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邱庄六十年贫富变迁未竟的村庄改制

天津大邱庄的位置2009年6月，夕阳中的大邱庄，笔直的迎宾大道将度假村的别墅群和大片的工业园区分隔开来。　　回望大邱庄60年，从均贫走向共富、又到如今贫富分化，历经兴衰跌宕的大邱庄无疑成为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史的典型标本。　　一个村庄与一个人物紧密相连，以至于在其去世后10年的今天，他的名字再次被村民想起，这就是天津大邱庄与禹作敏。　　2009年6月，记者在大邱庄采访时，正好赶上当地尧舜街道村委会换届选举，而参选人之一刘金会正是当年导致禹作敏入狱的一个关键人物。1990年，禹作敏因认定时任大邱庄家具厂副厂长的刘金会猥亵他的一个侄女，于是对刘家人进行扣押、殴打，刘金会的父亲刘玉田被打致死，刘金会被迫远走他乡。　　1993年8月27日，禹作敏因“刘玉田案”以及另外一桩命案———“危福合案”被判刑20年，1999年10月3日，禹作敏去世。　　在禹作敏去世10年后，刘金会重返家乡参加竞选，他向尧舜街道村民的承诺包括：调查尧舜街道的工业占地情况，对于多年不交费的，要依法收缴上来，全部分给村民；建立村务公开制度；解决大多数村民就业难等等。刘金会坦承，他决定回到“伤心地”大邱庄参选，也是为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有村民不理解，以为他为了“报仇”而来。　　很多大邱庄人依然笃信：大邱庄能有今天，还是不能忘记已经去世10年的禹作敏。　　“左了必穷，穷了必左”　　虽然村民心里感激禹作敏，但在现在的大邱庄，禹作敏留下的痕迹却十分稀少，其中一处比较显眼的，就是位于大邱庄香港街南端的一面九龙壁。　　九龙壁背面，寥寥400余字的《大邱庄变迁记》，讲述这个始建于明朝永乐二年(1404年)的小村庄，如何从昔日的“以穷著世”，转变成“中国第一村”享誉海内外。“变迁记”的作者，正是引领这场变迁的禹作敏。　　今天，在大邱庄的田野上，记者再也寻不见那“春季白茫茫，秋季水汪汪”的景象。只有自来水里的那股咸味，还在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是片盐碱地。　　由于濒临渤海，地势低洼，土地盐碱，使大邱庄落下了“穷根”。1948年12月20日，拥有275户、1650人的大邱庄迎来解放。此时大邱庄后来的致富带头人禹作敏刚好18岁。然而，此后近30年间，这里依旧贫穷而破败：道路坑洼不平，房屋清一色是土坯房、无砖无瓦。　　在历经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后，1958年，大邱庄成立人民公社。这一年，28岁的禹作敏入党，当时他只是大邱庄所属的团泊洼人民公社的一个会计。1961年，针对大邱庄“五风”(浮夸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作风)盛行，禹作敏直言，那些不切实际的举动是冒虚火、鼓虚劲、夸海口，干傻事的穷冒进，被革命群众整了六个月后，发配到第11生产队当社员。　　史料记载，在“三年困难时期”，大邱庄每人每天的口粮只有3两，有的生产队每人每天的口粮只有几钱，人们无粮可食，只能以榨草、树叶、稻草、与米糠、向日葵盘子、高粱帽、野菜、杂草充饥。全村人普遍浮肿、干瘦，人口死亡率达到3%。村里死了人，却连打坟坑子的人也找不出来。大队只好立下一条规矩，谁打坟坑子给谁补助2斤胡萝卜。村民李长功不堪忍受饥饿，带着妻儿被迫离开大邱庄，到东北林场当工人。1966年他回了一趟大邱庄，“村里吃的是还是红高粱，还不如在东北吃玉米面”，李长功又一次离开故土。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贫穷的大邱庄喊出“宁要穷平均，不要富冒尖”的口号。生产队多收了，也不能多分，谁多分了就要被扣上一顶“物质刺激，分光吃净”的帽子。天津静海县史志专家王敬模在《大邱庄史话》里归纳1958年-1976年这18年间的大邱庄：在农业生产方面有较大发展，集体经济收入和社员生活仍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究其原因，是执行了一条形左而实右的路线，陷入到“左了必穷，穷了必左”的恶性循环中。　　上世纪70年代初，受“农业学大寨”的精神感染，当上大邱庄党支部书记的禹作敏，带领全村百姓以土筐和铁锹为工具改造盐碱地，一干三年，把7000多亩高低不平的台子地，全部变成“条田成方渠成网，灌木成丛树成行”，粮食产量从原来亩产百八十斤一下子跃为五六百斤，甚至还修了7条比京津公路还宽还直的大道，以及几十条能走马车和拖拉机的小道。　　　　天下第一庄其实是个大公司　　盐碱地的改造成功，让李长功在1978年携家眷回到大邱庄时，差点认不得这是自己的故乡。他回来，只因禹作敏信里的一句话：“大伙现在不挨饿了。”　　“文革”后，人心思变。“以穷为荣，以富为耻”的观念被摒弃。1977年，大邱庄举行党支部书记选举时，有村民提出“谁能带领大队致富，谁当书记”，令禹作敏面临挑战。