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理论远水不解近渴经济学家看淡诺贝尔奖

本报记者 众石　　全球经济尚未从动荡中恢复，这使得今晚出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新得主的光彩略显暗淡。在不断增长的奖金和经济学最高殊荣的背后，传来越来越多的质疑声。　　三位此前并不受人关注的经济学家获得了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是麻省理工大学的彼得·戴蒙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和美国西北大学的戴尔·莫滕森。　　获奖者的研究显然对当下糟糕的全球经济有所暗示。彼得·戴蒙德的理论模型主要用来描述如何为劳动力市场找到更合理的机制，从而更好地解决失业问题。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获奖者对市场的分析模型基于微观经济学理论，“市场大部分交易都是为贸易而进行的，当然会出现一些贸易摩擦，买者很难得到想要的商品，而卖者很难找到消费者。在劳动力市场上，许多公司也发现，会有许多工作
空缺，而一些失业人员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岗位。”　　另外两位分享该奖项的研究者戴尔·莫滕森和皮萨里季斯的主要学术贡献，也涉及失业难题和劳工政策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杜丽群认为，三位获奖者研究的贫困、失业和养老等问题，都是当下的全球性问题，都是与普通老百姓密切相关的领域。她表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在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过程中，需要对劳动者及其就业生存有更多的关注。　　不过，经济学家李才元认为，三位获奖者的基础理论仍然只是重复了市场交易靠博弈的一些基本原则，而这些原则“搞得越细，越抽象，越没有实践价值”。在他看来，欧洲中世纪哲学有个论题是“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数百年争论不休，当下的西方经济学正在步其后尘。　　不能对旷日持久的金融危机给出一个合理解释的经济学，总是让人有隔靴搔痒的不快。李才元认为，两年前金融危机爆发，从某种程度上证明西方经济学“已经死了”，而诺贝尔奖的悼词却还没念完。他在刚刚出版的货币哲学著作《金融内战》中，从中国本土视角检讨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症结，并提出，中国经济学必须在西方经济学的“暮鼓”中敲响“晨钟”。　　其实西方经济学自身并不缺少反思。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之前，具有关键影响力的美国媒体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进行预测——两位美国行为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的理查德·泰勒和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席勒获得了最高支持度。这两位被认为是行为金融学的先驱，在市场行为和决策心理研究上深有造诣。席勒还曾预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　　经济学家不是巫师。但显然，预测危机到来的能力成了关键指标，曾经被华尔街广为推崇的“数理模型”受到了冷落。美国博彩公司立博一度表示，泰勒和席勒获得了最高的赌注。今天的结果看来，要让很多赌徒输钱了。　　事实上，观察一下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他“热门人选”，就能发现风向的改变。　　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清泷信宏和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尔创立了“标准真实经济周期”模型。该模型假设，有两种不同时间偏好和家庭类型：“耐心”与“急躁”。当“急躁”的家庭不满意市场利率时，他们从“耐心”的家庭中借钱。当他们借钱时，必须提供房产作为抵押品，当房地产的价值下降时，债务的数量自然也降低了。这种现象对房地产市场产生的效应是使土地的价格进一步下降。但实际情况是，不论“耐心”还是“急躁”的家庭或个人，都陷入房地产泡沫破裂所带来的经济萧条当中。有人就此评价，在2008年之前，这些学者和他们的模型为什么没有早点研究出来？　　此外，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凯文·迈尔斯·墨菲受到评选者关注。他在社会经济学领域进行了开创性实证研究，所涉主题包括工资不平等和劳动力需求、失业等问题。他最著名的研究是，寻找美国白领阶层与蓝领阶层收入不平等的原因。这些课题本来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病因”，但评选专家们两年后发现了它们，却没有给出“药方”。　　路透社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批评相当直白。其专栏作家称，自从1968年瑞典央行创设该奖项以来，该奖项一直与整体诺贝尔奖格格不入。诺贝尔的初衷是奖励“对人类作出杰出贡献的人”，而现在“经济学奖简直是弊大于利”，“只要回顾一下经济学界的历史，你就会发现，如果他们能预测到危机，那才怪了呢。”　　这家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信息传媒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使人们误信了一些经济学家。而有的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理论，恰恰是导致数次市场崩溃的罪魁。1987年，人们广泛认可的布莱克-斯科尔斯-默顿期权定价模型对华尔街股灾负有责任，并威胁到整个金融体系。《数学理论是否会毁灭金融市场？》一书的作者特里亚纳说：“这些理论化平静为动荡，并催生了危机，诺贝尔奖却令它们备受尊崇。”　　