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转型

第一次“转型”虽然创造了世界为之瞩目的经济奇迹，却忽视了经济高速增长造成的“精神物化”和社会分化；第二次“转型”既是第一次“转型”后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的必然结果，也是一个充满焦虑的社会的自发要求。　　第二次“转型”　　The Second Transformation　　文/岳生　　中国社会正面临着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转型”。　　这次“转型”与第一次“转型”有着本质的不同，30多年前的第一次“转型”完成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而这次转型则是需要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心理等多方面紧密配合、全面平衡的变革，其难度比第一次“转型”要大得多。　　第一次“转型”的重点在于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变，用通俗一些的话说，就是把被压抑的个人创造力和被禁锢的竞争力释放出来，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解放生产力。因此第一次转型的目标就统一在了GDP的增长上，手段路径则简化为私有化的企业制度变革，实现起来相对简单。至于其他方面，与其说是变革，不如说是经济变革下的影响，甚至市场经济所及之处，社会各个阶层的生存状态、政治理想、文化心理在功利主义的撞击下发生了大裂变。　　第一次“转型”的最大成功在于创造了世界为之瞩目的经济奇迹，而失败则在于忽视了经济高速增长造成的“精神物化”和社会分化，使整个社会逐渐被锁定在一个被金钱和权力固化的二元利益结构中，民众的主流价值体系被这个强大的利益结构绑架，教育、文学、艺术等需要自由和创新的领域沦为金钱的奴仆，人们的幸福感随着物质水平的增加而进入了一个由高到低的拐点。　　于是第二次“转型”应运而生。这是一个充满焦虑的社会的自发要求，也是第一次“转型”后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的必然结果。今年“两会”代表们的
意见集中地体现在教育、医疗、房价等民生和社会问题上，这些问题实际上触及了改革开放以来累积下来的矛盾和纠结，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阶段。因此，对于第二次转型而言，除了要改变以牺牲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代价、依赖要素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外，还要进行政治体制、社会大众福利保障、教育和文化体制等方面的重大变革。　　观察发达国家经济体，尤其是日本等东亚经济体的转型历史就可以发现，“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就是体制转型的陷阱。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非常需要果断地推进改革与转型。或许中国过于担忧经济转型带来的增长速度减缓，从而惯性依赖速度效益型的经济运行，这使得发展模式的转型从根本上缺乏动力。　　中国要想进入到一个社会和谐、民富国强的大同社会，要想避免物质文明由于社会的失衡而失去增长之源，第二次“转型”就必不可少。然而，这一次“转型”的目标多元，既要保持GDP的稳定增长，又要想办法改善民生，减轻社会集体性焦虑，遏制贫富差距加剧的势头，还要在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中争取主动，因为全球化让我们卷入了一场没有退路的国际竞争。要实现如此多的目标，平衡如此复杂的利益关系，尤其是要打破被固化的利益结构，第二次“转型”，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