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GQ·智族》2014年7月号，作者马李灵珊授权虎嗅发表，略有删节，原题为《岛上的康熙》。本文采访：马李灵珊、何瑫、杜梦薇，编辑：唐小松。
制作：低成本到一集制作费仅有50万台币
2014年1月3日，在台湾中天电视台二楼，《康熙来了》（下称：康熙）举行了开播10周年庆祝记者会。不足500平米的录影棚里，主持人蔡康永、小S和助理主持陈汉典站在用硬纸板和LED显示屏搭成的花花绿绿的布景中央，笑容可掬。除了一些彩色气球、玩偶和一块贴满主持人相片的纸板外，此情此景与平日节目录制时相比，别无二致。节目制作方代表、金星制作副总裁詹仁雄到场祝贺，开口就说：“10年前，我们第一次进棚，蔡康永和小S录完影，他们俩说的第一句话是‘可不可以不录了’。”
一旁的蔡康永接口：“我不想录是因为布景太烂了，你当时跟我说来不及，就先拿仓库里的东西拼一下，我看到都傻掉了，好可怕。”
回忆中粗糙的过去令在场的人们笑做一堆。但事实上，即使是现在，对《康熙来了》这样一档在过去十年间影响了整个华人社会流行文化、迄今播出超过2600集的电视节目来说，属于她的十周年庆典，多少还是有些简朴。
对于这一点，站在一边的时任康熙制作人B2（真名陈彦铭）心里最有数。
中天电视台并未为十周年系列节目多拨预算，为了庆典，他硬是四处筹来了一百多万台币，做出节目。他戏言，“我也想要万人体育场，那要一千万，哪儿来啊？每天我一睁眼就在想怎么找钱。”
这样的窘境，对B2而言，从他5年前接手这个节目开始就是常态。相比起内地《我是歌手》、《中国好声音》这样一集预算在1000万人民币规模的综艺节目，日播的《康熙来了》每集预算（除蔡康永、小S酬劳）只有50万台币（约合人民币10万元），差距高达百倍。而这已经是全台湾制作预算最高的谈话类节目。
一集50万台币，在台湾已算“天价”，普通日播谈话类节目只有20-30万台币左右。这50万台币需要支付陈汉典酬劳、摄影棚租赁费、布景费、道具费、音效费、梳化费等一系列成本。康熙平均每集邀请艺人的成本不能超过5万台币，已是全台湾最高价。平均每集康熙有5名来宾，像沈玉琳、赵正平等效果好的通告艺人，一集酬劳在1到1.5万台币左右，有时会为康熙酌情打折。其他艺人依次递减。所有在宣传期的艺人，无论名气大小，酬劳价格均为1350台币一位（多人团体视为一位）。康熙的一些名牌栏目如“男女关系调查局”、“通告王评选”等，常会有超过10名艺人作客现场，多出来的邀请费用都依靠制作人在平时的节目里一点点精打细算抠出来。
邀请费如此低廉，遗憾自然不少，B2一直很想邀请金城武来康熙，算一算费用，机票酒店梳化费用不少于30万台币，只能作罢。
从2004年开播至今，康熙只改过三次布景，分别在2006、2009和2012年，每次预算都是100万台币，这也是台湾通行价格。一直为康熙制作布景的乔婕视觉设计有效公司老板Joey，近些年开始频繁北上，为大陆综艺节目制作外景，因为“那边随便一个场景就能花100万人民币”，这是5倍的价差。
钱少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人手少。康熙制作团队常年保持在10人左右，不及《中国好声音》一位副导演手下分管的导演组人数。这些人要完成想主题、邀请艺人、采访、撰写故事脚本、制作道具、现场拍摄、后期制作、传送录像带等所有制作任务，所有人都身兼数职，“原则上什么都得会一点”。
作为制作人，B2不但要管全局，还要管具体事，比如想节目主题。虽然团队里每人每一两天都得交一次题目给他，但实际上，90%的主题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康熙一周播五集，所以基本每周定在星期三一次录五集，这意味着每周都需要5个新的主题。一年两百多期节目，就是两百多个主题。“我每天一直在想，一直想，很可怕的轮回，礼拜三录完一轮，表示我下礼拜三还要再多五集的内容，所以我要一直想。”