他向社员承诺：三年摘掉贫困帽子。如果实现不了，自己自动下台。为此，禹作敏成功连任。　　这个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农民清楚，大邱庄要致富，光靠种地肯定不行。之前十几年，大邱庄曾先后办过电磨加工厂、粉碎厂、农机修配厂、锻件厂和砖瓦厂，但效益都不好。　　禹作敏看中了村里的能人刘万民。此人原是天津一冶炼厂设备科副科长，精通冶炼技术，而且在天津同行中有一批熟人。1977年下半年，刘万民考察市场，发现搞冷轧带钢能赚钱。禹作敏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把发展乡村工业作为大邱庄的第一项改革。　　大邱庄白手起家的资金，只有东挪西借来的15万元。刘万民和兄弟刘万全在天津冷轧带钢厂买下一台被淘汰的轧钢机，又仿造了两台，经过两个多月的试工，产品合格。1978年10月，大邱庄第一个工业企业———大邱庄冷轧带钢厂正式投产，当年即全部收回投资，并盈利30多万元。　　首战告捷后，禹作敏决定把钱再投资建厂，很快，制管厂、印刷厂、电器厂等各类工厂在大邱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83年，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成立，建分厂的权力下放到各厂，每个工厂又以滚雪球的方式建起若干分厂。　　李长功的几个孩子，在禹作敏的安排下，都进了大邱庄工厂上班。生活虽然过得去，但李长功对越来越多的庄稼地被一家家工厂取而代之，颇感不满。禹作敏还反过来批评他“眼光不长远。”　　上世纪80年代初，大邱庄走发展工业道路，一方面经济获得大发展，一方面又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饱受非议。有些人以“挖社会主义墙脚”、“贿赂腐蚀国家干部”等罪名，接连写信给静海县委、天津市委。天津的个别主要领导当时还受计划经济框框束缚，认为大邱庄搞钢材加工，是与国营企业争原料，说发展方向有问题。　　1984年9月18日，禹作敏正在与新华社记者林沫和范银怀谈话时，恰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来到。他正按邓小平指示参加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中心内容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只有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搞活。于光远听了禹作敏汇报后说，大邱庄的发展“路子对”，只要市场需要、社会需要，乡镇企业照样可以搞钢材加工。　　于光远的这番话给禹作敏“壮了胆”，这也成了大邱庄的转折点。天津市委领导对大邱庄态度开始改变。1985年1月2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等由天津市长李瑞环陪同到大邱庄视察。他们看到大邱庄生产发展了，农民生活改善了，说这是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结果，指示他们生产物美价廉的产品，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1987年4月23日，大邱庄宣告成为中国最早的亿元村，一时间声名鹊起，人们争相到这华北平原上升起的“天下第一庄”参观取经。《静海县志》中记载，据统计，1984年-1990年，大邱庄共接待国内外参观访问者几十万人次，仅1984年就有8.8万人人次，高峰日达0.28万人次。　　当时《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称大邱庄“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公司”：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　　“什么都得听禹书记的”　　“如果单一搞农业，每年平均产值只有70万元，大邱庄3000多父老乡亲能富起来吗？”1989年1月13日，禹作敏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介绍大邱庄发展的文章《十年改革十变巨变》，特别提到了大邱庄“以工补农”的方式。　　在“包产到户”成为农业改革的主流时，禹作敏在大邱庄实行的是统一经营的办法：1979年，大邱庄的11个生产队改划为25个作业组，以此解决“干活大帮轰，分配大锅饭”的弊端；1982年实行责任到人、利益到身、层层承包、累计进奖的办法，将耕地承包到人；1983年成立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后，原来的农民都成为“企业工人”，实行工资制，工农界限开始消失；1985年又改组农业作业组，将全村4857亩耕地改由4个作业组承包，实行机械化作业。