司，更是社区　　管理大师德鲁克所认为的“下一个社会” ，“既是一个知识社会，也是一个组织社会，因为只有通过组织化的实践，知识才能够产生效用。而且，这个知识社会中的企业更像一个社会化和网络化的非营利机构。”众包的实践，验证了德鲁克20多年前的预见：其一、众包的知识组织也是一种类学术机构。同样早在1983年，MIT的电脑专家理查德·斯托曼就决定一个人对盖茨开创的软件工业宣战，他还为黑客团体模糊的偏好下了“专业团体”的定义。“这是伟大革命的第一枪，但在当时几乎没有人听到”。其二、就是本节的主题：组织更像一个个NGO和社区，而不是公司。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公司制就是人类最好的生产方式。管理大师查尔斯·汉迪也认为，“公司制不过是人类社会近150年来选择的一种生产方式”。　　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VISA信用卡：这家世界最大的公司，其实是一家虚拟企业。迪伊·霍克，VISA的创始人及CEO，于1992年被美国《金钱》杂志评为“过去25年间最能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八大人物”之一。他非凡的商业思想使VISA成为了一家由所有信用卡持有者共同拥有的虚拟企业。迪伊认为：商业和金钱并不是人们生活的全部；应当尽力地消除企业内部的等级制；企业要与用户共同经营、拥有；要建立商业生态系统；用东方的整体论、而非西方的还原论来思考商业；研究虚拟组织中的复杂性科学等等。——不知是不是巧合，VISA公司成立于1969年，与互联网在同一年诞生！　　文化的改变：更为平等、开放的商业文化　　平等的创造者。“众包”与福特主义是对立的，后者代表着主宰工业时代的流水线精神。而众包提供了一种假设：我们都是创造者——艺术家，科学家，建筑师，设计师……或者他们的结合。它带来了希望，探索创造性表达的新途径，释放出一种潜力，即每个人都能在不止一种职业里追求卓越。众包所包含的这种潜力，换句话说也是种威胁，它提供给某个职业一种思路，就像在工业时代提出了手工制品——互联网上大规模的个性化，成为了可能。　　社会人而非企业人。另一点文化上的转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感情上，不再狭隘地属于某一个公司的企业人，而成为属于整个行业的社会人-- 职业人更是社会人。又是德鲁克，他说，“公司也是社会政治的机构” ——经理人的决策依据，并不是“什么是对的”，而是“什么是公司可以接受的”。经理人既不能做出牺牲公司利益的决策，也不能做损害消费者的事情。这是从道德上的自我判断，从感情上也是如此。　　教育过度的副产品。西方中产阶段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受到的教育过多了。美国大学委员会的统计，“从1940年起，25岁~29岁完成4年或超过4年大学学业的人口比例翻了4番”。这也是一件好事。教育是推动信息经济向前发展的引擎，从金融服务到市场营销，它满足了日益增长的需求。尽管近年来的趋势是，让学生倾向于取得比如工程、商业、通信等能尽快谋生的学位，但可以看到，大学生的课程中选修课占了大半。因此，“即使是最专心致志的商学院学生也可能爱上艺术、历史；即使最专心致志的人类学的学生，也可能发展出对气象学的喜爱”，学生们可能在上课时学到摄影或播客(视频分享)之类的技能，但会迅速地将这些所学运用到生活中。开始是选修，逐渐成为兴趣，毕业后便成为副业。特别是如能轻易在BBS上找到许多志趣相投的人，一起互动交流，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众包利用了一个事实：我们的兴趣比名片给人的遐想更多样化。　　消费者的创新权力。2005年，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团体的领导人，里克·冯·希贝尔出版了《民主式创新》，讨论消费者如何慢慢地获得创新权——生产的权力也决定了分配的权力(林永青语)——“富有创新精神的用户能自己将真正想要的东西制造出来，而不是让制造商代为完成(大多数时候不尽如人意)。”冯·希贝尔写道。众包并无一系列固定的规则，有时最好的战略就是运用才华即兴创作和创新。　　众包也需要领袖。对众包的误解之一是，大众是分开工作的。事实上最成功的众包都是由大众和指导他们的某几个人合作完成，这些人在开源软件中称做“仁慈的独裁者”。2006年，计算机科学家杰龙·拉尼尔在网络杂志《边缘》上发表文章，名为《数字毛泽东主义》。他有一些精辟的总结——“在我所知道的(运用)集体智慧的每一个实例中，都有一些善意的个人，他们指导和鼓舞着群众。这些人把注意力放在集体身上，在某些应用中，他们也纠正了一些人云亦云造成的错误。”换言之，就像在开源软件计划Linux中林纳斯·托瓦兹的作用一样，我们需要一些决策者，社区也需要领袖。■　　(作者为价值中国网CEO，此文是《众包》一书序言的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