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告诫

布鲁斯和锡克可以说是亲眼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崛起。当然，他们所　　给予的告诫越到今天越显得重要，并且难以回避。　　企业史笔记　　吴晓波　　今天为大家回顾一段三十年前的一则轶事。它对于当今的意义，我说到最后，大家自然就明白了。　　话说1979年，中国已决定搞经济改革，可是怎么改，有没有可以借鉴的模式，都是一些困扰人的问题。欧美和日本经济模式不可全学，因为体制不同；苏联当然也不能学，因为已经学过了却被证明是错的。唯一可以学的，似乎就是同样在社会主义阵营里的东欧模式。从1960年代开始，东欧各国开始进行各自的经济试验，形成了所谓的“匈牙利模式”、“南斯拉夫模式”、“罗马尼亚模式”以及“捷克模式”等等。　　从1979年底起，中国先后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东欧经济学家：波兰的弗?布鲁斯和捷克的奥塔?锡克。　　布鲁斯曾任波兰计划委员会经济调查司司长，参与起草了1956年波兰经济改革方案，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他的关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权和分权模式理论被称为布鲁斯模式。按吴敬琏的看法，东欧各国的经济改革模式其实都是布鲁斯模式的变型。来中国之前的1972年，布鲁斯已因呼吁民主改革而被放逐，被迫逃亡英国，担任牛津大学的客座教授。　　据记载，1979年最后一天，社科院经济所四楼会议室挤满了人，布鲁斯在这里宣讲东欧经济改革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会前，中国学者赵人伟和吴敬琏共同拟定了一份写得满满的问题清单交给布鲁斯，上面的问题几乎就是全部中国经济学家心中的困惑所在。　　布鲁斯当然无法解答上述的每一个问题，他按自己的思路谈了对经济改革的认识。布鲁斯所主张的经济改革，在国际学界被称为是“引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在这种体制里，市场机制是完成计划的工具。他的讲话被整理出来，报送党中央和国务院，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和极大的兴趣，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专门出面和他交流经济改革
意见。布鲁斯当时的身份既是一位经济学家，同时还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和流亡者，中央高层并不避讳，可见求贤与思变之心切。正是因为布鲁斯访华成功，才促成了另外一个流亡经济学家的来访。　　奥塔?锡克是一个比布鲁斯更“敏感”、名气也更大的人。他曾任捷克斯洛伐克主管经济改革的副总理，被称作捷克经济改革之父。1968年，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发起了“布拉格之春”改革，改革纲领中的经济部分便由锡克主导。这场改革被苏联认为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之嫌疑，因此，苏联于该年8月20日悍然出动军队进入布拉格，逮捕杜布切克，这便是轰动世界的“布拉格之春事件”。在西方学界，它被认定是冷战和苏联集团解体的转折点。锡克当时正在南斯拉夫访问，因而幸免于难，他随后流亡瑞士，在圣加伦大学任教。　　锡克比布鲁斯有更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在西方呆的时间也已长达十年。所以，他的思想更接近西方经济学家。流亡期间，他相继完成了《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第三条道路》等多部论著，反思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实质，寻求在西方自由市场和苏联模式的命令经济中的第三条道路。在经济改革的理论上，锡克认同改革的系统性观点，不过在制度安排上，锡克更趋于自由化。　　布鲁斯和锡克的讲学，给中国学者带来很大的震动。他们原本以为改革就是一种政策的调整，而布鲁斯和锡克却告诉他们，经济改革不是个别政策上的改变，而是从一个系统转变到另一个系统，东欧改革的经验教训已经表明，一揽子改革优于单项改革，而成功的改革必须要有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否则很容易在中途发生经济波动。　　更重要的是，他们再三告诫中国的同行们：“经济体制改革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归根结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　　布鲁斯和锡克分别于2007年和2004年去世，他们可以说是亲眼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崛起。当然他们所给予的告诫越到今天越显得重要，并且难以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