想不出来，就一个人去忠孝东路上来回地走，看路人的生活。再想不出来，就只能凑。“这五年内，你要觉得节目很难看，那就是我身体不好的时候。大家就骂，怎么难看了，原因就是我生病了。最近好，是因为我最近状况很好，就是这样，很可怜。”
他去年在做节目的同时还拍了一个电视剧，状况就更多了。“都没睡觉。我每天拍完戏两三点回家，才开始想题目，想到早上6点又出去拍戏，中间一转场我就倒在那边睡，醒来继续想题目，拍戏那三个月把我自己搞死了，满头白发就这样来的，把自己压榨到极致。”
拍戏、庆典，这些超出常态的状况，更会影响人的心态。就在我们去采访的头一个星期，B2下了决定，告诉上司王伟忠自己想离开金星制作，出去拍电影。而我们所看到那次现场录制，是他在康熙的最后一次。
经营：台湾综艺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康熙的播出平台是中天电视台（下称：中天），对中天董事长马咏睿这位资深电视人来说，今昔之感更为明显。
他们也曾经有过好日子，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及之前的台湾岛经济起飞时期，购买力上涨，广告源源不绝，而且整个岛上当时只有台视、中视与华视三家电视台。当时已在电视圈工作的马咏睿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播出的综艺节目《来电50》，主持人就已经飞遍全世界录节目，远不是今时今日只能躲在摄影棚里的格局。但那时，机票、食宿都有人抢着赞助。广告每10秒钟售价33000块台币，厂家要购买这10秒必须再多购买另外五档广告时段，俗称“一搭五”。三台当中即使表现最差的一家，年终奖金都能多发十几个月的工资。像《龙兄虎弟》这样的当红节目，当时制作预算就可以达到300万台币。扣除通货膨胀，是今日十倍有余。
后来经济状况整体不景气，广告市场日渐萎缩，明星、幕后人员等各种资源纷纷向大陆转移，而由于政策放开而导致的恶性竞争，更是给了电视业以致命一击。
1993年，台湾当局通过《有线广播电视法》，允许民营力量进入有线电视系统。1999年2月，该法修正版(更名为《卫星广播电视法》) 公布，开放外国公司营运有线电视权限。自此之后，“老三台”逐渐变成了超过100个电视频道，争夺台湾岛上2300万人口的一块不大的市场，而每月每户只需缴纳600台币，就可以全数收看这100多个频道。
詹仁雄对此愤愤不平，“2000多万人要那么多台干嘛？了不起十几个电视台就够了。”
现在，中天的广告价格已经萎缩为10秒钟2万块台币，还要再额外附送对方五个时段，“一搭五”变成了“一送五”。华视一年的营业额从60亿台币缩减为了20亿台币。从业人员的平均薪资水平锐减为15年前的一半。
而且，台湾法律不允许节目冠名厂商的产品出现在节目当中，也不允许以产品名称冠名节目，走口语化主持风格的主持人也不大可能仿效内地同行，在节目开始前用报幕方式报出产品。内地观众在爱奇艺网上看到的康熙，与中国台湾地区实际播出版本有微妙的差异，内地版本开场前以字幕走马灯形式播出的旺旺食品广告，在台湾只能换成蔡康永的书评。
仿佛就在一夜之间，两岸内容制作能力上的对比也发生了逆转。几年前，詹仁雄去福州，当地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惊讶于这位曾制作出《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等知名节目的制作人刚满40岁，称自己一直从中汲取养分，“我看你的节目，都要一秒一秒地定格，想这一秒你是要干什么？”
