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旧址全景。
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
中华书局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
中华书局于1916年起设立了多处图书馆，陆续收藏各类中西文书刊近六十万册。
中华书局迎来百年华诞
本报讯 (记者 张弘) “我们中华人已经做好准备，蓄势待发，为中华文化的弘扬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续写新的百年辉煌。”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如是展望。3月22日下午三点，中华书局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展览迎读者，大会贺华诞
今年，中华书局迎来了百年华诞，为此，该局出版了《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以及一套四本的《岁月书香》等，并举办了多种纪念活动。持续到本月 31日的“中华书局百年历程暨珍贵图书文献展”，3月16日在国家图书馆稽古厅开幕。近百种民国出版物珍稀版本，集中展示了中华书局创立伊始凭借教育教辅 图书开基立业的历史和伟绩。此次展出的梁启超、胡适、顾颉刚、林语堂、徐志摩、钱锺书等人与中华书局的书信、手札，都是近现代文化史、出版史上弥足珍贵的 史料。
在前天的活动中，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回顾了中华书局创办以来的百年历程，他表示，“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不仅是荣耀、欣喜，而且还有一份沉甸甸 的使命感。”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总裁陈万雄则表示，“在落实国家">发展规划上，在中华文化的复兴与弘扬上，中华书局肩负有重大使命。”
名编名作者铸就阅读经典
李岩在发言中说，一百年前，陆费伯鸿先生以其过人的胆识和卓越的才华在上海与同仁创办了中华书局。建局之初，奉行“开启民智”的宗旨，以编辑出 版各类教科书为主，聚集了梁启超、于右任、王亚南、周作人、沈从文、李劼人等诸多知名作者和舒新城、黎锦熙、田汉、张闻天等一大批专家学者型编辑，出版了 《中华大字典》《辞海》《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图书、500余种新式教科书和40余种影响广泛的刊物。
1949年至今，中华书局累计出书2万余种。在顾颉刚、唐长孺、王锺翰、王力、钱锺书、季羡林、任继愈等各界学者和金灿然、张静庐、杨伯峻、周 振甫、李侃、赵守俨、傅璇琮、程毅中等专家学者型编辑的共同努力下，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了《资治通鉴》《全唐诗》《全宋词》《永乐大典》《孙中山全集》等古 代、近代经典文献，以及“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基本典籍。特别是从1958年至1978年，由中华书局 组织整理、编辑出版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被公认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是海内外学术界最权威的通行本。此外，中华书局还出版了 《文史》《文史知识》《中华遗产》《中华活页文选》《书品》《月读》等期刊，在学术界、读书界、教育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在当代人的读书生活中，中华书局一直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是当普通人通过阅读打破现代与传统的界限，追寻自身所在社会的文化之根，中华书局就成为重要的涉渡之舟，使得于当代成长起来的我们，没有全然隔阂于传统文化而成为文化的流浪儿。
2012年，中华书局创立百年。回顾历史，其波澜壮阔与凄迷低回相循，进退兴衰，映照着一个时代的文化步履，沉浮枯荣，也回应着社会发展的声响。
若以文化角度观察中华书局的变化，现代中国的每一次文化革新，中华书局皆是积极的参与者，是我们国家文化记忆的一部分；若以经济角度观察，中华书局契合着现代中国的发展改革历程，其起伏之悲欣，可以成为理解中国的一个切面。
【前传】
【一】 书局之父陆费逵
(1)一生只付过十二元学费
中华书局主要创始人陆费逵(1886·-1941·7)，生于陕西汉中，其祖上曾在清朝乾隆年间以翰林院修任《四库全书》总校官，是谓编辑大家。其父长年幕游，少时恒受母训。
母亲开放的教育思想，让陆费逵得以自由学习。戊戌年，十三岁的他就开始阅读当时著名的维新派报纸，汲取新思想，不免与父亲有思想冲突，却仍得母亲支持，“于是便不照老式子读书，自己研究古文、地理，后来居然自学算学，并读格致书了。”
陆费逵可谓自学成才的典型。当时南昌有一个阅读报社开办，他隔日去一次，朝九晚五，以大饼馒头为午餐，时间久了，便与管理员相熟，可自由出入，三年间阅书无数。1902年，十七岁的陆费逵与朋友捐集经费自办小学，后来随日文老师吕星如去武昌，由陆费逵为吕星如的三个弟弟教授国文算学，吕星如则执教日文，彼此互不出学费。
(2)阅世越深，教育之志弥坚
