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女孩开淘宝店自当模特荷赛奖得主任摄影师

冰点特稿第720期：这组照片与新闻无关　　“这些照片和新闻没有什么关系。”傅拥军说，“
它们讲述的，只是一个普通女孩在庞大而不可捉摸的命运面前，顽强寻找自己生命出路的普通故事。但我相信，会有人从这些照片里，读出我想要传达的东西——力量、勇气和爱。”　　《中国青年报》记者 林天宏刘仁艳在天台上拍摄的时装照刘仁艳在天台上拍摄的时装照刘仁艳在天台上拍摄的时装照刘仁艳（右）在王芳处学习开网店傅拥军拾到的带血日记本　　在不计其数的网上服装店里，刘仁艳的店铺并不起眼。从今年5月12日开张以来，这个名叫“北川羌族小妹”的服装店，至今一共只做成了98单生意，平均一天还不到一单。很多时候，甚至两三天没有一个顾客上门。　　但来过这里的许多人，都会被店铺里那些真人模特的照片吸引。这是一组特别的照片——地点是一处简陋的天台，在并不晴朗的天空下，店主刘仁艳站在一把鲜艳的红凳子上，摆出各种各样看上去不那么专业的姿势，展示着自己身上待售的服装。　　这些“业余”的时装照，出自一位名叫傅拥军的专业摄影师之手。浙江省《都市快报》的这位摄影部主任，此前从来没有拍过这样的照片。他的镜头对准的大多是突发性的新闻事件。
2009年，这个在国内已小有名气的摄影记者，还获得了国际摄影记者的最高奖项荷赛奖。　　但这一次，他的镜头不是用于纪录，而是想为这个22岁的北川羌族女孩做点什么。她原本在广东顺德一家电子工厂当文员，但“512”地震中，她17岁的妹妹刘仁春不幸遇难，为了陪伴孤独的父母，她辞去工作回到四川，开始了网上创业生涯。　　“这些照片和新闻没有什么关系。”傅拥军说，“它们讲述的，只是一个普通女孩在庞大而不可捉摸的命运面前，顽强寻找自己生命出路的普通故事。但我相信，会有人从这些照片里，读出我想要传达的东西——力量、勇气和爱。”　　1　　所有的故事，都要从北川中学废墟上一本带血的笔记本说起。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5天，傅拥军来到北川中学的废墟上，那时候，救援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这个摄影记者看到，许多救援的大型设备车辆依旧在废墟上忙碌着，脚边散落着许多再也找不到主人的物件——敞开的书包、满是尘土的书本和笔、还有一些纪录着年轻面孔的照片。　　在震耳欲聋的机械轰鸣声中，这个38岁的男人噙着眼泪，边走边翻捡着脚边的遗物。不知道过了多久，一本带着触目惊心的血迹的日记本，突然进入了他的视线。　　笔记本的封面上，贴着两张大头照。中间最显眼的那张，是一对情侣的合影。右下角还有一张单人照，一个小姑娘对着镜头，打着V字形手势，露出俏皮的微笑。不过，原本乳白色的封面，已经被血液浸透了，粘在一起，现出灰暗的颜色。　　傅拥军小心翼翼地把笔记本翻开，扉页上写着主人的名字“刘仁春”。他一页页地翻着，在笔记本的最后，他发现了6个电话号码，分别写着：爸爸、妈妈、姐姐、老师，还有两个同学的名字。　　这个摄影记者原本想把笔记本带走，但他又觉得，“也许把它留在这里，是最好的归宿”。于是，他拿起相机，拍下了这6个电话号码，然后又把笔记本轻轻放回了原处。　　但这成了这个摄影记者从业8年来最为后悔的一件事。　　当天晚上，傅拥军回到了绵阳的宾馆。在整理照片的时候，“因为某种突如其来的念头”，他拿起电话，决定试着拨一下这6个号码。他一个接一个地拨，前几个都无法接通。他怀着“最后一丝希望”，拨打了“姐姐”的号码，这次，话筒那边竟然传来了通畅的拨号音，一个女孩接通了电话。　　傅拥军小心翼翼地问道：“你是刘仁春的姐姐吗？”　　“你有我妹妹的消息吗？！”话筒那头的声音突然变得急促起来。[page]　　2　　这是地震之后，刘仁艳第一次听到有关妹妹的消息。　　