现在，詹仁雄常对着大陆制作的电视节目，向金星制作的新员工分析，为什么这几秒要切这个画面。
“我不服气。”他说。“这几年我们没有把握住优势。我们同文同种，为什么反而是美国、韩国的综艺节目拿到了大陆市场，而不是我们？”
为什么？最直白的答案也许就是没有钱。低廉的制作成本决定了台湾综艺节目只能以本土化的笑料和创意取胜，鲜少形式创新，格局不大。而正在蓬勃发展的内地市场需要更加精美、标准与可复制的节目类型。
听上去，曾经引一时风气之先，风靡华人世界的台湾综艺节目整体已陷入了“小打小闹、维持经营”的低潮。康熙第一任执行制作人梁赫群不讳言，“如今已经是台湾综艺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詹仁雄说，他憧憬过度激烈的竞争可以在几年内改变现状，但更大的希望还是寄托在互联网的崛起与两岸合作之上。习惯了50万台币预算规模的制作人、高效强执行力的团队和越来越小的文化隔膜，让他对内地逐渐开放的电视市场跃跃欲试。“看看《中国好声音》的评委、《我是歌手》的参赛选手，还有更多节目的幕后制作人员，其实我们的人已经过去了”。
然而，作为对电视台经营状况直接负责的马咏睿来说，现实是不等人的。去年，他决定让中天购买《中国好声音》的版权，首周收视率达到0.88，击败当周平均收视率0.72的康熙。
今年，他又决定买下《爸爸去哪儿》，准备播出。他去湖南卫视调研时，好奇地问，“《爸爸去哪儿》每次拍摄至少要30多台摄像机吧？”对方轻描淡写地说，“还好，大概40多台。”马咏睿复述这一故事时评论：“我把我整个公司所有摄影都调在一起，差不多也就这么多人了，他们只是做一档节目而已。”
我们在台湾采访时，恰逢《我是歌手》刚刚播毕，立白洗衣液在台湾没有售卖，但每个受访对象都在好奇地打听这一品牌，因为“他们的一个节目冠名费用就能做我们一家电视台”。
内容：与通告艺人这个特殊群体的相互倚重
“100年后再看台湾的这个时代，我认为，《康熙来了》是一个非常值得参考的文史缩影。”詹仁雄如此评价康熙的历史地位。
17年前，初出茅庐的詹仁雄画了一本漫画，《电视大国民》。那年他27岁，他送了一本漫画给好朋友陶晶莹，上面写着，“陶子，如果10年后台湾电视环境还是这样，那就是我们两个人的责任。”今天回想起来，他笑说，“当年我是哪根葱啊？”
1978年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来，从邓丽君、罗大佑、琼瑶、林青霞到周杰伦、F4、蔡康永，台湾文化人在内地的强势影响力保持了20多年，但现在明显式微。十年前康熙崛起，现在回过头，从某种角度看似乎是最后一浪。1949年跨越台湾海峡将中国传统精英文化带过去的那些家族们，后代要么去了欧美或中国内地，要么已经跟台湾的经济一起慢慢沉没。
想想康熙2004年1月5日开播后的那轮嘉宾名单，李敖、马英九、连战、罗大佑、陈文茜……再到当时所制造的许纯美、国光帮等社会热点话题，主持人小S“调戏”男嘉宾在两岸掀起的女性主义热潮，还有在蔡康永主导下所形成的冷眼旁观、嬉笑怒骂的清新风格，在网络传播的强大威力下，康熙成为整个华语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在蔡康永的鼓励下，小S剪费翔的胸毛、与李敖聊性能力、与连战聊内裤颜色、坐马英九大腿……康熙前任制作人孙乐欣说，他发觉许多原本严肃的人，听到要上康熙，尺度都会变宽，愿意展现自己有趣的一面。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康熙令所有人都屈服于其本身的气场。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地娱乐市场开始蓬勃发展，许多原本在台湾发展的艺人北上，留在台湾的时间减少，康熙能够请到的嘉宾数量也逐渐变少。而所有的大牌明星几乎都已被康熙访问过，有些甚至已来过节目三五次。“我们做周杰伦，他的音乐、他变魔术、他的电影、他的好朋友们，全部都已经聊过一遍了，他来十次我也不知道要问他什么了。观众不累吗？而且我们还只有一个周杰伦，一个蔡依林。”B2说。
