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的对立面是品牌，所以，凡是品牌对山寨都很烦。品牌成为中国人的心病，有产品没有品牌，同样的东西卖不上价钱，厂商很无奈。百姓也不买账，一边卖着便宜货，一边骂骂咧咧。
在中国，要想搞品牌特别困难，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消费者头脑只有那么几个档次，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话：德国产品质量比较好，就是价格贵了点;韩国的东西比较时尚、新颖;法国的时装代表世界潮流;中国则成为质量平庸便宜货的代名词。个别厂商的努力总是淹没在“中国”这个巨大的熔炉里。
我发现，越是大的国家越不容易建立持久的品牌。大量的生产厂家竞争，良莠不齐，消费者的评价则是就低不就高，尤其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厂商一旦暴露出品牌质量问题，传染性的杀伤力不可阻挡，所有的同行几乎都得背黑锅。前不久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事件迅速的波及到中国所有的奶制品公司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尽管其他厂商的奶制品也检出三聚氰胺，实际上含量非常低。而消费者的头脑厌烦复杂，把中国奶制品全部划入了不可食用一类。
中国造就是家电行业的大国，二十多年的奋斗史也没有产生正真可以匹敌日本和韩国的品牌，如果说家电的老板全部都是急功近利、只争朝夕的暴发户心理，我觉得从概率上来说也有点冤枉，总有一些非常想做出品牌的企业。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效应让大家长期苦苦挣扎，难以建立品牌信誉。锅越大、出现伪劣产品的概率就越大，锅里面汤的声誉就越低。整个产品就必须长期以低价格销售，反过来又让品牌投入变得不可能。中国很多行业就是在这个怪圈中循环往复。
另外，中国巨大的市场空间、尚未完善的市场监管系统、感性的、缺乏必要知识的消费者等特定情况使这里成为“一锤子买卖”的乐园，赚快钱、赚大钱、快赚大钱的模式在中国长盛不衰。所有这些条件和习惯都分外不利于培养品牌。
别看山寨机很红火，加上国产品牌机，中国自有手机大约2.5亿部，还不及韩国三星加上LG两家公司的销量，这个事实极大的刺激了我们的神经。中国人之于品牌有点叶公好龙的味道，说起别人靠品牌赚大钱来痛心不已、夸大其词，真要是做起品牌来，又无法忍受其中的寂寞和孤苦。
绝大多数品牌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赚钱，高利润率的产品通常都要忍受极低的销售量，能够卖高价又门庭若市的品牌少之又少。豪华地段昂贵的房租、高频率、高价格的广告、昂贵的品牌代言人、为设计师出的大价钱等，一个都不能少。没有亲自参与的人往往只看到的品牌赚钱的部分，没有看到品牌花钱的地方。其实，做品牌有时也是有苦难言。
人们很恨山寨机，它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它成了中国手机的标志，要想做品牌难上加难。山寨一旦做大，也想做品牌机，就像农民起义一旦成功，通常不愿意让人提起过去的岁月。要么就编造一些什么出生时红光、天气有异象之类的瞎话。
我则以为山寨大可不必再重复品牌之路，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品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品牌这个词早晚会从手机这个领域消失。假如这一天来临，手机大国自然成为手机强国。
首先，我们看看什么是品牌。李凯洛的《芝麻开门》认为消费品的品牌有质量、炫耀和从众三个支点，工业品的品牌则具有从众和质量两个支点。
