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四大投资陷阱

新兴产业的不成熟，战略性行业受制于投资地的政治波动，城市化的逆转，产业升级的遇阻，都将对众多领域的投资造成影响。　　文|罗天昊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回首“十一五”，中国经济发展获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是极少数几个仍然保持高速发展的国家之一。机遇往往与挑战并存，关于“十二五”时期的未来机遇，已经引起了普遍的热望，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警惕，在未来时代，会出现一些“陷阱”，而这些陷阱，正是由于机会的不确定性而造成。　　新兴产业的陷阱　　新兴产业，不仅是国家层面的未来希望，对于很多企业来说，亦是未来投资重点。民营巨头比亚迪，已经将电动汽车作为未来方向，投资将达100亿之巨，而无锡尚德、江西赛维等，均已经以新兴产业作为主业。　　不过，据相关方面估计，就全国而言，很多年内，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可能不到10%。尽管潜力巨大，但是，从潜力到现实，尚且是未知数。很有可能出现投入巨大但是却收益迟缓的情况，更可能出现新兴行业的“火拼”局面，将蓝海变为红海。　　以太阳能产业为例，现在全球有46个国家将太阳能产业作为未来新兴产业的支柱，而在国内，几乎所有的省市，都将太阳能产业作为未来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目前江苏、河北、河南、浙江、江西等已经引领先声。湖北、湖南、福建和海南等也蓄势待发，如此，很容易导致新兴产业的同质化。　　对于新兴产业的误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认为，其产生的根源，还在于市场机制的失灵。　　匡贤明认为，地方政府对于新行业投资拉动GDP，普遍比较感兴趣。在当前的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区域竞争环境下，必然出台相关的倾斜政策，以扶持新兴产业发展。最后，形成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过剩。　　新兴产业还是传统产业应该视当地情况而定，但是中国是目前的诸侯经济体制，导致各个地方的产业结构高度雷同，尽管有产业转移的格局，但欠发达地区总会想，我不能老在发达地区后面，我们要弯道超车，表现在产业上就是倾斜于新行业投资。而发达地区则会想，我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最有条件发展新行业，所以也大力发展新行业。最后容易形成过剩格局。　　匡贤明认为，把新行业发展交给市场，地方政府少些父爱主义，即可解新兴产业泛滥之困。“未来最大的经济陷阱，我觉得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没有突破。这也是中央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原因。新兴产业的问题，是其中的一个具体问题而已。”匡贤明说。　　战略性产业的陷阱　　此前，战略性产业，如石油、钢铁等，一直是政府、企业投资主体稳赚不赔的项目，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隐形领袖，在这些与国家战略息息相关的领域，中国向来是得天独厚，在亚非拉进行了数额巨大的石油、钢铁、铁路等领域的投资，但是，随着一些区域政治的动荡，中国在战略性产业方面，也开始出现危机。　　最典型的是本次苏丹分治。本月，苏丹通过公投，总统承认南方独立，而南方马上将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这对中国可不是什么好消息。中国在建设苏丹石油产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996年，中石油收购了苏丹利润最大的石油开采权40%的权益。中国还帮助建设了一家炼油厂，数个出口码头和将苏丹石油北输至位于该国东北海岸的苏丹港的输油管道。中国企业现在控制着苏丹石油业约40%的权益。苏丹开采的约60%的石油售给中国客户，这让该国成为中国六大石油供应国之一。　　目前，苏丹分离已成定局，中国在苏丹的商业利益也被分割：苏丹约80%的石油位于南部，但用来将石油运往海外的港口却位于北部，石油输送由一条连接南北的输油管道完成。作为苏丹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中国将不得不面对南北苏丹的分歧。中国计划修建一条输油管道，这条管道将从苏丹南部的油田通向肯尼亚海岸，苏丹南部正在促成该计划。但这很可能会招致苏丹北部的不满，他们担心石油财富被切断。　　其实，不光是苏丹，中国在其他亚非拉区域的战略性行业投资，都遇到类似挑战。中国帮助缅甸在北部建立了水电站，但是，这个水电站，由于缅甸政府与少数民族的冲突，中国为此深感不安，而中国在缅甸修建的输油管道，则将穿过几个少数民族控制的地区，2010年，有几个炸弹在管道附近爆炸，造成中国工人的伤亡。为此，中国不得不促成缅甸政府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谈判，而为此，中国在投资之外，不得不追加一些资源和经济成本。就投资而言，等于利润变相受到削弱。　　中国作为一个战略资源大国，苏丹问题只是一个开始，中国在亚非拉的广泛投资，都将因为当地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变得充满风险。中国一向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投资国的政治风云变幻，却非中国本土投资者所能控制，中国也历来不愿意参与。这些，都对一些战略性行业的投资，造成了风险。　　逆向城市化的陷阱　　对于中国未来高速经济增长，人们寄予厚望的一个领域，就是中国的城市化的继续，很多人将城市化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尤其对于地产行业来说，城市化的加速，是房地产行业投资兴盛的重要机遇。而对于似泛华这种致力于城市规划建设的企业来说，大规模的城市化，亦是其崛起的巨大推力。　　但是，城市化在中国，到底是过剩还是不足，现在已经逐步开始出现争议。有观点认为，未来的青年人口不足，将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停滞，乃至出现逆转。　　