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锟的中国故事

作 者：倪兰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有一定道理。　　近一年间，在记者的报道对象中，有两位长者有着十分类似的幼年轨迹——爱摆弄一些普通人看不懂的东西，做各种有些危险性的实验，甚至小小年纪就组装出自己的收音机。　　其中一位是当年研发出LAS-CDMA的教授李道本，另一位就是刚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光纤之父”高锟。　　谦和与坚持　　得知记者为高锟而来，电话那头原本沉稳的声音多了几分兴奋，语调也一下高扬了起来。　　如果说大陆通信业与高锟最相熟的人，恐怕非院士赵梓森莫属。作为同行，赵梓森经常在各种国际会议场合遇见高锟，而高锟也先后来到武汉邮电科学院考察过两次。　　“友好，很友好。”一提起高锟，赵老首先做出的是这样的评价。而这似乎也是认识高锟的人们对他的普遍看法——谦和，无论是他早年的科研伙伴、中年在企业里的同事，抑或是后来他任校长的香港中文大学的师生，乃至如今每周陪他散步的一个拉丁裔小伙子。　　从不以自己通信里程碑式的成果为高于别人的资本，这种谦和或许源于他良好的家庭教养，又或许来自其成果曾多年备受争议的经历。　　不同于其他一些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成果，那篇让高锟成为光纤领域先驱，如今享誉全球、为普通百姓所知的论文——《光频率介质纤维表面波导》，在问世之初曾被人批为“痴人说梦”；此后的十数年间，也一直游走于边缘。　　“在当年我也是不大相信的，”赵梓森说，“一直到后来1970年康宁真正做出第一条光纤，我才开始相信，慢慢开始做了。”他说他已经算是比较早进入这一领域的，当时仍有许多人不以为然。　　实际上，即使光纤真正诞生，高锟的理论得以实现，这条路仍是漫漫。在上世纪70年代，由于半导体激光器还未出现，人们还在使用速度很慢的发光管，光纤的能力远低于传统电缆。比如我国，到1979年打电话，“电缆能支撑1800路，光纤容量只有120路”。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半导体激光器诞生，光纤的能力获得极大提升，才得到广泛重视。此间，高锟一直坚持着他的光纤事业，做着各种努力，无论是研发、商业推动或是教学。　　“我们讲中文”　　赵梓森清楚记得自己与高锟的第一次见面。　　那是1979年，意大利举行世界光通信会议，赵梓森随着原邮电部代表团去参加了这个会议，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　　彼时的高锟，已经是大会领导人，身上有着英国兰克信托基金会兰克奖、美国电机及电子工程师学会摩理斯·H·利柏曼纪念奖、瑞典艾力松基金会L·M·艾力松国际奖等多个荣誉。　　赵梓森等人去拜访了高锟。“当时只看到他是黑发黄种人，但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华裔，所以我就用英文问他‘你是不是发明光纤的CharlesK.Kao’，他说是。而当他得知我们是从中国来的，非常高兴，马上说‘我会讲中文，我们讲中文’。”赵梓森对他的这一举动记忆犹新。　　高锟的夫人对自己的丈夫有个评价——“他总是思维超前”，这一点从高锟对光纤的研究、坚持中就可看出；而鲜为人知的是，高锟对于中国光纤领域的关注也一样超前。　　在赵梓森与高锟初次见面的同一年，前者拉制出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根实用光纤。而仅仅两三年后，当时已成为ITT首席科学家的高锟带着一批人来到武汉参观了武汉邮电科学院。　　看到中国自主研发的光纤，高锟称之为一个“surprise”，认为“中国光纤通信有了个好的开端”。20多年后的今天，武汉光谷的声誉已远播海外。　　此后，赵梓森又多次在香港讲学或在国外开会碰见他，两人每每一块探讨、交流技术问题，高锟还会向赵梓森了解国内的一些情况。2003年，高锟来到武汉参加光博会，第二次去武汉邮电科学院考察交流，待了大半天。　　时间证明　　在身处通信行业，尤其光纤领域的人们看来，凭借对于世界进步所做出的贡献，高锟获得诺贝尔奖是实至名归。然而，他的获奖却也折射出世界对于这一领域在现代社会中的关键性作用的最终认可。如果没有这种认知转变，这一奖项可能还将旁落。　　众所周知，诺贝尔奖向来只颁给基础科学，而非应用科学。虽然科学界的人们越来越质疑这种限定的合理性，但事情并没有多大改现。而高锟凭借应用科学成果，且是43年前的成果获奖，其中固然有诺贝尔奖自身谋求改革的原因，恐怕更重要的则是光纤支撑起的通信产业，已经在人类社会中扮演起极其重要、不可或缺的角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高锟43年前的智慧，在今天看来依然熠熠生辉。　　因而，在与记者的沟通中，即使许多从未见过高锟的国内通信人也是深以为傲：“这是给高锟的奖项，也是给光纤领域、通信领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