在商品的世界里，防止欺骗是品牌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功能，品牌和“一锤子买卖”是相对的，而品牌的标示功能显然只是防止欺骗的附属品。
在社会分工极其细化的情况下，每个人都要重复生产大量相同的产品或者服务拿到市场上去销售，都希望自己的产品或者服务具有持续的销售能力，首先就要让人们记住自己的产品，给出一个简洁的标识，人们通过这个标识来检索产品，于是这个标识就有了一定的意义和内涵，这样品牌就自然而然产生了。
然而，品牌并非一定能帮助建立商誉防止欺骗，欺骗和反欺骗是一场旷日持久无休止的军备竞赛，一旦市场条件暴露出一锤子买卖的机会，骗子就会不失时机登场。所以品牌并不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而是经历曲折反复的前进。
凡是个人消费品品牌，几乎都被消费者赋予某种程度上炫耀的意义，除非这种消费品不被其他人注意到。我们稍微留心一下就会注意到越是可能被其他人注意到的产品越能显示出炫耀的意义，从豪宅到高档汽车，从服饰到首饰无不完美的诠释了炫耀的内在含义。例如，饭馆和家庭提供的饭菜，其基本的含义都是解决食物问题，却只有在饭馆中，人们才会消费那些昂贵的食品，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这两个属性，品牌还要尽量利用人们的从众心理。俞敏洪在刚刚创办新东方时，没有办公室、没有行头，只有一张桌子让别人报名、登记、交钱，来看的人虽有，结果一个上午也没有交钱。靠谱吗?万一他把钱卷走了怎么办?他想了一招，就是在报名表上填写了30个虚拟的报名者，下午就开和了，人们觉得既然有那么多报名的，受骗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街头讨饭的都知道要拿一些钱引子放在碗里面，这样人们更容易把硬币、零钱抛给他。以前吃中药经常有一副要引子，鲁迅在《父亲的病》这篇文章里说老中医给他父亲开的药引子是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药引子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的祖先都人从众性观察所联想出来的妙招，这就无从考证了。
在上述品牌的三要素中，不同的产品有所侧重。同时，也不断的发生变化。假如品质都差不多，质量这个要素迟早就会从品牌中抹去痕迹。多年以前，钢铁是有品牌的，如日本钢铁就有较高的声誉，随着工业技术的日益成熟，用户测量钢铁的检测手段越发完善，钢铁的品牌消失了，什么样的型号多少钱一吨，钢铁退化成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品牌的行业。瓷砖、瓷器等以前也是有品牌的，现在也迅速退化了。不久前，英国推出了9.99英镑的经济危机连衣裙，折合人民币还不到100元。早期的大哥大被赋予了炫耀的含义，现在即使高端手机也未必能给人有钱的联想。喜欢山寨机的不一定是农民，很多有钱人、有地位的人也不觉得用山寨手机就丢份。
十年前，计算机的品牌差价远比现在大。一方面，不同品牌的计算机之间有一些质量差别，而作为高科技产品，人们头脑中又放大了这种差异，所以高端品牌可以获得比较高的品牌溢价。时间慢慢的改变了这一切，当人们不再认为它是神秘的高科技产品时，当零件数量越来越少，集成度越来越高，质量普遍能够得到保证时，人们的头脑也会慢慢的发生变化，
使用周期越来越短，质量越来越容易得到保证，这是手机发展趋势中不争的事实。易用性曾经是诺基亚的一大法宝，现在人们用手机熟练程度的迅速提升，这一点已经不再是其他品牌手机销售的障碍，手机品牌质量这个支撑点越来越趋于势微弱。
而炫耀这一点，我总感觉与性有深刻的联系。在鸟类社会中，雄鸟漂亮的羽毛，求偶时的舞蹈、婉转的歌声等炫耀手段都是为了获得更多交配的机会。而人类最喜欢炫耀的年龄则是青春期的男生、女生。最讲牌子、最爱攀比的是青春萌动的中学生而非四十岁以上的有钱阶级。很多有钱的成功人士都使用山寨手机或者最土气的手机，他们已经过了炫耀的年龄，同时，也不再值得把手机作为炫耀品。
