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贷公司预热升级资金渠道成小贷公司抱怨理由

——一家小贷公司的乐观行进　　文 │ 本刊记者 张玲玲　　4月的第一个周末，陆榕只身一人回到了温州日胜小额贷款公司。在这个装修气味尚未完全褪尽的大楼里，温州日胜占了其中15楼并不算突出的面积。　　3月23日，日胜小额贷款公司在温州高新园区内开业，共有六名出资人，其中最大股东温州展翔的占股比例为20%，注册资本共2亿元，是今年开春以来，温州开出的第一家小额贷款公司，也是温州第27家小额贷款公司。　　和众多的小额信贷经理人一样，陆榕同样来自于银行系统。在银行从事了多年之后，陆榕直到今年二月份才开始接触小额贷款公司。　　开业的十多天内，陆榕总共放出了约两千万元的贷款，贷款金额从100万元到800万元不等。按照小额贷款公司的相关规定，每笔放贷金额应控制在100万元以内，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小额贷款公司会更为灵活一些，视资金的实际使用效应而定，只要不超过1000万元即可。”　　利好？　　在温州试点方案中，涉及小额贷款公司的条文占到了两项，作为银行之外、起补充意义的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的地位可见一斑。　　“无论如何，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民资进入金融领域的门槛会降低，速度会加快，草根金融会更多。资金的供给一旦充足，那么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会得到一定的缓解，”陆榕说。　　温州金融办监管处处长余谦中在回应未来如何发展小额贷款公司之时解释说，与早先分次拿小额贷款的牌照不同，温州将会一次性发布50张小额贷款牌照。　　4月7日，温州市政府首次以公开招标的方式，寻找小额贷款公司的掌门人。其中偏于发达的乐清，提出了主发起人不低于一个亿的“要求”，而温州市区、瑞安等则要求不低于8000万元。　　与原先的政府指派与行政令不同，符合要求的企业可以发起成立小额贷款公司，而实力偏弱的中小企业则可通过参股方式置喙其间。简言之，“谁出资多，谁就可率先获得牌照”。更为重要的是，规定虽设有投资金额下限，却并未对上限予以控制。而此前，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要求是，“注册资本不得高于2亿元”。　　大批量的小额贷款公司诞生，竞争激烈之后，资金价格会下降，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成本会降低，负担会少一些，但是迎面而来的问题是，汹涌而来的牌照发放，在挤掉了融资的成本之后，也挤掉了他们的高利润。　　浙江必达实业董事长孙洪杰参股了几个小额贷款公司与村镇银行，他透露的数据是，在哈尔滨或山东，小额贷款公司的利润可以达到30%。　　万事利集团副总裁、科创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孙立新则对这一数据持保留态度，他认为，在杭州，这一数字达到18%到22%就已经“非常不易”。　　“小额贷款公司的利润实际上非常容易计算”，陆榕说。一家小贷公司资本金2亿元，银行融资一个亿元，总共3亿元的量，算年均20%的利息，是六千万元的收入。但银行对小额信贷公司的融资成本并不客气，一般是基准利率上浮30%，一年的利息便已经超过了8%，因此他们最少得支付八百万元的利息。其中还需缴纳5.57%、约340万元的营业税，公司运营成本中，员工工资为两百万元，办公地租金每平方米约为120元，以500平方米计，则一年需支付60万元的租金，1%的贷款准备金。　　在剩下的4000万元利润中，还需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即300万元。如果股东分红，还需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这还是在没有坏账的前提下。”因此，在温州运营最好的瑞安华峰小额贷款公司则采取了暂不分红的模式，“反正股东也是要增资的，分红之后还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这也是一个规避的办法。”　　“其实量并非一个问题。”温州大学教授马津龙称，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质的层面予以提升。　　升级？　　资金来源渠道单一，成为很多小额贷款公司抱怨的理由。众多的小额贷款公司甚至在开业的三四个月之后就已经全部放光了所有的贷款。华峰小额贷款公司目前的股本已经高达15亿元，但是与银行相比较，仍然盘子“太小”。　　按照银监会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融资的金额不得超过资本金的50%。浙江省部分地区将这一条件放宽，部分可达到100%。