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直面质疑：科学恰恰是少数的

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1983年，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为钱正名》的文章，提出在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里，钱是社会的一个奖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作坏东西。　　这篇当时看来大胆前卫的文章，在全国旋即掀起一场针对张维迎观点的大批判，人们认为张维迎是唯利是图的经济学家。而这只是张维迎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一个开端，从此之后，他就不断在改革进程中挑战和颠覆人们观念。2004年的张维迎一句“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更使他一夜间成为“人民公敌”。近年来，张维迎又对政府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提出质疑、甚至炮轰国企、宣扬埋葬凯恩斯主义。有人说张维迎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而有人却给张维迎冠以了权贵经济学家的帽子。　　主持人权静：我们发现可能您的真正的思路和想法往往是不被大众所理解的，您遭受到的争议是最多的。我们也看到，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您是一个不断挑战公众的情绪，无视老百姓疾苦的一个高高在上的经济学家，您会觉得很委屈吗？　　张维迎：这没有什么委屈不委屈。其实你选择这个行业，这些事本身意味着你只能这样，如果我们想正确的东西，所有人都能够同时认识到的话，我们不需要科学家，我们不需要专门的养活那一批人搞理论探索，每个人都明白的事，不需要探索。我们之所以要探索，就是因为好多人闹不明白。好多技术的东西，一开始就是极少数人能够认识到。所以整理科学它是不能用多少人同意，多少人同意是正确的，那是政治决策，那不是科学。科学恰恰是少数的。　　主持人权静：所以就是在言论真正上的正确和影响力的范围广大这两者之间，因为它往往是矛盾的，只能选一个的话？　　张维迎：如果你要搞投机的话，哗众取宠的话，能可能得到很多人的拥护，但是你失去了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您本身的责任。　　主持人权静：您会担心因此而被边缘化吗？　　张维迎：这个没有关系，其实搞科学的人，搞研究的人，我想他最害怕的不是说支持他的人太少，而是说他自己导致错误的言论。你觉得可能被边缘化，但是你相信你的东西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一定会，好比说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　　主持人权静：您刚才谈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想到了1983年的例子，您发表的《为钱正名》那篇文章。当时应该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可能当时也是被迫的写了道歉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您觉得大众对于这种您认为真正正确的价值的认识现在有多少改观？到今天您觉得误解会减少吗？　　张维迎：很正常。　　主持人权静：有减少吗？对您的误解。　　张维迎：我不知道，可能有时候还不太一样，好比80年代，90年代当我们发表一种观点的时候，其实你最担心的是某一种从上边来的意识形态的一种压力。而现在的学者发表一种观点的时候，他可能不仅是来自上边的压力，而且是来自基层的民众的媒体的这种压力，有些学者他甚至有勇气迎接上边的压力，但是他没有勇气面对来自普通大众的压力。　　主持人权静：那您呢　　张维迎：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坚持自己的，认为正确的东西。我也曾经说过，我觉得做一个真正的学者的话，他应该勇敢的面对，包括大众、媒体的一些误解、批评，这本身也是作为科学的行列，本身的定义，不是说你要获得最大的民意支持。　　主持人权静：您还会一直这么坚持下去吗？　　张维迎：是的。但是我还必须告诉你，就是说有好多东西，得好多年，或者甚至有反复，好比孔子传的儒家的学说，几百年内都得不到承认，在秦始皇之前，甚至在汉武帝之前都是边缘化的。到了汉武帝之后，他被称为主流。　　主持人权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张维迎：对，但是到了我们在几十年，将近100年，就是五四运动的时候，它又是被打倒，又认为他错了，然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才又发觉儒家文化当中的价值。同时这个问题也使我感到有一点一定要注意，任何一种真理或者正确的东西，都不应该取得垄断的地位，都应该允许批评，允许挑战，任何一种东西，一旦取得了垄断地位，它就会走向反面。　　主持人权静：走向恶。　　张维迎：因为这时候就是说不是真正吸引坚持真理的人，而是吸引了那些投机取巧，谋私利的人，包括宗教。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作为搞研究的，作为学者的话，我想不断的受人批评，本身就是应该是好现象。我的意思是说，当然一种理论，没人批评你的时候，一种可能性一味绝对胡说八道了，大家不信就不批评了。另一种因为你获得了垄断地位，人家不敢批评了，这两种情况都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