那些天，远在广东的她不断地拨打家人的电话，却怎么也拨不通。她心急如焚地赶回了四川，但通往北川的道路已被封锁，万幸的是，她从一个逃出来的老乡那儿，知道了父母平安的消息。　　可妹妹呢？　　这本是北川县开坪乡里一个普通的羌族家庭。父母务农，还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饭馆，但镇上人少，生意一直不太好，每天能赚个十多块钱，也就够家里人的温饱。　　在北川民族中学读初中的时候，刘仁艳的成绩一直都保持班上前五名，按照老师的推测，她高中考上北川中学没什么问题。但家里实在太穷了，如果她要继续读书，那妹妹的学费就成了大问题。姐妹俩从小的感情就很好，妹妹刘仁春的性格像个男孩子，力气也比姐姐大很多，刘仁艳至今还记得，小时候两人一起上山去捡柴火，妹妹总让她背树枝，自己背更重的树棍。家里穷，姐妹俩有时也会“抢”一些东西，刘仁春最不高兴的事情，就是她总要穿姐姐换下来的旧衣服。　　不过，在姐妹俩究竟谁上学的问题上，姐姐还是作出了牺牲。2003年初中毕业后，16岁的刘仁艳就离开了家乡北川，去广东顺德的一家美资电子工厂打工，家里三口人一起赚钱，供妹妹上学。　　在外打工的那些日子里，妹妹每个星期都要和刘仁艳通上几次电话，有时候，她还会和姐姐分享自己的小秘密，比如，她不喜欢班上的某个女生，或者是班上某个男生偷偷给她写来了情书。她最喜欢问姐姐的就是：“就要过节了，你给我买什么礼物啊？”　　2008年5月11日那天晚上7点多，在学校寄宿的妹妹，又给刘仁艳打来了电话。当时刘仁艳正在准备第二天的自考，所以只和妹妹聊了不到
5分钟。不过，刘仁艳告诉妹妹，自己刚给家里寄去了几件新衣服，其中有一件是给她买的。　　“那你和我说说啊，衣服是什么样子的？”小姑娘在电话里兴奋地问姐姐。　　“要保密。你回家就能看到了啊。”刘仁艳笑着回答。　　这却是姐妹俩的最后一次通话。第二天地震了，被掩埋在校舍废墟中的刘仁春，再也不能看到姐姐给自己买的新衣服了。　　3　　不过，在接到傅拥军的电话时，刘仁艳依旧对妹妹的生还抱有很大的希望，她迫不及待地问起傅拥军事情的原由。　　电话里，傅拥军讲述了自己捡到日记本的经过，他还告诉刘仁艳，北川中学的幸存学生，都集中在绵阳的长虹影院。两人约定，第二天早上在那里碰头，一起寻找刘仁春。　　那天早上8点半，刘仁艳带着妹妹的照片，在长虹影院的门口和傅拥军碰面。她在剧院门口的幸存学生名单上看了一遍又一遍，没有“刘仁春”三个字，而妹妹所在的高一(7)班，只有7个人在幸存名单上。　　值班的教师为刘仁艳叫来一名头裹纱布的男生，他是刘仁春的同班同学，可地震之后，就再也没见到过刘仁春。接下来，刘仁艳便听到了她难以承受的消息。一个被救援者从废墟中救出来的女学生说，她和刘仁春刚逃了几步，楼就塌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废墟下，她喊着刘仁春的名字，却没有回应，她摸到了边上的那双手，手已经凉了。　　从一个专业摄影记者的眼光来看，2008年5月18日的这个早上，刘仁艳寻找妹妹的过程，将会是一组很好的新闻摄影作品，但作为一个人，一直陪着刘仁艳寻找妹妹的傅拥军，却实在不忍心按下手中相机的快门。后来，他甚至关掉了机器，
一心一意地帮助刘仁艳打听刘仁春的下落。　　即使是在一年多以后的今天，刘仁艳在人群中穿梭着，手拿着妹妹的照片，泪流满面，焦急地向身边每个人打听消息的那幅场景，依然能在这个38岁男人的脑海中清晰地回放。　　“我从不后悔自己没拍下这些照片，作为一个人，我问心无愧。”他说，“但我真的很后悔，没有把那本日记本捡回来，毕竟，这是刘仁春能够留给她家人的最后一点记忆。”　　是的，这一年多来，刘仁艳和父母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祭拜她的地方。日记本早已不知所踪。