从历史角度看，城镇化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居功至伟。经过30多年的经济发展，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有了稳步提高。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尤素福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有10%可以归因于城镇化的进程。　　截至2009年底，中国城镇人口6.22亿，城镇化水平46.6%。中国城镇化率逐步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果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趋势将保持15～20年的时间，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达到并超过50%，开始进入城市社会。　　目前，中国的农业人口仍然超过7亿、比重占53.4%，从表面看，城镇化的潜力非常巨大。但是，如果以工作和居住地来统计，而不按户籍统计的话，则中国的7亿农民中，有2.3亿在城市务工，实际上，中国只剩下4亿多真正留在土地上的农民。　　而按照这种计算，如果设想这些在城市的农民工总量保持不变的话，则中国真实的城镇化水平绝不是46.6%。而是已经超过了60%。　　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尚有近2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的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不足5000万。近年来，中国各个城市出现“民工荒”，即是劳动力市场出现“刘易斯拐点”的例证，而计划生育政策实行20多年之后，青年人口普遍减少，留在农村的，主要是老人，农村人口虽多，但是有效劳动力却很少。　　不仅如此，中国还出现了“逆城市化”倾向，最近几年，出现了一股“逃离北上广”的潮流，其实，不仅是北上广，很多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恶劣的生存环境，已经使其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大大降低。城市化出现了逆转的迹象。虽然我国目前将大力发展小城镇当作城镇化的主要发展方向，但大城市人满为患，小城镇无人愿意去，中国的城市化，面临着人口来源枯竭的危险。再加上计划生育造成的青年人口的急剧下降，未来城市人口将越来越少。　　在此情况下，地产行业将出现重大拐点，而各个城市狂热的基础设置投资，也将开始降温。在未来，投资地产和基建的企业，需要变得谨慎。　　产业升级的陷阱　　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中国奇迹”，在此情况下，很多人提出，中国完成了初步的强大之后，应该走向全球产业链的高端，迅速实现普遍的产业升级。　　不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亦存在着严重的隐忧，中国逐步面临“两线作战”的困境：在高端领域，中国的产业升级，受到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阻击，投资高新技术产业，风险巨大。而在低端领域，中国的全球市场，则被印度、越南等后发经济体逐步侵蚀。　　在高新技术行业，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巨大，中国最先进的航天工业，已经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十年以上，大飞机项目几乎是白手起家，举步艰难，核心技术控制在美国、法国、以色列等发达国家手中。而在新兴的电动车、太阳能等领域，核心技术亦在美、德、日等国。　　由于核心技术的缺失，中国企业在大众制造领域，亦是大而不强。　　在中国竞争最激烈的家电行业，核心的技术却在美国和日韩，在汽车领域，核心技术控制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国手中。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一汽车大国，但是，市场上的高档汽车，如宝马、奥迪等，却几乎都是德国货。　　在中国无数的工厂中，正在运转的性能最良好的机器，也许是来自德国，而各种热火朝天的工程基建，我们将发现日立、神钢、现代、大宇等，都是来自日本和韩国。而中国未来寄予厚望的装备制造行业，中国与德国和日本企业的短兵相接，将不可避免。　　在高端产业领域和主流产业，中国企业的产业升级，受到核心技术的制约，短期内将难以实现。　　而在低端领域，随着中国国内劳动力成本的逐步上升，其优势已经逐步弱化，逐步被亚洲其他国家赶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和越南。　　印度与中国的龙象之争，一直为全球广为关注。同为金砖四国，印度的劳动力价格比之中国更有优势，在近几年的中国纺织业的危机中，印度纺织企业乘虚而入，崛起为世界第二纺织大国，对于中国纺织产业形成巨大威胁，而因为语言和文化优势，印度在低端服务业方面，更具有中国不可比拟的优势。IMB、微软等的亚洲服务中心，均设在印度。　　在“中国制造”成本上升之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人力资源，相对中国形成了比较优势，而建立在劳动密集和低人力成本基础上的中国制造，则受到了影响。鉴于中国内地成本的上升，很多跨国巨头，已经将其在亚洲的制造基地，从中国迁到越南、印尼、大马等地。其中，越南已经抢走了中国大批的玩具订单。同时，在东南沿海相对发达的区域，很多中国企业亦开始了战略转移，很多广东企业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越南。美的、格力、格兰仕等知名制造企业，均有越南投资计划。　　在高端领域，中国企业受到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阻击，而在低端领域，中国将受到印度等后发国家的追赶，中国的产业升级，难以在外部竞争中实现。如此，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将面临巨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