路透社专栏说，如果瑞典央行每年非要发放10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这是它自己的事，但不应跟诺贝尔奖扯上干系。　　今天，奖金数额的分量似乎超过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本身的荣誉。从上世纪60年代创办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奖金逐年水涨船高。最初是3万多美元，20世纪70年代末达到了20多万美元，80年代中期涨到40多万美元，90年代末已经接近100万美元了。最近几年，奖金固定在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40万美元。　　但是，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们似乎并没有处理好这笔普通人眼里的“巨款”。尽管在学术上都颇有建树，在投资理财方面，他们的策略不见得比其他人来得高明。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瓦西里·里昂惕夫说，“我喜欢以理论作赌注，但不喜欢拿钱去投机。”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用18万美元的奖金为自己在旧金山买了一幢房子。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教授还没来得及把克朗换成美元，就在得奖两个星期后接到一个斯德哥尔摩来的电话，称由于瑞典爆发汇市危机，他的120万美元奖金已“缩水”25%，变成大约90万美元。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道格拉斯·诺思与罗伯特·佛格尔，两人用自己的经济学知识判断当时道琼斯指数3700点太高了，不适合买股票。但后来时间不长，道琼斯指数攀升到了11000点以上。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出炉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员邹平座就提出，对金融危机要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层面进行反思。他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崛起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如果在经济理论上还是抱着西方模式不放，就会影响经济政策的正确性。“前苏联和阿根廷就有这样的教训，它们不是被自己的制度打倒，而是被西方的经济理论打倒，大危机给了我们反思的机会。”　　经济学家李才元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连续出版了基于中国本土视角观察全球经济的三部著作《成人经济学》、《出轨的纸币》和《金融内战》，力求在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　　他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象征，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深化，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它的倒下。首先，在经济学工具层面，建立在理性预期和数理模型推导下的主流方法，已经被证明失败了；其次，战后西方经济学以弗里德曼的货币哲学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观念和学派，也在金融危机中漏洞百出。最关键的是，西方经济学一直坚持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发生了质变。　　“危机期间，美欧国家和政府强力干预市场，动用国家力量对企业、公司、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和产品，进行直接管制和疏导，这是对政府地位的重新定位。”他说，单单一个守夜人已经不够了，在全球化时代，政府和市场之间应有更紧密的关系，更精细、更密切、更具体的互动。“而这些，都是以往的西方经济学体系很少关心的。国家的功能如同培育土壤，种子种下了，市场繁荣了，企业和公司如同收割机。”　　今天，在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中，新获诺奖者也提出了“政府的干预政策能不能使市场更为有效运作”的课题。李才元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前提和基础强调“理性人”、“经济人”，但危机使人们认识到，经济生活中如果没有“道德人”参与，最终结果一定是崩溃。在这方面，中国经济学家们在理论和实务两个层面，都应该有很大空间可以有所建树。在这个意义上说，“能不能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还重要吗？这是人类智慧共同的继承和创造。”　　不过，中国本土经济学家看淡诺贝尔奖，并非不注重自我反思。　　经济评论人士崔宇认为，中国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是一个待解之谜。谁能解释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目前似乎并没有一套解释中国奇迹的完整理论。这中间，中国经济学科研和评估体制的短期化和功利化倾向是重要原因。　　他认为，相比物理和化学等领域的科学家而言，在有中国生活背景的华裔经济学家和中国本土经济学家身上，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中国文人的色彩更浓，他们的“通病”是文人相轻、爱面子、浮躁、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等，这使得技术性强、并偏重基础理论的诺贝尔奖常常与中国经济学家擦肩而过。　　本报北京10月1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