如今的北川中学原址，已经是一片被铁丝网包围着的瓦砾场，这个17岁女孩所在的那座教学楼，也成了一片永隔阴阳的黄土。　　4　　可生活却不会因为悲伤而停止。　　如果留在广东，刘仁艳无疑有着更好的发展。这是个上进的女孩，在枯燥的配件车间干了两年后，靠着自己的努力，获得了主管的赏识，调到了管理部门做文员。这几年，她一直在读深圳大学自考大专的物流管理专业，地震之前，自考的16门课程，她已经考过了15门。　　2008年年底，那家工厂准备提拔她当工会主席助理，这就意味着她能从一个普通文员晋升为工厂的中层管理。但让大多数工友感到意外的是，她却决定辞职回到四川。　　妹妹死后，父母终日思念，身体越来越不好，尤其是母亲李秀琼，原本就有严重的支气管炎，这一年中，又得了慢性鼻炎，不断地咳嗽，吃任何东西都尝不出味道。　　“其实我是很矛盾的。”刘仁艳解释说，“但没有办法，妹妹已经不在了，父母就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　　她四处寻找工作，然而正赶上金融危机，许多工厂都在裁员，刘仁艳连连碰壁之后，最终在成都一家服装批发市场当起了导购员。每天凌晨3点来钟，她就要起床，接待那些一大早来“批货”的主顾们，一直要忙到晚上七八点钟才能休息，每个月拿到手的，也不过1000块钱出头。　　而从地震灾区采访回去后，傅拥军又慢慢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生活轨道里——出差、采访、拍照，这个摄影记者重新开始了他忙碌的工作。　　但总有什么跟以前不一样了。每隔一段时间，他
就会和刘仁艳联系，问问这个让他挂念的姑娘的近况。尽管此后很久都没再见面，但他却一直想着这个北川女孩和她的家人，希望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帮助刘仁艳开网店的念头，是突然间钻进傅拥军脑子里的。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傅拥军接触过很多开网店的年轻人，他们生意大多做得很不错，而且杭州又是国内服装业最为发达的省份，如果他能帮助找到货源，那么刘仁艳为什么不能试试呢？　　可是刘仁艳对网上开店几乎一无所知。在此之前，她对网络的了解仅限于QQ聊天，连电子邮件都不会用，更别提网上开店“这么专业的事情”了。　　于是傅拥军为她物色了“辅导老师”。那是他一个开网上服装店的朋友，叫王芳，是个和善的女人，在地震的时候，她曾经捐过一些钱物，也一直想着，能够帮助灾区的人。　　傅拥军给刘仁艳买了到杭州的往返机票，这个羌族姑娘第一次来到这个美丽的旅游城市。可她并没有时间游玩，在王芳的店里，她呆了整整五天，学习网上开店的全过程。　　在王芳的眼中，这是个文静有礼貌的姑娘，总是把“谢谢你”挂在嘴上。而刘仁艳的聪明劲也让王芳感到吃惊，很多很复杂的程序，只要教上一遍，她就马上学会，操作起来，甚至比店里的很多熟练工都要轻松。　　但在那五天里，王芳似乎没有见过她“真正高兴的样子”。有时候，刘仁艳也会笑，但眉头却一直锁着，在吃饭的时候，也经常一个人沉默不语。　　在杭州的最后一天，傅拥军带着《都市快报》摄影部的同事们，在一家KTV给刘仁艳送行。那天，刘仁艳显得特别高兴，她喝了几口酒，还给人们跳起了羌族的传统舞蹈，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小会儿。　　可现在，回忆起这一幕，刘仁艳却有些内疚起来。因为那段羌族舞蹈，是过去妹妹还在的时候，她们两个经常一起跳的。　　“说实话，我很羡慕那些能找到(遗体)的家庭，起码，他们还能有个说话的地方。”坐在泛着微光的电脑屏幕前，这个22岁的姐姐低声说着，眼泪悄悄地从眼角流出来：“有很多人告诉我，你要把妹妹的那一份一起活下去啊，可是，我总想问他们，求求你们，能不能告诉我，我的好妹妹究竟在哪里？”