以前，社会往往以你消费的品牌等级来划分你的社会身份阶层，随着人们普遍富裕，很多东西逐渐失去了炫耀的意义。而今，山寨现象教育整个社会应该学会用新的价值观去衡量，而不是虚荣的浮华外表。
品牌这个概念可能会从很多领域消失，靠品牌生存像公理一样从不曾被人们怀疑，我却看到了背后的危机，在很多领域，品牌只是暂时风光，长期的看，品牌力也比产品力、制造能力、快速反应能力更不靠谱。
前一辈山寨计算机的首领，神舟电脑创始人吴海军在一次中外企业家交流会上说：“现在，神舟笔记本电脑无论是内在品质还是外观，都与国际品牌达到同一水平。今天，你选择神舟电脑，我不需要你爱国，只需要你不笨，只需要你理智，只需要你不喜欢被人宰，只需要你懂一点点电脑，只需要你不崇洋媚外，只需要你想想那么多国产运动员一样拿到世界上最多的奥运冠军，只需要你想想你的父母都是中国人，你也是国产的，却也如此优秀，你就会自信地、毫不犹豫地选择神舟电脑。”
从吴海军嘴里说出来，没有广告的成分也被当作有广告的嫌疑。但我觉得这确实是产业发展的一个实质性趋势。
讲到大范围的品牌概念，我国的媒体记者、大众乃至各个公司常常按着国产和国外二分法看待问题，把国内和国外对立起来看。因为生产低价无品牌的是我们，高价有品牌的主要是他们。按照这个事实推演，我们没有品牌是因为他们有品牌，他们在一条看不见的线索上捆绑在一起消灭我们的品牌。
实际上，这种二分法是不对的，一个事实背后符合逻辑原因不一定是真正的原因。譬如，你看见一个长的高，他恰好喜欢体育运动，同时吃的也好，但是，长的高的真正原因可能是基因，至于运动和食品只是次要因素。我国没有品牌，他国有品牌并不是一个对抗性的关系，而是，一种历史发展的阶段出现的结果。
去品牌化也非我一人声嘶力竭的干嚎，很多有实力的商业机构也在尝试这种方式的商业。在沃尔玛超市里，有一个方形的牛仔裤专卖台，有各种主要型号的牛仔裤，一年前，42元一条，现在可能由于成本上涨已经49元一条了。这个专卖台卖的牛仔裤叫做SIMPLY BASIC牌，比沃尔玛其他品牌的要便宜。仔细一看，这是沃尔玛自有品牌。不仅是牛仔裤，最常用的袜子等产品也有沃尔玛自有品牌的。有一些廉价品牌为了尽量降低每一分钱的成本连染料都用容易褪色的，沃尔玛自有品牌则没有这些问题，质地真实，质量较佳。我感觉沃尔玛这些年一直在做消灭品牌的努力。
1980年，日本平面设计师田中一光先生在以“最适合的形态中，显出产品本质”为指导思想提出来提出“无印良品”的概念，并付诸商业实践。无印良品就是没有品牌品质良好的产品，平实偏高的价格、质朴的设计、优良的质量是无印良品的特点。这是他们真实的理念，并非我们常用的炒作噱头，在产品上没有Logo，二十几年来一直这样平稳发展。
无印良品追求的是要带给消费者“这样最好”的满足感，以尽量把“这样最好”的程度提升到最高端为目标。
目前，我们生活周边的商品已经两极化，一种以产量稀少性、提高品牌本身的价值为方向;另一种以竭尽所能地降低价格为方向。无印良品则在生活的“基本”与“普遍”间寻得新的价值观，在造型的“朴素”与“简约”中寻得新的审美意识。
品牌之间的竞争或者有品牌的去品牌化的竞争本质上并不是这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而是纯粹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俗话说老乡见老乡，骗你没商量。何况一国之大的企业乎?在和平年代，经济变革中的得失往往不在按国家划分，而是按照消费者类型和利益相关者划分。烧中国鞋的是西班牙鞋商，不是愿意买中国鞋的消费者。欲打击山寨机的是同胞，不一定是老外，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们受到了直接的冲击。作为旁观者的你我或者政府，越被利益相关者忽悠，越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