主持人的好奇心也在迅速磨灭，挖掘一个人的人生也许很有趣，但三番五次地挖掘同样的人生，却很容易令人幻灭。“康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快地把别人的人生看完。”孙乐欣说。
节目开始被迫转型。维持谈话类节目本色不变的情况下，孙乐欣和继任制作人B2开始谋求添加一些综艺类元素。康熙由人物专访转向话题讨论，而为了顺应其主要目标观众：20至40岁的上班族女性（康熙收视率只计算这一部分人群），话题也开始向感情、化妆、美食等方向倾斜。“卸妆”、“舞蹈大赛”等综艺味浓厚的节目类型都在这一时期出现。
康熙作为日播节目，一年录制超过260期，平均每期5名嘉宾。每周三录制一天，从中午12点到晚上11点，一次录制完下周要播放的5期节目。而同期台湾还有其他综艺节目也在录影。这催生了节目对嘉宾数量的要求。但大牌歌手和演员多半都在大陆，不在宣传期不愿上电视。某种程度上，是2008年之后的康熙成就了台湾的“通告艺人”这一特殊人群。他们多半都没有什么作品，或与明星沾亲带故、或是过气歌手或演员、或者只是单纯能讲故事敢扮丑自己，就可以上节目大聊自己的人生经历，赚取酬劳。目前台湾共有大约200名通告艺人，聊天风格符合康熙要求的不到80名。效果好的嘉宾如沈玉琳，2013年总共上过26次康熙。
“现在换我们自己倒霉了。”B2说。即使是通告艺人，故事也有讲完的一天，原本想出“你曾和谁交往过”这样的话题就可以录一集，但现在，常上康熙的艺人之间的关系观众早已烂熟于心。话题只能不断向下延伸，稍有重复，观众就会开始抱怨。而艺人也开始出现断层，常出现的艺人年龄通常不满30岁，人生阅历不丰富，也讲不出故事。B2曾规定自己，每年都要让康熙出现一到两名爆红人物，过去几年除了赵正平和沈玉琳，还有大学老师曲家瑞、前新闻台主持人盛竹如等。但今年的康熙播出近半，还没有一个话题性人物出现。
47岁的沈玉琳是台湾前知名综艺节目制作人，但台湾电视业整体不景气让擅长整人、外景类节目的他生意艰难。2008年，他结束了自己的制作公司，考虑到自己曾经上过节目还颇受欢迎，就决定转至台前，尝试成为一名通告艺人。上了几次康熙，没想到收视率甚高。从2011年至2013年，他在康熙蝉联“看到他最不想转台王”，事业迎来第二春。
这几年他常去大陆，在机场被人认出来，张口就说“您是康熙的那个谁吧？”绝大多数大陆观众都是通过这档节目认识的他。作为全台湾最受欢迎的通告艺人，他一个月平均上80个节目。可只要不上康熙，微博里的留言就全是“玉琳哥，你怎么消失了？”
“我累得跟条狗一样，他们还说看不到我。见鬼了？没办法，内地人就只看康熙。”
另一位知名制作人赵正平发迹于节目《国光帮帮忙》，但康熙却让他真正为观众熟知，他坦言，自己人生的所有转折点，例如出书、做导演宣传新戏、出唱片、跳舞，几乎都是通过康熙发扬光大。“这是我心里的一个痛，好像我上康熙才红，不上康熙就没人认识我。”他说。
曾因曝光感情而在康熙中痛哭的曲家瑞，说康熙在她眼中，像一个罗马竞技场，“把两只狗放在里面斗，看谁会咬死谁”。作为嘉宾，领了通告费，出效果是她的义务。但有一次，在小S频繁遭遇各种负面新闻期间，曲家瑞去上节目，看见她在开场前披着围巾，形容憔悴，节目一开场，她又言笑嫣然。那一刻，曾觉得自己被愚弄了的曲家瑞突然明白过来，“在这个竞技场里，她也一样被全部的观众用鞭子抽打，这样她才能够娱乐别人。”
灵魂：最好的时候过去了吗？
在台湾，康熙仍是当红节目。台北的出租车司机听说我们来采访康熙，连连说“很红，红了好久”。金星制作手上仍在制作的节目，只有康熙坚持了10年之久。如今，康熙收视率稳定在1左右，偶尔特别好，可以达到1.7，差时则只有0.7。