三年后，陆费逵与朋友在武昌自办书店，初涉书业，不畏艰辛。从他自己的回忆中可见一斑：“店屋朝西，夏天热得身上出油。店后一小间，半间作经理室，办事睡眠都在这里，半间作厨房，煤灰和油气弄不清楚。店内没有厕所，日间到隔壁客栈便溺，夜间要走半里路转三个弯上街侧。但是我一切都忍耐着，从不说一句苦。”
在武昌，陆费逵与革命党人往来较多，他也是当时日知会的干部之一，起草了会章。故而他的书店，大卖《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这样的书籍。逢同志入狱，陆费逵都会仗义解囊，接济费用。
1905年，陆费逵作文抨击时局，触怒当局被通缉，故逃往上海。彼时上海为文化大都，对于陆费逵而言，立足不易，但海阔天空。几番辗转后，陆费逵受聘商务印书馆，因其干事之能，次年即任要职，并出任商务创办的《教育杂志》主编，主张教育救国，鼓吹教育改革，认为教育得道，则民智开，民德进，民体强，而国势胜。
1910年，中国教育会成立，陆费逵起草章程，提倡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国民教育并重。颇得当时教育大家蔡元培赏识，故相与为友。之后蔡元培出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陆费逵的很多建议被纳入国家的教育策划中。
【正传】
【二】 顺时而创，竞成大业
(1)乘共和革命之风立业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清朝黄龙旗被民国的五色旗所取代。同一天，中华书局成立，“中华”二字是为纪念古老中国转型后的新生。由陆费逵起草的宣言声明其使命，培养共和国国民，取人道主义，重世纪教育，融合国粹欧化，“从此，民约之说弥漫昌明；自由之花，橘皇灿烂”。
二十年后，陆费逵回忆中华书局创立之时，有这样一段话：“开业之后，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左支右绌，应付指南，机会之失，殆非语言所能形容，营业之基础立于是。”
掘到第一桶金后，陆费逵便寻求扩张之道。1913年，中华书局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股本大增，三年后即成为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全国第二大出版公司。在这中间，为增加自己的势力，中华书局不惜重金购买印刷设备，同时合并一些小的出版社，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局，以地方书店为依托，任职经理者皆为一方贤达。
以中国第一部近代教科书——蒙学教科书闻名于世的文明书局，于1915年并入中华书局，可谓如虎添翼。文明书局的发展之道，对中华书局有极大的示范意义。
中华书局盘并的另一个书局——杭州聚珍仿宋印书局，同样让中华受益不浅，为之后中华书局在古籍出版上增添有力臂翼。
(2)借风行船，竞争飙进
陆费逵脱离商务印书馆，自立门户。有人曾戏言，中华书局的创建，源于一次背叛。如再幽默点，可也以说中华书局的发展，源于对商务印书馆的复制与超越，移花接木，借风行船。
比如商务办有《教育杂志》，中华就有《中华教育界》；商务有《英文杂志》，中华就有《中华英文周报》；商务编《新字典》、《学生字典》，中华就编《中华大字典》、《新式学生字典》……
1949年以前，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主要盈利产品，都是教科书，教科书在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的激烈竞争中迅速换代，堪比现在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
根据书局编辑钱炳寰在《中华书局史事丛钞》中的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中华书局共出版17套中小学教科书。
陆费逵曾一度寻求与商务合并，但未达成。他去世之后，商务印书馆当家人王云五著文悼念，“我国商场同行如敌国。商务与中华，在某时期也不免此种 现象，但经过剧烈的正当竞争后，彼此认识因之较深，渐转而为精诚合作。在后几年间，我对于现实之诚恳态度的认识，也正如在以前对他所持的怀疑态度，简直是 一样的程度。”
(3)匡时济世，取利有道
由于当时没有严格的出版审核，几个志同道合者就可以办报开书局。而在出版界报界获得成功的，往往是那些既有文人式的匡时济世之情怀，又有商人式的持筹握算的精明。鲁迅曾尝试书业，以失败告终，缺的正是后者。陆费逵则二者兼具。
1915年，中华书局推出《大中华》杂志，主任撰述者为梁启超。杂志发刊宣言书由陆费逵执笔，称杂志的目的在于养成国民世界知识，增进国民人 格，研究事理真相以为超验上下之指南针。陆费逵在向股东大会报告中说：“期于杂志界放一异彩，即使直接无盈利，然精神上之利益无穷也。”
陆费逵在书局内部宣扬“奉作者读者为衣食父母”的理念，自己也身体力行。一日，陆费逵看到有顾客在书画柜台买字帖，在营业员找钱包扎之际，他上 前介绍新出书画，并逐一详解。顾客乐而购得心喜之物，欣然归去。次日，书局一位董事对陆费逵说：“江宁镇守使王廷桢君昨天来购物，遇一戴眼镜能说北方话的 营业员，招待殷勤，他很佩服，要我转告你不要埋没这人才。”陆费逵答曰：“是即敝人也！”
为体谅作者昏夜握管，斗室彷徨，中华书局在报酬方面竭力从丰，对无名作家，亦是如此。因为稿酬低，“足以灰壮士之气，戕杀天才，阻碍文化发展”。其对作者的稿费、版税并不单以销数多少为据，好作品，即使亏本，稿费和版税率都定得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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