手机行也呈现了两极分化，有上万美元的Vertu 手机，更多的则可能是没有品牌概念的手机。
2008年8月，《南都周刊》发表了一篇《保卫山寨精神》的长篇，充满激情，荡气回肠，摘录一部分给读者品鉴
寡头们明白刺激-反应的原理。在大公司面前，大众就是西藏的野鹰，不能一下子用太好的东西喂养，要慢慢来才能驯服，必要的时候还要饿上一阵子。
我们以为脱离了计划经济，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用钱购买想要的东西，孰不知，国家不搞计划经济，大公司还在搞计划经济，高质量产品的匮乏，是大公司统治年代不可变更的宿命。
我们以为抹去了种族和出生的差异，就可以实现人和人的平等，然而，市场上的产品正在用自身的价格将人们再次划分等级，因为寡头公司控制技术，控制生产，所以他们可以用低成本的东西卖出高价钱，并把出不起这些价格的人划为次等。
人们使用物品自由的丧失，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寡头公司的霸权造成的。而我们正是把这个禁锢当成天然，把这种非个性的批量生产当成潮流选择。
山寨从出生到成长，浑身上下是一股草莽的味道。他们的产品是对制服化世界的嘲笑，也是对大公司统治的反抗。他们不是高高在上的计划者，也不是将技术藏着掖着的伪善者。
山寨的作风在于粗犷地好客，好酒好肉都奉上——双卡双待双蓝牙，大声大屏大容量。要是客人不满意，还有最具特色的小菜——有烟盒形、火箭形、汽车形、香吻形、鸟巢形，有人形、狗形、福娃形、有Hellokitty形、Spideman形、Carfield形……
寡头公司的作风是小气地精明，虽说都是为了多赚点钱，但就是为了这些钱，他们小心翼翼地应对市场，他们小心翼翼地批量生产，不敢冒险，不敢创新，不敢出格。学生的校服也是这样生产的，但你会看到校服上总是被涂鸦。
在个性的年代里，大公司只会用黄金钻石以及高价来体现顾客个性，而山寨用的却是特色和思想。谁都明白，这个时代缺的不是钱，缺的是特色的创意和才华。
如果你在嘲笑山寨，你一定会同时会嘲笑堂·吉诃德。可是，在没有骑士的年代做骑士的事情，终归是需要勇气的。而时间也将会证明，我们需要骑士，甚至需要龙，尤其在我们对这个一统的世界表示厌恶的时候。
山寨的出现，使得囊中羞涩的人也可以共享相对高端的科技。上纲上线地说，山寨主们在客观上造成对平等的促进，对垄断的反对，对众生的善举。
但并不是说这些山寨王本质就是很好，不会变坏。一旦他们被招安，一旦登堂入室，或水土不服，死于非命，或不小心成了帝王将相，那时他们也将学会计划管理，也将学会驯服民众。
保卫山寨，是在保卫某种我们失落的精神，保卫这种精神，是在反抗现代社会固有的势利。当然，保卫山寨，并不是要认可某种侵犯知识产权的高模仿行为，也不是要赞同企业偷税漏税的做法。我们反对招呼客人的时候，去顺手牵羊大鱼大肉，但是我们必须赞赏这种好客且富有创意的平等招待方式。保卫山寨，保卫的是一种日渐丧失的自由精神，这种丧失，有的时候是自我的放弃，有的时候是霸权的结果。
现代消费社会，物质的丰富似乎预示着生活的美好，如果只是单调的数量的增加，就会使得物对人的刺激越来越小，而科技的不停创新并应用，却使得对未来的厌倦不会提前到来。
但是，技术并不是掌握在公众手中，我们的生活是被大公司控制的，大公司决定我们使用什么颜色的胸衣，什么款式的手机，以及何种程度的科技。
人们心理的转变速度总是低于现代社会迅速的变迁，在中国焦急的准备建立品牌时，品牌已经出现了松动的迹象。一个人告诉我说：我买计算机只关心价格，因为我发现其实所有的品牌都差不多。一位GE的主管说我买东西只注重价格，因为模具技术已经能够保证所有产品的质量，这绝对不是我杜撰的故事，仔细观察一下、回想一下这些年商业的变迁，你会发现，我只是说了实话而已。
摘自《山寨革命》，作者阿甘，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