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制造业转型存在挑战与机会并存。工业4.0和工业大数据等新的工业技术的不断涌现，让“中国制造”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在此背景下，本届中国制造千人会（MIC1000）首次聚齐来自学界，产业界，互联网业和金融行业等不同领域的30位重量级嘉宾，共同探讨制造业7大关键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家吕政从供给需求两方面探讨了“十三五”期间，中国制造如何寻找新增长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吕政
从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来看，中国工业增长速度下行，特别是重化工业，增速明显下降。吕政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1949到2049年上下一百年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或者中国工业的发展可以用简单的12个字来概括，叫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大到强。中国工业实现了从少到多的转变，成为工业生产大国。未来，新一代人的任务是要实现中国工业从大到强的转变，解决生产要素的利用效果、水平和竞争力的赶超。
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已经发生变化，不再像过去那样高歌猛进，粗放的高增长已经结束。但中国重化工业增长为什么下行？这里有几个简单的分析原因：
1、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2010年相比下降了12个百分点，这是第一个原因。
2、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阶段也发生了变化。
3、城市空间扩张的速度发生了变化，2011到2012年城市新增的面积23000平方公里，12年超出了50年的水平。
4、汽车井喷式的高速增长基本结束，2011年到现在平均每年增长7%左右。
5、中国房地产开发增速放慢，在2012年以前，房地产投资平均每年增速在20%以上，现在已经降到了5%左右，个别年出现了1%、2%，负增长，现在的任务是把建起来的房子卖掉，这些原因导致钢材、建材等中化工业的增速明显的下降。这就说明市场的需求规模和需求结果已经变了，所以还想期待2010年以前的高增长已经不可能了。
此外，吕政从需求层面分析了中国制造业重化工业的增长，从2012年开始出现拐点和未来的增长趋势。
第一个影响是政府转变职能，政府对企业干预的太多，十八大以后首要任务就是第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推进简政放权、优化服务、提高政府效能。
第二供求关系引导企业投资方向。
第三完善以市场定价为基础的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体系，价格信号能够正确的反映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稀缺程度。
第四是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决定企业的生死存亡。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现代财政制度，建立税种科学，结构优化、法律健全、规范公平、征管高效的税收制度。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结构，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形金融分工合理、互相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构件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第一、要解决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饥渴症。第二、解决消费者价格的稳定。第三、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利于中国从外部调整压力。
“我们的制造业的技术进步，首先是要建立在对现有产业的技术创新上，这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们就要‘行一百半九十’，要有这样的指导思想。”吕政说道。
如何缩小制造业与发展国家的差距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一个缩小工业物化的差距。
第二个缩小劳动生产率差距。人均的创造的增加值相当于美国的32.35%，日本的38.4%，德国的45%。5257.9万人占总量的6.8%，不存在总量不足的问题。
第三个缩小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差距。分横向的差距和纵向的差距。同一个产业链、发达国家在上游，韩国台湾在中游、中国大陆在下游，同一个产品，产业国际分工选择最有利于降低成本的分工方式，哪儿干最便宜，就在哪儿干，把劳动力组装型的放在中国，所以有一个误区，认为中国高技术产品入口规模很大，其实大部分是加工组装，这就是柳传志说的做一台电脑只赚一把大葱的钱，这就是产业链的分工。
“不讲卫生的民族搞不了制造业”吕政在演讲最后强调，中国制造业应该向德国、日本、瑞士等国家学习，不能长期建立在农民工的基础上，要秉承严谨精细的传统，贯穿到生产制造的全过程。
原文发布时间为：2016-7-14
本文作者：孙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