在历次改革中，大邱庄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逐渐减少，到1992年农业管理人员减少到只有8人。至1990年底，粮食总产350万公斤，比1978年的140万公斤增长1.5倍，比1949年的34万公斤增长9.4倍。　　当时，工农业计酬都以1000元计算，再根据实际产量给予补贴奖励。1984年，大邱庄的种地高手马德良承包了140亩土地，收获粮食100024斤，年收入达16500元，轰动一时。同年12月，马德良夫妇还应法国一家电视台的邀请到法国访问，被法国农业部长授予“农业功勋骑士”称号和一枚法国农业勋章，1985年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到马德良家访问，和陪同的天津市市长李瑞环说，在工业比较发达的村镇应该研究如何使农业劳动者和工业劳动者的收入保持平衡的问题。　　禹作敏时代的大邱庄人，不管是进工厂上班的、还是种地的，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都能免费享用高度发展的集体经济带来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待遇，包括水气电暖、住房、通讯、交通、上学、医疗等15项之多。　　“那个时候什么都是发的，连水电都不要钱。”当时以种地为生的李长功很怀念那些“乌托邦式”的日子，他儿子结婚，跟禹作敏一说，不花一分钱，就得到了一套两房一厅的房子，装修都不用，带上家当直接就可以住进去了。　　获得这些免费的福利，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什么都得听禹书记的”。像李长功这样的普通村民，根本无从估量禹作敏到底拥有多少个人财富，这也不是他所关心的。在当时的大邱庄人的心目中，财富是集体的，是禹作敏带领大家创造出来，自然要拥护他。　　经济上的高速发展，使禹作敏的私欲和权力欲也无限膨胀起来。禹作敏曾这样告诉他的搭档：“丑话咱说在前头，新搭起来的领导班子，一人一把号，都吹我的调，不吹我的调，一个都不要。”有一次，一位香港记者问他，“有人说你是这里的土皇帝……”禹作敏没等他把话说完，就笑着应声答道“我去了‘土’字就是皇帝。”　　新华社记者范银怀在《大邱庄“庄主”禹作敏兴衰谜》写道：在一次产权改革座谈会上，禹作敏说：“我们是白手起家，现在每个集团都有十几亿资产。这究竟是属于谁的？”他自问自答：“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都难说”，“大队没给一分钱，当初向银行贷的几万元款都还了。国家也没有投资。”他由此推论：“这几十亿资产是我的也可以说。”　　1992年3月，禹作敏以“实现现代化企业管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为名，进行体制调整，把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改为“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总公司下设5个集团公司，即万全集团公司、尧舜集团公司、津美集团公司、津海集团公司、华大集团公司。总公司成立董事会，禹作敏退居第二线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由25岁的儿子禹绍政担任。从表面上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了，实际都由他们父子俩人统领了，所有权成了禹作敏的，经营权是儿子禹绍政的，统一到了“禹家”。从此，大邱庄总公司的领导班子中，除个别异姓是禹作敏“心腹”，其他都是“清一色”的禹家班底。　　“产权不明，缺乏约束机制，经营者权力无限膨胀，企业财产很容易变为个人财产。”范银怀评价大邱庄的改革，是一次个人高度集权下的经济改革。　　“后禹作敏时代”的改革　　叱咤中国农村改革风云数十载的禹作敏最终栽了。　　1993年8月27日，因“刘玉田案”和“危福合案”，禹作敏被天津中院以窝藏罪、妨碍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99年10月2日深夜，在服刑期间获保外就医的禹作敏吞服大量安眠药，于次日凌晨1时许在天津天和医院去世。　　对于禹作敏的悲剧，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于建嵘认为，从体制角度来看，自治性村庄和国家政权是有着不同的权力运行逻辑的，将它们混为一体容易产生一种自以为可以决定他人命运的虚幻力量。禹作敏没有认识到这两种权力的边界而挑战了体制的底线，也就最终决定了他最后的结局。在这种意义上来说，禹作敏是那个崇尚权力的时代的产物，也是权力边界不清之制度环境的牺牲品。　　在禹作敏被逮捕后数月，1993年11月18日，经天津市政府决定，大邱庄撤村建镇，隶属天津市静海县；同时，把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大企业集团企业办社会的那部分职能剥离出来改为四个街道。