再回头看康熙，马咏睿称它为“台湾访谈类节目始祖”。尽管从时间概念上看，康熙不是最早，但自康熙始，各家电视台才一窝蜂地开始效仿制作访谈类节目。但客观上，康熙的高收视也限制了电视台求新求变的决心，“低预算做出来高收视，为什么还要再花钱？”
这样的想法导致的结果是，除了康熙外，其他台湾综艺节目在内地的影响力都在减弱。视频网站爱奇艺买下了包括《康熙来了》、《小燕有约》、《国光帮帮忙》在内的多档综艺节目网络播出版权，除康熙之外，其他节目的点击率排名都很靠后。
今天，曾经打造过《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全民大闷锅》、《超级星光大道》等诸多王牌节目、被人称为台湾综艺教父的金星制作董事长王伟忠，手里只有一个康熙还保持着原来的地位。但问题是，这样一枝独秀的局面还能撑多久？
《康熙来了》最好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过去了？
沙发那头的王伟忠眯起眼睛，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对快人快语的他来说，这样的时候不多见。
半晌，他说，“你可以这样说，但作为这个节目的制作公司老板，我不能这么说。”
24岁就在台湾电视圈声名鹊起的王伟忠，今年57岁，他经历了开放报禁、制播分离、有线电视崛起等一系列传媒环境变革。他祖籍北京，眷村出身，身为外省人又有着台湾情结。目睹了蒋介石去世、蒋经国开放，再到后期两党竞争等时局变化。面对如今的台湾综艺环境，坚称“没有本位主义的台湾失落，但要为台湾作一些努力。”
忆起当年，他雄心勃勃，心中始终装的是大中华。“泱泱大国，我们土地北起黑龙江，南到曾母暗沙。我们是穷，可我们有大国思想。”张口闭口就是要做“中国电视史”，写剧本定名“中国小姐”，读古书，说古话。这几年，他慢慢发现，台湾人在内地人眼中成了“台湾小确幸”。他说，“台湾人有钱了，可心却变小了。”小岛思维困住的不是人，而是心胸本身。
所以，去年一年，他带着旗下艺人先后上了两档大陆综艺节目《中国梦之声》和《中国达人秀》，他必须为未来做打算。
他回忆起十年前的两位主持人，一个没结婚、没孩子，单身姑娘无所畏惧；一个知名度还仅限于岛内文化圈，并未成为华人文化偶像。十年后，今非昔比。
“时势造英雄。”他说，“什么都是天时地利人和。”拿康熙来说，就是应了台湾的制作尺度宽松，可以辛辣调侃、肆无忌惮，恰逢互联网将华人文化差异抹平，在大陆的成功本非计算，完全是时代选择了康熙。
现在呢？他不正面回答，只说，“创意这东西，心要大，人要乏。心安稳了，人不乏了，又何来创意。”
康熙这档节目的核心，始终是蔡康永与小S两位主持人。王伟忠的副手詹仁雄坦言，对于两人来说，做主持人都不是各自生活的重心。每周三录影，是身为家庭主妇的小S一周中难得的放风时光，而蔡康永则通过这档节目满足自己对世界的好奇心。两人不缺名利，全凭兴趣坚持了十年。十年中，两人无数次向王伟忠与詹仁雄提出，要见好就收，别做到覆水难收时再宣告结束。每一次，詹仁雄都以节目还在第一名为由劝阻。但他心知肚明，维系这一节目的，并不是收视率或讨论度，而是两人的好奇心与表演欲。“他们不是在做工作，而是在做功德。”
王伟忠仍有些关于康熙的宏伟构想，在他的设想中，康熙本应成为一档真正的泛华人文化标杆类节目。他设想过做“康熙盛典”，新加坡、马来西亚、纽约，全世界哪里华人多就去哪里，各待三个月，一网打尽当地知名和有趣的华人。可小S的家庭、蔡康永的时间、成本控制，种种问题，谈何容易。
中天电视台综艺部主任盛士骅将大陆的高制作费节目形容为“宴客”，康熙为代表的台湾综艺节目则是“泡面”。“泡面也可以很有创意，有干有湿，有各种口味”。他说。可泡面终究只是应急之需，登不上大雅之堂。
