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项研究认为，“某些力量”对新闻从业者，尤其是调查记者施加的监视，会对新闻业造成严重的威胁。还记得斯诺登事件吗？来自5个国家的12位优秀的调查记者，评估了它与新闻业千丝万缕的联系。
“难道监视行为就没有为新闻业带来什么独家的消息来源吗？”作者Paul Lashmar，英国萨塞克斯大学高级讲师在其报告中这样写道。
这是研究报告其中的一个结论：政府实行大规模监视的行为，对于新闻报道，尤其是调查报道来说，其危害远远超出它能为报道提供信源，这点微乎其微的好处。
Lashmar的研究借鉴了相关文献，并访谈了12名资深的调查记者，他们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有着几十年的调查和报道经验。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了解政府的大规模监视行为对于记者获取、保护信息来源的影响，以及在斯诺登事件后这一切发生了什么变化。
首先，要辨析两个重要概念：匿名信源和秘密信源。这两个都是记者工作中经常接触的，前者在正常情况下是禁止使用的，因为它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报道的可信度；而秘密信源则是为了保护信源的一种特殊做法。
虽说对于所有记者来说，都可能受政府监视的影响，而真正最“受伤”的是调查记者。他们最有可能受到政府或是情报机构的影响。
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调查记者及网络数字安全的报告显示，近2/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政府很可能已经收集了他们的电话、电子邮件以及在线通讯的数据；而80%的人认为，作为一名记者，他们的个人数据信息更有可能被政府收集。
研究中受访的12位调查记者都表示，他们很清楚对于情报机构来说，获取他们个人信息易如反掌。不过Lashmar说：“他们还是被‘五只眼睛’已经获取的数据量惊呆了。”
五只眼睛：指二战后英美多项秘密协议催生的多国监听组织“UKUSA”。“五只眼睛”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的情报机构组成。这五个国家组成的情报间谍联盟内部实现互联互通情报信息，窃取来的商业数据在这些国家的政府部门和公司企业之间共享。
其中一个受访者，英国新闻调查局前总编Christopher Hird认为，对于记者来说，认识到这一点很关键：在互联网数字世界中，记者被监视事件很平常的事。“你必须时刻清楚，如果政府‘对你感兴趣’，他们能够拿到关于你的任何信息：你在和谁开会，在做什么研究，在和谁说话，以及你的一切网络账号……”
与Hird的采访中，作者还发现，记者在面对可能的告密人时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当遇到‘知情人士’提供线索时，首先要做的不是与他会面，而应该去寻求法律指导，弄清你现在是否面临犯罪的法律风险。”
《纽约时报》国家安全记者Scott Shane解释了美国官员是如何追踪泄密者，并且阻止他们作为新闻信源的过程。在其中一个案例中，官员为了防止被起诉，不会直接阻止告密人与记者的沟通，而会在其后阻止记者与其他同事的沟通，从而截断秘密公之于众的渠道。
自由调查记者Duncan Campbell告诉作者，他认为记者应该对于政府设置情报机构监视通讯的行为有更深入了解，这样才能清楚什么样的信源有可能会被阻止。
作者发现，几个受访的调查记者都十分怀疑他们保护消息提供者的能力，即使他们已经采取了很多保护措施，例如加密，来提高通信的安全性。
作者在访谈后发现，所有受访的记者都认同，斯诺登事件对于“知情人士”打击巨大，他们在向媒体提供线索之前一定会多不少顾虑。
“很明显，政府的举动为整个社会蒙上了一层危险的气氛，他们已经做好了牺牲公民自由和新闻自由，来换取貌似更加安全的社会。”
“而记者呢？他们只能更坦然地面对这一切：受到全方位监视，不能充分发挥记者角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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