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中国经济受限于资本力量和运营理念，或者政治因素等方面的影响，其发展的秩序较为平稳，而新型的秩序并非如此。新型的秩序，其发展的过程中充满了较为热闹的景象，和传统的经营秩序形成鲜明对比。因为新型秩序的开辟以及经营模式的多样化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予以支撑，这些外部条件在于市场的开放，以及外部政策环境的宽松。而具备这种特点的外部环境，对于行业的转型是极其重要的。
转型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允许行业自身根据市场等外部环境自由调节本身的运作，以寻找到新的环境下的生存之道。而我们在当前的环境条件下，并没有看到这种允许行业自身自由调节的情况出现。
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增长，中国人民的劳动热情和能量得到了充分释放，改革开放之前经济服务于政治的主体思想和意识形态严重束缚了中国人民的劳动热情，政治运动的勃然兴起和忽然消逝浪潮轮番进行，中国人民从建国以来一直被压抑的劳动创造力在开放之后才得到了爆炸式的释放。改革开放之后才得以释放的人口红利（或许应该加上改革之前奠定了一定基础的基础产业）让中国的发展成果自然而然的得到了丰收。
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突飞猛进。相关资料显示，1979年－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在基数大大提高的情况下，比1953年－1978年年均增速6.1%要高出3.7个百分点，年均增速提高了60%（2009年8月11日，中国经济时报，作者：汪海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8年4月份公布的《9374.html">世界经济展望》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GDP和人均GDP在国际上的地位仍进一步提高，对于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进一步增强。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17.1%。还有人专门撰文称中国经济的高度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美国经济放缓的不利影响，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2011年1月18日，阿根廷战略计划研究所所长豪尔赫?卡斯特罗在阿根廷《商业纪事者报》上所撰文章用到了这个词，在2011年12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的对外贸易》白皮书中也提到了这个词，央视13套朝闻天下还专门进行过报道，但这个词谁最先提出来的还不知道）。
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对于世界经济的促进作用，乃至对于世界各国的繁荣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的阐述文章可以说汗牛充栋，中国经济甚至被认为是世界经济的救世主，甚至出现了“中国模式”，“北京共识”这样的说法。“中国模式”意在突出中国根据本国国情、在现有的制度体制下，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找到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具体操作方法是建立强大的政府干预体系，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努力发挥政府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如果说1978年之前，西方的视野中关于中国经济的资料极度缺失，中国的整体形象还没有充斥于西方的视野之中，那么1978年之后的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巨大“奇迹”确实让西方人感觉到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东方巨人在别人还不怎么关注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了世界视野之中？不管是何人提出的这个吸引眼球的词汇，单就中国开放之后30年的经济成就，确实也是可以吸引不少世人的眼球的。
相对于所谓的“中国模式”，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则主张自由竞争，鼓励建立私有企业制度，力争使政府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自由化。这是两种对于经济发展的指导模式。还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中国应该重回开放之前甚至是文革时代的经济政策，也就是重回毛时代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应当成为经济和国民生活的大管家，这种论调是 “改革失败论”者们提倡的主张。但是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和国民收入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新的时代条件下世界经济的发展现实。计划经济曾经在历史特定时期下才发生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非常时期。例如在战争期间，计划经济能够使全国的物资在短期内得到有效调配与积聚，如苏联在卫国战争期间，在短期内调运了大量的物资用以对抗德国，充分保证了后方供给，从而为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但是在新时期条件下，计划经济易于被政客操纵而变为既得利益者权力寻租的工具和采用的手段、企业家的市场嗅觉遭遇失灵、领导者主观感知的随意性易于发散，从而违背客观的市场规则、在封闭的不自由的市场环境中企业竞争意识缺乏，自生能力差、所谓的民主参与等形式常常流于表面，空想意味浓重，总之这是一种早已落后了的经济发展模式。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确立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制度正式在中国确立，成为了九十年代至今20余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制度。“中国模式”也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取得的一系列经济奇迹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但是，从现在看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完全化的市场化制度，我国的经济也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因为政府干预的影子总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寻到踪迹。所以，所谓的“中国模式”掺杂了太多不自由、非民主、非完全市场化的影子，由此造成的权力寻租、贫富差距扩大，环境破坏、腐败严重等问题层出不穷。人民幸福指数下降，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日益严重。
所谓的“中国模式”也提倡竞争，也提倡私有化，也着眼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出于何种角色的定位问题。其关注的实质是和“华盛顿共识”关注的内容相符的。但是国家对于这种竞争能在多大程度上放开、完全私有化到底是不是真正做到了，政府是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适当的角色，这些都是考验政府是否说了实话的重要准则，这也是“中国模式”和“华盛顿共识”本质上的区别。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但是公平的竞争即是能在提供均等机会的平台上平等参与市场的游戏规则。但是国有垄断企业的垄断优势地位使得市场资源完全偏向于国有，民间资本难以有效进入某些被垄断的行业，国企一家独大的局面使得谋求竞争空间的民企在资源的配置方面难以分到一杯羹。国企的员工在所属企业攫取了大量的社会资源的前提下，所得的待遇水平远远超出了民营企业的职工收入，从而造成了社会的分配不均。另外，民营企业所面临的现实局面也不甚乐观。2012年7月4日，山东原属魏桥集团旗下的滨州工业园热电厂被关停，因其自建电厂售电价格低于国家电网价格的三分之一（但关停的原因据政府宣称是出于对环境保护方面的考虑）；中石油对于民营加油站的收购、近期国资委拟直接持股央企，监管人变身出资人等。私有化越来越被边缘化，只成为一些经济学家的口头禅，而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则越来越严重，“国进民退”现象越来越明显。政府没有置于法律绝对权威的监管之下，对于市场的干预随意性严重，政府在市场经济的模式下计划经济的影子时有显现，现在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改革开放之初政府干预的放松，多种企业形态才得以出现，高增长率才成为可能，但是20多年的时间，我国经济的发展道路似乎又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不断加强的政府干预力量正在吞噬着民营经济的活力，从而对市场的自由化发展造成了威胁。这种时而市场化时而计划化的“中国模式”本身就是一个荒谬的主体，不仅扰乱了市场，而且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铺就了一条颠簸崎岖、前途未卜的道路。
纵观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的两个阶段的中国经济，其行业的成熟度远没有达到，行进过程中的行业走向，企业自身发展与来自外部的干扰之间的博弈不断存在，并伴随着到目前为止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说行业自身在面对来自外部干扰的境况时，采取了一系列的调整态势，而这种调整只是仅仅表明了面对外界干扰所采取的退让态度，而不是对自身新模式的发展有所拓展，新的发展秩序并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这种调整并不能称之为转型。转型在行业的成熟度还没有达到的时候，只能是镜花水月的幻影罢了。（201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