另外，邻近大邱庄的大屯、满井子、王虎庄3个村一并划归大邱庄镇。当时，全镇总面积达到32.8平方公里，耕地为19590亩，总人口3.3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2万人，外来人口2万余人。知名学者、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项继权教授认为，大邱庄镇的建立打破了村庄的封闭，被国家权力接管的大邱庄，正常的秩序中减少了威权人物的干扰。　　在禹作敏出事后的一段时间，大邱庄依然保持着惯性增长。1997年，大邱庄达到最辉煌的时期：工业产值达到130多亿元，钢材加工产量270万吨，GDP总值16.1亿元，税收9400余万元。此时，大邱庄第二产业已经占　　到经济总量的95%，其中钢铁加工业又占全部工业的86.7%，加工能力达到400多万吨，仅制管生产线最高峰时就达到96条，生产能力接近200万吨，相当于国内一个特大型钢铁企业的规模。　　然而，也就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家开始整顿金融秩序，各家银行紧缩银根，大量信贷资金和社会游资从大邱庄撤出，企业赖以生存的资金链被掐断，大邱庄经济从此一路下滑：1998年底，大邱庄工业销售收入由1997年的100亿元降到60亿元，税收由9300万元降到6000万元，有一半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到2001年，大邱庄工业销售收入82亿元，税收仅完成了3500万元，回到建镇之初的水平。　　“即使禹作敏不出事，大邱庄经济早晚也会出事。”静海县以及大邱庄的领导人认为，大邱庄经济由盛而衰是不可避免的，由于高度依赖钢铁工业、产业结构单一，债务负担沉重，企业自身存在产权不明、管理模式落后等弊病，大邱庄的经济基础极其脆弱。禹作敏时代村民享受的种种免费福利，在大邱庄陷入低谷时就成了企业背负的沉重包袱。　　为此，从1995年开始，大邱庄镇党委、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对原来的四大集团公司进行了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对全镇企业实行产权改制；将18万平方米的普通住宅和别墅折价全部出售给个人，实现住房商品化；出售4个街道的交通工具、通讯工具，解决公私不分问题，同时，取消原来供水、供电、供暖等方面的免费福利。　　“书记(禹作敏)在的时候……”　　大邱庄镇官方称以上改革是“改出了动力，带来了繁荣”，但在坊间，也有普通村民中对改革有着诸多不满。　　“书记(指禹作敏)在的时候……。”在大邱庄老人活动中心，84岁的李长功和那些和他一样经历大邱庄60年贫富浮沉的老人们的闲聊，往往是这样开头。这些老人中，有捐资兴建活动中心的大邱庄富豪的父亲，也有人穷得连供暖费都交不起。他们大多怀念禹作敏时代的大邱庄：“当时大家心里装的都是集体，现在是各干各的。以前是啥都管，现在是啥都不管。大邱庄人还是有钱，那只是少数。”　　后禹作敏时代的改革使大邱庄告别了集体化，一些无权无势的村民生活由此陷入困顿，贫富分化由此凸显。名义上，大邱庄人大多数是农业户口，然而原来大多数耕地已成了工厂用地，即使街道还有少量农田，也被转租给外地人耕种，村民想靠种地为生也不成；而那些曾是属于集体财产的工厂如今也纷纷易主，转为私人经营，没有一点关系是难以谋得活计。　　对于大邱庄改制所出现的问题，于建嵘认为，其中最主要与当年禹作敏在任时集体和村民个人之间的产权不明晰相关。许多事实都表明，模糊不清的集体财产比国有资产还容易被人掠夺。因此，当禹作敏这样具有符号性质的强势人物倒掉时，原来名义上属于大邱庄人共同所有的集体财产就必然会在混乱中有所流失。　　但于建嵘强调，今天我们可以把大邱庄的许多不和谐与一些人“合法”地改变了大邱庄集体时代的财产关系联系起来，但这些绝不能成为否定以明确产权关系为目标的改制的理由。　　2009年6月18日，重返家乡参加竞选的刘金会落选了，这在他意料中。现在，他希望借助法律等途径呼吁调查一些村干部利用企业改制侵占集体资产的情况。当年，也正是通过法律，令造成他一家家破人亡的禹作敏最终下台。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辈谨记，后辈谨记。”1990年仲夏，禹作敏在《大邱庄变迁记》中写下这最后一句。这或许是这位悲剧性的风云人物，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最后、也是最精辟的告诫，因为改革依然未竟。　　回望大邱庄60年，从均贫走向共富、又到如今贫富分化，历经兴衰跌宕的大邱庄无疑成为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史的典型标本。　　统筹：李召 韩福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