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亩耕地盖起41间出租房土地流转监管缺失严重

图为李世荣抓起一把已无法耕种的砂石土，表情凝重。徐伟伦摄　　本是希望通过土地流转改善经济收入，没成想钱没挣到手，反倒搭上了自家的耕地。　　记者近日走访北京市密云县溪翁庄镇北白岩村，发现那块地至今仍荒废在路边，近30亩既没有农作物又没有农民耕种的土地，满地碎石，杂草丛生，一片荒芜。　　村民的惋惜　　村民陈明财指着那片荒芜的地惋惜地说：“这块地原先是这村最好的，可现在犁地翻出来的全是石头。不是我们不想种，而是根本种不了。这里原先盖了房，远处那个坑里的土全被李洋卖了，连土都没有了我们还怎么种地？”　　谈及把自己的耕地流转给李洋的事，村民陈明财、陈振常、李世荣叫苦不迭。李世荣随手抓了一把土，土里掺杂着很多石灰和小碎石。　　2003年8月，经村经济社同意，陈明财、陈振常、李世荣等21户村民与同村李洋签订《农村土地承包使用权流转合同》。合同约定李洋转包21户村民共29亩土地，每亩每年承包费800元，流转土地用于渔业养殖。合同约定李洋在转包期间按约定用途经营土地，不得改变土地使用性质，不得弃耕撂荒，转包期限共计25年。　　2004年年初，李洋未经陈明财、陈振常、李世荣等人同意，无视合同中关于不得改变土地性质的规定，擅自在承租土地上挖掘一个深约两米的深坑，并建造出租房屋41间。2004年8月，密云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以李洋未经批准，私自占用集体土地为由，认定李洋私盖建筑为违法建筑，限令其自行拆除，然而李洋拒不执行。2008年7月，李洋又以400万元的价格将土地流转给北白岩专业种植合作社。　　2009年，陈明财、陈振常、李世荣等21户村民以李洋违反合同约定，擅自改变土地性质为由，把李洋推上了被告席。2009年3月4日，密云县人民法院判决李洋与北京北白岩专业种植合作社签订的合同无效，解除李洋与陈明财、陈振常等21户村民签订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并拆除流转土地上的房屋、填平土坑、恢复地貌。　　然而，恢复地貌却恢复不了地下的土质，地下几米全是夯实的土石地基，无法犁地，也无法种植。　　监管的缺失　　据了解，对于这种土地流转后擅自改变土地性质导致土地无法耕种的案例，在全国并不鲜见。　　我国耕地每年都要减少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亩，因非农业建设占用而减少的耕地大约占耕地减少面积的40%左右。很多人以“生态”、“环保”、“绿色”为由把目光放在了农村用地上，从没有什么法律知识的农民手里流转来土地后，大肆开发，农业用地被商化，可原承包土地的农民并未获得什么财产上的增收，还搭上了自己的良田。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流转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从李洋擅自建造房屋、挖掘深坑，到最后导致土地的荒废，暴露出相关部门对土地流转行为的监管不力。　　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倡导农民土地流转经营的同时，亦强调乡镇政府主管部门对流转行为具有监管的职责。密云法院的调研显示，目前，土地流转监管机制不到位，难以及时发现隐患，防患于未然。自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实施后，特别是乡镇机构改革后，农业经济管理人员在减少，农村土地流转出现放任自流，流转行为无人监管的趋势，从而留下了许多导致土地流转纠纷产生的隐患。　　本来，各镇经管站负责对本辖区范围内合同的鉴证工作，对合同的真实、合法监督管理，但个别经管站鉴证过的合同，仍存在诸多问题，导致纠纷产生。　　审理过多起土地流转纠纷的密云县法院法官王化雨介绍，2009年密云县法院关于土地流转的纠纷就有86件，占全年农业承包纠纷中的68%。这类案件一直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由于土地流转双方法律意识较低、法律知识匮乏，自我维权意识较差，并习惯用传统的人情关系来处理问题，在审理过程中有一定难度。　　密云县法院经调研后认为，对于土地流转应建立有效的动态机制来监管。有关政府部门应在村级层面成立土地流转信息员队伍，及时反映土地流转中的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改变土地用途、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从事非农建设等违法行为。这样才能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将此类行为坚决遏制在萌芽状态。　　(本报记者 李松 黄洁 本报实习生 宋方舟 本报通讯员 王雪 文中陈明财、陈振常、李世荣、李洋均为化名)　　采访手记　　陈振常，李世荣等村民，在记者离开时，仍不住地要求记者向有关部门“上报”土地已无法耕种的事实。　　土地流转的本质，就是推进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构建和规范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机制，可以使农民更充分地参与分享城市化、工业化的成果，促进农民获得财产性增收。　　同村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同村”、“邻居”这些关系成为大多数农民签土地流转合同时的信任基础。而在实践中，这些所谓的“保障”其实是吹弹可破。流转土地后用来开挖鱼塘，盖建房屋，合同如同一纸空文，屡见不鲜。如果监管部门总是在“事后”才出面，如何挽救早已被破坏的耕地？如何抚平陈明财们的痛惜？每一次监管缺位的“改变”，都严重威胁着18亿亩耕地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