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度中国慈善十大破冰

《中国慈善家》 文/黄姣　　“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说，“从理念到制度上，中国的慈善事业起码落后美国100年。”但百年跨越，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个个破冰之举，是中国慈善事业前行的脚步，坚定而又执着。　　民间基金会首获“公募牌照”　　慈善还归民间或成破冰之势　　中国公募基金会多为官办，行政色彩浓厚，民间力量做慈善虽然更具有活力，却一时无法打破这种垄断。民间出身的壹基金虽然委曲求全，以挂靠在红十字会下的专项子计划的形式获得了向公众募款的权利，但当这个“女儿”希望和母体分离，转为独立的公募基金会时，在办户口的路上却走得并不顺利，一时中断传言四起。专家也说了，慈善还归民间尚需时日。但由NPI发起的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却在2009年底拿到了“公募牌照”，成为国内第一个民间发起的公募基金会，2010年正式进入运营。基金会简称“联劝”，向社会筹募公益资金，再通过专业的、高问责度的方式向公益机构分配资源，并定期监测公益机构的财务运转状况，开拓出一套新型劝募机制。其实，去年1月还有一家民办公募基金获批，即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公募基金会还归民间，或成破冰之势。　　基金会试水“裸报”　　做慈善透明秀先行者　　2010年，慈善透明成为业界重要的呼声，大部分慈善组织在信息披露方面都还扭扭捏捏的时候，4月22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尝试大大方方“裸”了一回，按照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标准详细披露了基金会的财务数据，成为中国首家如此“裸报”的慈善基金会。但从他们的年度报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信息，“行政费用比例仅占6%，远低于国家规定及国际惯例的10%。同时，真爱梦想承诺不从指定项目捐助中提取任何行政费用，所有的建设和运营结余都进入运营储备，以确保每一分捐赠款都能用于公益项目本身，而基金会的行政费用则完全由行政及长期储备基金支付。”其实，没有足够的自信，怎么敢裸，真爱梦想基金会不过是在秀身材罢了。如果慈善透明是为了身体检查，要让身材好的不好的都敢秀，那就还需要慈善组织更加大胆，社会更加宽容才是。　　首部慈善地方法规出台　　慰《慈善法》难产之痛　　业务主管部门和民政部门“双重登记”的制度，使众多草根社会团体苦于“婆婆难寻”，受尽“无名无份”之苦；公募基金会对向公众募款权利的垄断，使壹基金不得不采取变通方式，却又不甘居人檐下而陷入中断风波；玉树地震后，五部委突然联合下发善款汇缴通知，使公募基金会也顿时丧失了安全感。各个群体都寄望于一部《慈善法》的拍案决断，却是千呼万唤难出来。2005年民政部提出立法建议，2009年《慈善法》草案终于由民政部送达国务院，但因在关键问题上存在争议，最终没能在2010年破茧成蝶。国家统一的立法一时无法出台，地方法规推出的压力则要小许多。2010年1月，《江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获得通过，并于当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成为我国第一部地方性慈善法规。慈善法规在地方上的率先试验，其经验和教训或许能够为全国统一立法提供有益的借鉴。　　首次承办联合国气候会议　　气候谈判中国角色提升　　2010年，中国除了首次举办世界博览会以外，还首次承办了联合国气候谈判正式会议。与上海世博会的轰轰烈烈不同，天津气候会议则安静许多，但对于关心环保、关心气候变化、关注坎昆气候大会的人来说，同样是一件响当当的大事。中国主动申请在天津承办气候谈判会议，目的是维护公约、议定书的谈判主渠道地位，按照巴厘路线图推动“双轨”谈判进程，显示了中国推动气候谈判的诚意。中国民间环保NGO，则在会议上举行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主题活动。结合坎昆气候大会上中国的表现，可知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舞台上，中国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首家志愿者学院挂牌　　能否将志愿服务带入专业化时代　　至少5500万的庞大志愿者队伍，如果还停留在“扫大街、捡垃圾、看老人、做表演”的“好人好事”阶段，则可能出现连废纸都没得捡的尴尬局面，或是蜂拥而至、继而随风而去的扰民现象。现实并不是志愿者过剩，而是缺少经过培训的专业志愿者。2010年10月8日，广州志愿者学院挂牌成立。作为全国第一家志愿者学院，昙花一现还是蓬勃发展，其前途命运尚未可知，但在中国20多年志愿者服务发展史上的标志性意义不可否认。