[page]　　5　　在妹妹的一周年忌日——2009年5月12日这天，刘仁艳的“北川羌族小妹”服装店开业了。之所以选在这个时间，刘仁艳希望，“能够用这个特殊的日子，来记录自己重新开始的人生。”　　头些天，生意好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为傅拥军对这家网店的报道，首日的浏览量就有5000多人次，虽然那天刘仁艳前去北川祭拜妹妹，没能在线，但许多人还是买下了店里的衣服，还有很多留言，鼓励她“好好生活”。　　一时红火的生意，让刘仁艳对网店的前景非常乐观，她甚至有点“被冲昏了头脑”，接下来的那个周末，她拖着男朋友去了服装批发市场，一下子批了2000多元的衣服，这几乎是两人身上所有的存款了。　　然而被媒体激发出来的热情显然不能持久，刘仁艳很快发现，小店的生意越来越清淡，有些时候，甚至好几天都没有一个顾客上门。　　网上的服装店太多了，有几个人会注意这样一家小小的店铺呢？而且，货源是个大问题，从批发市场拿回来的那些衣服，“没有什么特色”，尽管2000元已经是刘仁艳最后的本钱，但这样的小数目，显然不能从
批发商那里拿到更优惠的价格。　　大多数时间里，刘仁艳每天早上9点就准时坐在电脑前，守候着不知
道什么时候会上门的顾客，一直忙碌到夜里12点。她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机会，电脑是从来不关的，有时，夜里睡到三四点，迷迷糊糊地听到音箱里传来“叮咚”的询问声，马上就得翻身起来看看，但她通常会很失望，那只是个广告而已。　　她会遇见一些难缠的顾客。前半个月，有个顾客在她这儿买了一条裤子，刘仁艳按照确定的尺码发了货，但对方收到后，却说裤子太小，要求退货。刘仁艳和她磨了一下午，最后也没能拗过她，不仅没做成这单生意，还倒贴了10块钱的运费，这几乎是她那一整天的收入。　　不过，尽管心里“委屈得想哭”，她却不得不赔着笑脸。她已经习惯了把这些原本陌生的顾客称为“亲”，虽然人家退了她的货，让她赔了钱，她依然得和“亲”道谢。　　她不得不振作起精神来面对这一切，因为这个小小的网店，寄托了她如今唯一的梦想。这个梦想是那样地强烈，尤其是在母亲李秀琼这一年里接连做了两次手术之后。今年4月，还在批发市场当导购员的刘仁艳就把母亲从山里接了出来，在绵阳做了鼻炎手术，可回去后没多久，母亲又被发现有子宫肌瘤，6月又接受了一次大手术。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父母的身体能够平平安安的，然后我和男朋友努力工作，赚钱把他们从大山里接出来。”刘仁艳说。　　生意清淡的时候，刘仁艳会打开电脑D盘里一个藏有照片的文件夹，看一看妹妹的样子。　　在她的衣橱角落，还挂着一件从未穿过的新衣服。那是地震前几天她寄给妹妹的那件白色短袖。衣服的袖口有着精致的白色蕾丝花边，胸口还有一个小小的蝴蝶结。她偶尔把这件衣服拿出来看一看，好像妹妹随时会从外面回来穿上它一样。　　6　　刘仁艳的难处，远在千里之外的傅拥军是知道的。今年7月，他趁一个到四川出差的机会，特意联系了一家服装商，带上了20多套新出厂的夏装。他想让刘仁艳穿上这些衣服，然后专门为她的网店拍上一些真人模特的照片，也许会对她的生意有所帮助。　　从一个摄影记者的眼光来看，刘仁艳称得上“美丽”：1.65米的身高，身材匀称，瓜子脸，眼睛大而有神，白净的皮肤，笑起来嘴角两个小小的酒窝。　　她也是爱美的，这从她那间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十多平方米的卧室就能看得出来。她甚至会把那些包装盒里的浅蓝色泡沫塑料，剪成一个个小格子，用双面胶粘在书桌边的墙壁上，变成看起来很别致的书架。　　不过，自从开网店以来，这个羌族姑娘已经很久没穿过新衣服了。