但科创小额贷款公司总裁孙立新仍希望将这一融资比例进一步提高到200%甚至更多：若以两亿元的本金，可以融到银行4亿元左右资金，那么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做大则大有裨益。　　温州的小额贷款公司则会考虑得更为长远一些。对于可升级成为村镇银行的提法，陆榕认为，并不能读出更多“实质性的东西”。早在2008年，银监会出台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中即称，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在运营三年之后可升级为村镇银行，但前提是，必须有国有银行或股份制银行作为主发起人。　　马津龙则难掩对这一规定的反感：“没有比混合制更糟糕的事情。有影子银行参与，情况则会变得很坏。”　　在温州试点方案中，这一硬性规定则被抹去，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相对含糊的指称，方案中说，“符合相关规定的小额贷款公司可发起或成立村镇银行”，虽并未明确规定，民资可独立成为村镇银行，但还是让众多的小额贷款公司看到希望。　　“在目前的金融环境之下，即便是在细则当中，明确体现小额贷款可升级村镇银行，也是‘绝无可能’的，”马津龙说，“但并不意味着民资就不能够这么做。”　　具体细则的制定目前仍归于温州市政府，但小额贷款公司的升级，则必然会涉及到银监会，并涉及金融全局。为避免此类麻烦，方案采取了指导性的而非是具体化的条文，“理应被视为一种放闸。”商融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远青表示。　　作为官方的声音，余谦对此则显得更为谨慎，“小额贷款的升级一旦成行，即可视之为政策性的一大突破。”但如何突破，温州市金融办目前仍在仔细拿捏这一尺度。　　“可能会有一部分的小额贷款公司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升级成功，如华峰小额贷款公司。”即便如此，陆榕对此显得并不十分热情，“即便可升级成为村镇银行，但具体能否盈利仍要算一算才知道，不一定能高过小额贷款公司收益。”　　村镇银行较之小额贷款公司的优势，是可以公开吸储，且可以根据商业银行拆借利率来相互融资。不过在揽储之后，对安全性的要求会相应提升，且受银监会监管之后，对利率的上浮也必须遵循相关要求。　　目前小额贷款公司不高于四倍高息就可以运行，尽管多数小额贷款公司考虑到风险隐患，并不会为了短期收益选择高息放款，但较之村镇银行不得高于基准利率100%的规定，仍有较大盈利空间，且在利率未市场化的前提下，村镇银行的吸引力不会比其余四大银行高，“那么升级的意义又何在？”陆榕反问。　　抱怨？　　而试点方案中所有条文的意义大同小异：这些来自于民间的资本，是否可以通过小额贷款等方式，最终回流到实体经济中去。　　浙江大学教授金雪军建议，“应限制转借贷，而鼓励直接融资。”那么，小额贷款公司又如何保证这一资金是最终走向了实体企业？　　“事实上非常难查探清楚他们准确的资金用途。”陆榕承认。2011年下半年的跑路危机严重损害了温州人赖以生存的信用体系，早年温州商人甚至可以打着白条去提货，现在贷款者拿着众多的详细报表，小额贷款公司仍然不敢轻易放贷。　　“我们其实活得很艰难。”陆榕流露出疲惫感。小额贷款公司试图将目标客户与银行差异化，实行错位经营的模式，但实际操作中，小额贷款公司的客户群体往往“财务制度不健全，无有效抵押物，规模小”。“说到底，是政府不想做，银行不愿意做，最后就是民资来做。”　　因无法与银行系统联网，信息不对称程度高，小额贷款公司普遍无法查验贷款者信用，每一笔贷款需一笔一笔地到人民银行查验，有一些信贷员必须亲自前往调查企业经营活动，而后给出信用等级评分，除不方便之外，更重要的是，承担风险亦更大。　　按照规定，每年省金融办都会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年度考核，对微型贷款(即50万以下)贷款，政府要求不能上浮100%，否则对其扣分，“某种意义上，倒逼企业承担政策扶持作用。”　　温州文化商品交易市场董事长陈金强却对小额贷款称“生存难”颇有微词，他言辞激烈地称：“在银行融资，普遍利息在6厘、7厘，9厘左右。但在小额贷款公司，普遍的利息是一分六，一分七。目前以我们行业为例，净利润8%即可视之为稳定，而我们的利润仅在6%－8%之间，高一点的不超过10%。这样高的利息又有几家企业可以承担？且现在小额贷款公司贷款要求的严格程度不亚于银行，对实体企业来说，小额贷款公司的意义是否真如其宣称的那么大？”　　与陈金强旗帜鲜明的反对声不同，浙江阔帅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政杰却希望能够抓住这一波的机遇，在做了多年实业之后，徐政杰觉得，或许已经到了一个“轻装上阵”的时刻。　　“有时候可能并非只是融资的问题，而是融到资之后，你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徐政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