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华强北。远望数码城三楼的一个柜台中，老板戴荣冷淡地接待着一个过来拿货的客户。
“这款手机，500台，外单，多少钱能拿？”客户站在柜台外，展开了手中的薄膜，露出一款手机。
戴荣伸着脖子看了一眼：“235。”
“不够意思！我到别处问才233。你给个230吧。”
戴荣冷笑了下：“230做不下来。”
经历几番讨价还价、客户佯装要走之后，戴荣猛地掏出手机打起电话。一分多钟后，电话挂断：“你要多少？”
“500台。”客户回答后，戴荣在计算器上快速按了几下，随便点了下头，表示可以按230元一台成交。
“要印尼文和泰文的。”客户用右手食指点了点柜台，转身离去。
这便是中国最大山寨机集散市场每天数十万笔交易中普通的一个。可以预想见，一个月之后，这500台手机将出现在东南亚国家的用户手中。
在过去五六年，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发生。只是过去柜台前客户拥挤，如今则变得稀落。山寨机的总体销量并非减少，据市场研究公司iSuppli统计，2010年我国山寨手机整体出货量将达1.75亿部，过去几年一直保持着增长。但这一行业现在却变得憋闷而没有活力。
这一改变，与iPhone及Android系统智能手机的兴起过程基本同步。当用户只需要一部手机硬件本身的时候，山寨机要么用漂亮的外壳，要么用花哨、夸张的某些功能，再加上足够低的价格就能赢得市场。但是当智能手机通过一整套生态系统来吸引顾客的时候，山寨机还没有找到应对之策。目前华强北85％以上的山寨机，都销往国外；在中国用户中的市场占有率，只有顶峰时期的一半左右。
“山寨”一词即来自“深圳”。早期由于生产厂家不敢在手机上署地名，只能印上SZ两个字母，久而久之被喊成了山寨。而毫无疑问，华强北是山寨手机的主巢穴。业内粗略估计，目前在华强北有大约2000家山寨手厂商，最高峰超过上万家。
在所有打著『中国制造“标签的商品中，山寨机也堪称是一种独特的商业现象。它的一部分行为游走于法律边缘，但其产业链条中不乏联发科这样的合法、正规的大公司，也有从山寨机厂商洗白而拥有自己手机品牌的天宇朗通等。在低端手机市场，山寨机厂商对用户需求的理解能力、功能创新能力、生产成本的控制能力，更是足以让诺基亚等手机巨头汗颜。
无论是在中国本土还是国际市场，山寨机都拥有着惊人的市场占有率。据咨询公司Gartner的报告统计，在国内名不见经传的G－Five手机， 2010年的销量一度跻身全球手机销量前十名，超越了众多国产知名品牌。在印度市场，G－Five的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二，仅次于诺基亚。
山寨机正在丢掉中国市场。目前倚仗的国际市场需求何时减弱，对华强北的山寨产业链来说就将是一个致命的转折。山寨机必然要向智能转型，但截至目前，联发科依然未能拿出兼具性能及价格优势的智能手机方案。以创新精神起家的华强北山寨机公司们，此时已进入最无创新实践的境地，大多公司日常做的产品，还是以模仿iPhone外壳，内置一个用了多年的非智能机芯。
在这乏味的时间段里，也正酝酿着山寨机现象诞生以来的最大变迁。当市场寻找到出路的时候，华强北也将重新定义玩家规则。眼下的应变中，坚守市场等待变革到来者有之，洗白身份自己运营合法品牌者有之。
改邪归正
像戴荣这样个体户守着的柜台，是华强北淘金的重要据点，也是最具特色的经营模式。只要一台最简陋的一个计算器、一个记账本就能形成生意门面，尽管只有三五平方米，但并不影响这些小老板们将山寨手机卖到巴基斯坦、迪拜、孟加拉等国家。在华强北有20多个电子商场，商场每一层都被分割成了成百上千个柜台，形成蜂巢般的结构。
但华强北之所以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聚焦的电子商圈，不在于卖场文化，而在于戴荣们背后所隐藏的一条条庞大而完整的电子产业链，更在于这里连接着中关村等电子商圈所不具备的众多生产制造基地。2007年，华强北击败中关村，戴上了”中国电子第一街“的桂冠。在有统计的范围内，华强北商圈每年的营业额早已超过千亿元人民币，但千亿之外还有多少营收没有人能计算得出。
山寨经济的是非功过很难一语言清，但这条产业链的创新元素却被外界频频提及。手机制造商就是其中的主导者之一。他们租着华强北某栋电子大厦里某个不起眼的房间，但串联起了山寨手机从方案设计、ID设计、模具开发、采购、组装等整条产业链，手机制造整合的门槛大大降低。
程高就是其中一家山寨手机整合公司的老总。他和同行们接到过沈阳政府去当地经营的邀请，但程高不愿意离开这个看似拥挤，却拥有最完善手机制造配套的商圈。”大至主板、外壳，小到螺丝、标签，在华强北转一圈一部手机就出来了，没有一个地方产业成熟、完善度能超过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