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里，她总是把两件旧T恤来回换着穿——一件黑色的，是朋友送给她的广告衫，还有一件淡紫色的，是去年夏天她从地摊上买来的，花了40块钱。　　尽管每天早上醒来都会为积压在手里的一批衣服发愁，她也不舍得自己拿出一件来穿。　　但是，在7月的那天下午，随着傅拥军的到来，这个女孩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可以换穿20多套不同的时装。　　刘仁艳租住的房间太小了，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拍摄场所，最后把地点定在了刘仁艳租住的楼房的天台上。　　这是一栋22层楼房的顶端，到处树立着楼下住户厨房的油烟机排放烟囱，找来找去，他们实在很难找到一个“干净”的背景。看傅拥军扛着个大相机吃力，刘仁艳的男友特意搬上来一只红椅子，让他坐下来休息。　　没想到，这张红椅子一下给了傅拥军某种灵感，他灵机一动，让刘仁艳站到椅子上。她背后的天空，就成了最“干净”的背景。而换衣服的地方，就是天台一个偏僻的角落，有两根烟囱挡着，周围高楼里的人也看不见。　　在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刘仁艳换上了这20多套新衣服，她站在椅子上，摆出各种各样有点业余的姿势，没有影棚，没有布光，没有背景布，也没有静物台，在灰暗色的天幕下，这个羌族女孩，和那把鲜艳的红椅子，构成了镜头里惟一的亮色。　　然而这样的照片，显然不如那些精心设计的专业网店模特时装照更吸引顾客，这究竟能帮上刘仁艳多大的忙？傅拥军自己心里也没有把握。　　而且，当他把照片上传到自己的博客后，也引来了许多
网友的非议。有人觉得，这是在利用地震做噱头，用人们的同情心来赚钱，还有人觉得，傅拥军为了吸引人气，在人为地制造新闻。　　其实，如果时光倒流几年，傅拥军也很难认可这样的“摄影作品”。他从一所中专的驾驶专业毕业后，先后当过大货车司机、交通协管员、派出所民警和文化局的宣传干事，那个时候，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他最喜欢的题材，是拍摄“各种大场面，大事件”，或者是“跑到很远的、人迹罕至的地方去搞创作”。　　但在见到那幅著名的希望工程“大眼睛”照片后，年轻的傅拥军“好像豁然开窍了”。他越来越意识到，“那种照片并不是生活的本质”，“在最平淡的日子里，在最普通的人身上，也有很多有意思，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等待着摄影者的镜头去捕捉。”他说。　　所以，在为刘仁艳拍摄照片的过程中，这个摄影记者突然从心里油然生出一种“尊敬感”。　　“别的漂亮女孩子穿衣服，是为了展示自己的美丽，可她穿上这些衣服，是为了把它们推销出去，来换取一些实现梦想的机会。那么，这把红椅子，不正是刘仁艳寻找梦想的一个舞台吗？”这个38岁的男人感慨地说，“生活就是这样在琐碎与寻常间寻找着自己的出路，能成为这个女主角的摄影师，我觉得自己很荣幸。”　　这样的理念，也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共鸣。一个网友在看完照片之后，在傅拥军的博客里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虽然说拍摄这一组照片，是为了能让网店经营更好，但它背后的故事，正如这平实的画面风格一样，有血有肉，与人亲近，看似平淡，却能为你娓娓道来。这故事与商业有关，但我们却可以从中领悟到商业以外更多的、更沉甸甸的东西。”　　(本版图片 傅拥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