时日久了，总吃泡面，难免懈怠。如今已告别康熙的孙乐欣回忆，一天录5集康熙，一集5位来宾，相当于一天就要面对25个相对陌生的人。有一次录影到第三场，蔡康永突然问他，第一场录的是什么，来宾是谁。他愣了一下，发现自己也想不起来。那时他才惊觉，“我们都是录完一场忘一场，抱着一种赶紧做好这场的心态。我们总在重复做同一件事情。”
但别忘了，10年前的康熙给人的印象可不是泡面，对内地观众来说，那是全方位了解台湾地区新文化的一席盛宴。这个节目的灵魂人物蔡康永对我们说，他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派对主人。
但区别是，头几年，他的贵客是连战、马英九、李敖、李昌钰、刘德华等等各界大佬，他们还需要来这个派对增加自己的影响力，而这几年，客人变成了沈玉琳、赵正平、曲家瑞这些通告艺人。康熙的十周年庆典上，蔡康永做了一回和事佬，在记者面前，成功地劝解沈玉琳、赵正平这两个为了争谁的收视率更高而反目的客人放下心结，其苦心一想即明。放到十年前，很难想像他会这样做。
一位中天高管告诉我们，林书豪窜红时，他们曾想尽各种办法，希望能请他上节目。林书豪回过台湾，但最终还是没有接受这个派对的邀请。
作为派对主人，每周一次，面对有时多达几十位的来宾，十年来他力求宾客尽欢。偶尔会陪别人一起看康熙的蔡康永，心里总会暗想，“原来这可以让你们如此高兴”。
在他自己看来，康熙中聊的大多数内容，都是言不及义的。嘻嘻哈哈中，一小时就过去了。他想过，这样对自己的观众是否公平。可随后，“我发现，我跟我的朋友聊天，大概90%也是言不及意的，但这可能就是我们还能够做朋友的重要原因。”
“台湾有句话叫狗吠火车，意思是狗在旁边叫几声，火车也不会停下来。我们所讲的话都属于这一类型。但我还是要讲，你不能是一个且做且陶醉其中的人。狗吠火车，为的不是让火车停下来，狗必须知道自己在干嘛。”
但人生从来不乏浅薄。“从小，我所认识的所谓深刻的人，都让我感到阴森，我并不觉得这很愉快。我自己觉得，人生是深度跟浅薄各半，你不能假装人一直都在追求深度跟文明，拆穿了一些事情之后，人大部分时间做的事情跟动物的选择是一样的。”
所以，这大概也是康熙能够风行十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像王伟忠所说，“华人社会里面永远需要一个康熙精神，总要有一个家，里面嘻嘻哈哈快快乐乐，没有什么复杂的事情，但有基本的伦理，又亲切、不端着。”让我们的心能够找到一个归宿。
采访的最后，我们问小S和蔡康永：如果，只是如果，康熙即将迎来最后一期，你会选择怎样录制自己的最后一期节目？
“我希望它不要让人感觉到是最后一集。”蔡康永说。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和电视台签约。王伟忠最近还给他打过一次电话，恳切地希望能用一纸合约稳定合作关系。他说，如果要签约，他下个星期就不来录影了。来自一个衰老世家的他，从小家中讣文永远多过喜帖，这让他隐约觉得，应该永远将“无常”二字置于自己的生活当中。如果康熙真的走到了结束那一天，在他的想象中，一切都应是戛然而止，消失在泡沫中。
“我们都不会知道自己和哪个朋友的见面就是最后一面，对不对？”他问。
小S说，“按你们的想法，肯定要把康熙的重要人物都请来。但我觉得，如果这期节目只有我和康永哥还有汉典，会挺有趣的。我和康永哥在化妆间里，随便聊聊。可以一下很开心，又一下抱头痛哭。”
“汉典在哪儿？”
“他在门口偷听我们讲话好了。” 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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