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凡生：善败方能“聪慧”

第一个100万挣得很容易　　郭凡生，经历过上山下乡，当过兵，1982年大学毕业后在内蒙古建委研究室、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对经济学与改革理论进行了多年研究，曾提出“反梯度理论”。至今，郭凡生都以学者派企业家自居。但“学者”郭凡生在帮企业做指导和咨询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理论研究与市场现实的巨大差距，他提出的知识经济、劳动制股份等想法颇受质疑。　　当彻底发现理想在现实中无法靠岸时，郭凡生决定自己创业，他希望在自己的公司中将理论研究理念转化成企业实际运作。1991年，他承包了某公司的商情分析中心，依靠以前为企业进行信息服务的基础，开始了商情服务的探索。1992年10月18日，由郭凡生出资7.4万元，注册资金14.8万元的慧聪公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成立。郭凡生开始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将家电、计算机等经销商的报价信息收集起来，进行分类、加工处理。　　但在中关村的许多商家眼中，这是一种最不入流的做法，遭到众多商家的指责，有一次郭凡生甚至被客户赶了出来，他又不得不“腆着脸”走回去。但在信息披露、竞争透明化的压力下，终于有越来越多的商家接受了这种方式。于是，郭凡生轻松地挣到了第一桶金，不到一年，慧聪的收入就超过100万元。“当时在中国挣到第一桶金很容易，因为很多优秀的人不来经商，市场也还不规范。现在挣钱比那会儿难多了。”　　慧聪不是网络公司　　此后，国内陆续出现了类似服务，竞争激烈。与新技术相结合，进行模式创新，成为郭凡生坚定的理念。　　1995年，郭凡生希望通过广播电视的图文广播进行网刊传播，但由于技术不成熟不得不放弃。1999年11月，慧聪网正式开通，郭凡生也搭上了互联网的浪潮，开始确定“网＋刊”模式探索。虽然众多的.com公司追捧互联网热潮，郭凡生的名片上也印上了“慧聪商务网CEO”的头衔，但他认为互联网和电话、PC一样，不过是一种工具。　　郭凡生记忆深刻的是2000年春节，那一年，慧聪亏损2000万，只有一两个部门可以拿到超额奖，许多员工纷纷离开，“那是慧聪人过得最难受、最凄惨也是最悲壮的一个春节”。他不得不将已试行“网+刊”模式的十几个专业网站推动上网，同时瞄向搜索引擎技术，请来了技术专家陈沛担任CTO，从数据库出发，掌握互联网核心技术。2001年，慧聪终于扭亏为盈，赢利300万。　　当互联网的低潮来临时，许多网络公司CEO下马了。郭凡生一边揶揄：“网站CEO穿T恤不穿西服，是因为没钱买西服，要不就是没钱把穿脏的西服洗干净，”一边连续投入1000多万在互联网技术上。2002年，慧聪联合新浪和3721，成立“中国搜索联盟”，吸引了400多家成员，与国内的搜索引擎技术老大百度相抗衡。　　但一直以来，慧聪到底是传统信息服务公司，还是互联网公司？争议一直不断。有些业内人士根本不把慧聪看做网络公司，他们对郭凡生说：“慧聪只是个媒体，只是商情。”郭凡生对此不置可否，依然我行我素：“你们爱说什么，我都无所谓。反正慧聪做了十多年了，反正我们有利润，反正我们公司在互联网最火的时候有钱挣，又火了我们又有钱挣。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公司。”郭凡生将慧聪定义为信息服务商，2003年慧聪的营业额已经超过了3亿元。　　这里的上市静悄悄　　慧聪曾融资3次，但拿到第二笔1000万美元之后，不到10个月的时间就几乎用光了，郭凡生反省自己头脑太过发热。“因为觉得钱来得很容易，但这次我们是犯了错误。”郭凡生痛惜道：“如果没有这次失误，慧聪比现在要大不止一倍，两倍也不止。”他最喜欢的一套书是《康熙大帝》，还送给每个分公司的总经理，要管理层知道“常胜不好，要善败”。　　2003年12月17日，慧聪国际在香港上市。此次，郭凡生用最平和的方式对待，此后半个月中，他都没有开会向员工宣布。他以这种方式告诉员工要平和对待，他在企业内刊中写道：“不是公司不愿意跟员工沟通或是有其他问题。而是我希望大家能把公司上市作为平常事来对待，绝不因此来改变我们的心态和行为。”　　但对郭凡生来说，他开始重新思索自己的社会责任：“上市不意味着我拥有了财富，不意味着成功，而是意味着我的社会责任加重了。不要只记得上市的高兴和荣耀，而是要在责任中找到自己的方向。”　　郭凡生对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深有感触。2002年8月，郭凡生回到内蒙古和13个战友聚会，他才知道其中有6个人已经下岗。其中一个战友在工地上用推车推土，每车只有6元钱，筹集供儿子上学的学费。但几个月后，郭凡生得到消息，因为付不起学费，战友服毒自杀未遂。当郭凡生回内蒙古探望时，看着已经言语不便的战友，他深深地被触动了，问自己：“为什么你成功了，还有人下岗？”他才真正意识到作为企业家社会责任的沉重。　　一次了不起的管理革命　　“我尽量让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很平和，在平和中找到一种稳健，在稳健中找到核心竞争力。”如今的郭凡生，认为自己已经过了名利关。而他所找到的慧聪核心竞争力，就是“知识股份制”的制度安排。　　多年前，郭凡生就尝到了知识拥有财富的甜头，大学毕业后他写了7本经济研究的书，1983年就拿到了每本书4000多元的稿费。早在进行理论研究时，他就认为劳动者应共同占有财产，应当推行劳动股份制、知识股份制。创立慧聪后，他就想把理论付诸行动，慧聪章程中规定：“任何人的分红不得超过总额的10%，股东分红不超过总额的30%，每年分红的70%给不持股的职工。”他一直在为员工勾画着百万富翁的梦想。　　但在许多员工眼中，这不过是一个乌托邦，离开的员工曾抱怨：“你在用这种方式骗人。”但是，到上市这一天，这个乌托邦终于变成了现实，有126名员工通过股票分红的方式成为了百万富翁，他们在慧聪的平均工作年限是6年。郭凡生终于在12年后证明了自己的承诺，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一个上市公司一下子创造了这么多的百万富翁是‘前无古人’的，也许有的创造了几个亿万富翁，但创造的百万富翁绝对没有这么多。好的企业制度把笨人变聪明，把懒人变勤奋。”　　在知识经济中，社会财富的分配规则从资本规则开始向知识规则倾斜，这是中国企业知识经济宣言的重要结论。张维迎曾评价：“如果慧聪的成功在郭凡生之后就没有了，那只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创造出来的故事，但是如果变成一种成熟的制度，就会是一次了不起的管理革命。”　　“让知识拥有财富，用学习改变人生。”思索了多年的郭凡生终于总结出了慧聪的企业文化，他希望有更多的员工像自己一样，通过知识成为百万富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