学院最重要的功能设定为“培训”和“研究”，能否将志愿者服务从“学雷锋”带入专业化时代，且拭目以待。　　全民公益月捐平台　　小额长期捐赠走向标准化　　把分散在民间的涓涓细流小心汇聚起来，就可以变成爱的大江大湖。中国扶贫基金会与中国银行便做了一回这样的工程师，联合推出“全民公益月捐平台”，大手笔为汇聚爱之流打造沟渠。公民通过填写月捐申请表，便可以利用中国银行在全国的一万多个营业网点，开通扶贫月捐业务，实现按月自动捐款。月捐10元钱不过是少喝两瓶饮料，所谓积土成山，积水成渊，通过有计划的汇聚起来，就可以形成巨大的力量，帮助到需要的人。　　作为中国第一个“全民可公益”的银行电子网络捐赠平台，与以往的月捐计划和银行卡慈善相比，它的意义在于，普通人既可以方便快捷的进行捐赠，又可以随时查询捐赠的去向，了解善款的用途，改善小额捐赠的监管难题。对于现代公益，即便是小额捐赠也不再是按下发送键就完结的事。　　深圳率先创建“公民社会”　　而立之年欲做慈善先锋　　“做慈善，到深圳，这里有我呢！”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几乎要打造出一个深圳慈善口号来。这个曾经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闻名全国的城市，早已习惯了创造全国第一，三十而立之年，又欲以“率先创建公民社会”，撼动全国人民视听。　　2006年深圳组建民间组织管理局，试水民间组织放开式管理、建立民间孵化基地、打造社工购买样本……　　去年1月，凭借对三类社会组织实施“无主管登记”，荣获“地方政府创新奖”。去年，深圳将公民社会建设写进“十二五”规划，尝试为社会组织立法，欲再次发扬特区精神，为全国闯出一条公民社会建设的新路来。　　首个公益人才支持计划　　试解公益人才之困　　“21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人才！”《天下无贼》中，葛优饰演的贼老大缓声说道。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100年的中国慈善事业又何尝不是这样，光靠激情和爱心托不起中国慈善事业的腾飞，公益事业对专业人才的渴求将愈加强烈。但当前公益从业者普遍的状态却是薪水低、强度高、保障差，据12月发布的《中国公益人才发展现状及需求调研报告》显示，近6成机构有人员流失，近8成人员流向了非公益领域。“我不拜金，但我需要养活自己，我不崇高，但我想在能做梦的年纪为自己的梦想争取”，因为一个梦想走进来，靠着满怀热情留下来，也许谁也不曾料到自己会是那8成中的一员。基于这样的现状和需求，南都基金会于去年9月启动“银杏伙伴成长计划”，通过连续3年每年10万元的资助，用于引导和培养未来的公益领袖。“地球村”的创始人，老公益人廖晓义忍不住哽咽，“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公益人才支持计划”。　　艾滋维权第一案　　点亮反歧视之光　　从“洁身自好，远离艾滋”到“正视艾滋，维护权益”，国人的艾滋公益之路，在艰难中前行。“歧视是一堵墙，需要很多人一个一个地撞”，尽管艾滋就业歧视可能早就存在，直到去年终于有了第一个撞墙的人。10月13日，艾滋就业歧视第一案开审，小吴因艾滋病毒检测呈阳性，在当地教师招聘中遭拒录，状告安庆市教育局一审败诉之后，他提出上诉，继续维权之路。　　艾滋就业歧视第一案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对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态度问题，回避并不等于这个日渐扩大的群体不存在，社会对艾滋选择鸵鸟式的无视，只会阻滞对艾滋的防治，潜伏更大的隐患。七年前的“乙肝歧视第一案”原告只得到名义上的获胜，但社会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态度最终逐渐改观，艾滋反歧视之路虽然艰难，也必会前行。　　首个股捐基金会获批　　慈善体制有“动”才有“进”　　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拟捐出其名下60%的股份，成立“河仁慈善基金会”，经过三年的艰难争取，终于在2010年快要过完的时候获得批复。由于之前没有以股权设立慈善基金会的先例，这个“股票第一捐”，需要破解一系列注册、税收的体制障碍，所以河仁基金会注册一路走来，可谓是披荆斩棘，在慈善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虽然之前也有蒙牛集团牛根生捐出全部个人股份，成立老牛基金，新华都集团陈发树捐出现值83亿的股权成立新华都基金会，但老牛基金火过一把后便销声匿迹，新华都基金会处在舆论质疑的风口浪尖上百口莫辩。且不论是是非非，至少这两位对股权捐赠可能都没有怎么深入的思考过。曹德旺却在人民网演播室侃侃而谈，从决策和执行的分离，到基金会运转的监督和透明，已有一套基本成形的模式。慈善事业要向前发展，必然会涉及到各种新的捐赠形式，曹德旺没有采取现有体制下的变通方法，而是选择了去突破体制障碍，推动中国慈善体制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