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眼看PE境外投资者期待政府传达扶持风投信号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过去一年，关于私募股权投资（Private Equity，PE）热，我曾听说很多“冷思考”。　　比如，当一个企业业绩运作接近上市或比较有吸引力时，冲上去的不是三五家投资方，而是几十家投资机构，这种现象真能支持中国进入创新国家行列吗？又如在此热潮下，很多民营企业乃至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都憋不住了，纷纷试图自己打造一个资产管理机构去进行直接投资，大量没经验的人涌入这个极端专业的领域，是不是一场“不理智的全民试错运动”等等。　　泡沫起来了，那就浇浇水，这是人们惯用的一种制衡。但是我得说，如果不是上个月驱车去Sand Hill Road与朋友Tony Luh（德丰杰龙脉创业投资创始执行董事陆景锴）一席谈，我可能也无法跳出上述框框，从一个更远的视角来认识这个事。　　旧金山时间4月23日中午，Tony正在德丰杰龙脉办公室，忙着为接下来的演讲做准备。　　中国政府包括发改委、信息产业部等高层近期访问了硅谷，除进一步考察硅谷创新系统外，与美国顶级风投机构（Venture Capital，VC）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了解，也是其中重要一环。　　该过程媒体虽不得而入，但通过以下我与Tony争分夺秒的一番大讨论，或许，你能窥见当日美风投与中国政府高层间相互释放的信号与Insight。　　“你说说，什么是VC和PE的区别？”Tony先是把一个问题抛给我。　　这，有点复杂。实际业务中，PE与VC就像淘宝上的C2C与B2C业务，界限已越来越模糊。　　我的回答有点像教科书，毫无魅力：　　“VC偏做早期和成长期投资，PE偏做成长期、Pre-IPO、IPO后；VC参股，PE可控股；VC投资规模小，PE投资规模大；VC是财务性投资，PE是战略性投资或产业整合等。”　　“有一个区别很少被提及，你注意到没有？”但Tony随后说——　　“PE与VC一个很关键的不同是：当前者进入一个国企，假设该国企有员工5000名，那么它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精简’；或者把两个公司合并，这些对公司获利能力的提升或许是好的，但都会涉及裁员。宏观经济中一个重要要素即是‘就业’，从这一角度讲，PE是背道而驰的。”　　换言之，针对这几年的全球PE热，我们或许已看到一个与金融危机有关的不等式，即：　　PE把钱投入成型企业─并购动作─新管理层业绩压力─公司精简动作─失业率上升─房价下滑及次贷危机。　　当然，这并非是在说PE不好，而只是客观陈述它的一个特点。　　与此相反，VC促进就业。不过，在一个相对急功近利的环境，我们同样需对其概念作进一步厘清。这正是Tony此后为中国政府高层演讲的第一环。　　“所有金融商品中，风险投资是变现能力最差的，”Tony强调：“三、五年变不了现，VC管理队伍须严格认识风险，了解风险和风险控制。有了这样的认识和预期，才能真正理解VC价值。”　　然后，我们谈到了政府扶持政策。最近这一阵，中国各地政府来硅谷招商引资的行动特别频繁。我想知道，风投们对此都怎么看？尤其是，“挑刺”的那部分。　　德丰杰龙脉基金创建于2006年3月，由硅谷顶级风投Draper Fisher Jurvetson与华人创投基金龙脉基金共同设立管理，基金规模超过一亿美金，专投资以中国为核心的早期技术型、创新型企业。　　因此，Tony在美国成功投资并退出OSA和MOBILE365项目后，实已在中国耕作数年。[page]　　“我举一个例子，”他接着我的话题说，好比上市公司山东浪潮已是一个资本雄厚、有根基的企业，但如果还是不断给其各种优惠政策和资金扶持：“那么，这就是一种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的做法。”　　所谓“雪中送炭”，该语境下理解，即——作为有担当的官员，是否可以去发现“下一个浪潮”？　　考虑到早期投资通常有很大风险，我脱口而出——“拿着纳税人的钱，怎敢冒那么大风险？”　　“的确。那为什么不和我们合作？”Tony反问。　　“Ok.”我寻思。实际上，自去年中投投资失利陷入种种压力以来，投资界就有这种呼声；再加上我所了解到的，政府实际也正在积极寻求和探索各种创新的合作可能性，于是我问——“你说说，都有哪些合作方式？”　　以下是Tony的回答。　　第一种，政府出资直接作VC的LP（有限合伙人）；第二种，政府出资聘请VC作咨询角色。在第二种模式下，风投们可能会给经验，但不会共享案源（深层资源）。　　关于第一种的好处，这里有一现成案例。　　2006年，上海浦东政府某基金曾直接向德丰杰龙脉美国主基金投入1000万美金。此后，德丰杰相关基金陆续引入上海的投资已超过原资金好几倍。　　从招商引资角度讲，这是很好的一个结果；又如风投们还可能建议其所投公司将总部迁至该地区，多年后，它也许会成为该地区的骄傲。　　但上述两种合作模式，目前国内还不多见。　　根据我之前在国内的观察：自2005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十部委发布《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国家和地方政府可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引导民间资金进入创投业以来，政府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就一直是政府创投方面的探索重点。　　而这其中，又以“政府跟投”模式最为普遍，即政府通过成立投资机构以跟投社会各资本在本地投资项目的方式，来发挥政府资金的杠杆效应，支持本地成长性创新企业。　　所以，这似乎可视作是“第三种模式”。但是，Tony又向我泼了个冷水——“这种模式没有竞争力，其实没太大意义。”[page]　　“为什么？”我睁大了眼睛。　　“很简单，”Tony说，比如——今天甲地方和我说以后就跟着我们做跟投了，但明天乙地方又跑来和我签了个协议，聘请我们作咨询角色，你说，我该给谁资源？然后到了第三天，丙地方又跑来和我们签协议，直接做我们的LP，你说，我会给谁关键资源呢？　　Exactly，理性认识各方的利益驱动，是一个成熟机构的思维模式。不过，请原谅我难免有一些“心理阴暗”——　　“如果我说，我这个地方政府会给你们或帮助你们找相关资源，你们也不看重么？”　　对此，Tony没有正面回答我，他直接反问了一个问题，涉及视野和价值观：“如果一个项目只能在一个地方区域内成长，这是我们希望投资的项目吗？浪潮的生意只局限于山东吗？”　　简单说，当日我与Tony的谈话，透露了境外风投希望中国政府能对风投机制有更深认识及对各类风投机构有更进一步扶持的信号。不过此后，当我沿着这条全球闻名的风险投资大道Sand Hill Road一路往家行驶时，美国风投曾助力Yahoo、Google、Youtube等企业的历史浮上脑海。　　这其中，不仅是显性的GDP增加，还有计算机、新能源等无形的人类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