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绵阳一个来了就想走的创业园

中国内陆最早的创业园区之一，是如何从“奶娘”一步一步变为“后妈”的……　　文/《创业家》杜若洋摄影/贾睿　　一条旧闻。2009年11月，四川省第二大城市绵阳的头上又多了一个光环，它成为中国首批82座创建国家级创业型城市之一。这个月的20号，绵阳市专门为此召开了一场“数千名群众参与”的盛大示范基地奠基仪式。　　一个月之后，绵阳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被命令从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区搬出，新的工作地点在不远处普明南路一个不起眼的院落里，这个有四栋旧楼的院子是新的高新区创业孵化园，创业服务中心在其中三号楼的三层，有三间狭小的办公室。　　在这座城市新的声势浩大的创业工程中，创业服务中心似乎并不在核心计划之内。与喧嚣的创业声浪相比，它的身影单薄、落寞。而这个世界的残酷之处就在于，失落者往往是曾经的明星。　　1998年，绵阳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成立。它所依托的绵阳高新技术开发区成立于1992年，是国务院较早认定的国家级高新区之一。系出名门的创业服务中心也在2000年10月获科技部批准成为“国家级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在全国排名第45位。由于没能在科技部网站上找到完整列表，因此我们根据网络信息得知，到2010年1月获批为“国际级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的机构已经达到269家。因此，绵阳创业服务中心无论如何都是其中的前辈。　　在曾归入其麾下的创业者的记忆中，这里也有过短暂的兴旺。十年时间，绵阳创业服务中心走过了一个由兴而衰的周期。“多可惜啊，那么早的一个创业中心！”一位要求匿名的创业者对《创业家》发出这样的感慨。他，已经逃离绵阳。　　“闪婚”　　朱上翔和绵阳创业服务中心的“姻缘”是在一周之内定下的。　　2002年12月，朱上翔应邀率团参加在广州举行的留学生科技交流会。当时，定居多伦多的朱上翔担任着加拿大华人发明与技术转让协会会长，这是一个他自己一手操持起来的协会，聚集了一批在加的华人科技人才。这次朱上翔带到广州的是一个15人的团队，大部分成员都有回国创业的意愿。就在这次会上，他们遇到了绵阳市高新区招商局的有关领导。对方表示，希望这个加拿大团队能去绵阳看一看。　　“我地理知识差，就知道绵阳在四川，具体在什么位置，根本都不知道。”朱上翔说。他们原本已经安排了会后到沿海7座城市的考察行程，于是第一反应是拒绝了邀请。但对方并没放弃，并劝他说，现在国家提倡西部大开发，你们华侨也应该支持西部地区。　　1941年出生、“文革”结束之后才出国的朱上翔一直保持着一种兼济天下的情怀，这些话恰好打动了他。同时，团队里一位副会长也有朋友在绵阳，于是积极撮合。最后，大家决定，兵分两路，一路按原计划行动，另一路去绵阳。由于朱上翔的个人号召力，结果大部分人都跟着他选择了绵阳。　　一到绵阳，朱上翔一行立刻感受到了对方的迫切。当时的高新区管委会主任亲自接待他们，急切地给他们介绍绵阳留学生创业园的优惠政策。2000年，绵阳高新区成立了留学生创业园，与创业服务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高新区管委会领导告诉来自加拿大的科学家们，如果他们到绵阳来创业，公司保证两天注册好，注册资金政府想办法给解决。一旦落户，政府就给10万元的启动资金，办公和研发场所三年免费，水电也免费，还有税收的优惠，同时还给一套专门为归国博士建的别墅。　　老朱最看重的还是绵阳的创业成本低，同时作为中国的军工重镇，绵阳的科研背景也比较强。于是稍作犹豫之后，老朱点头了。“我们当时都是跟着老朱的，他说咋样我们就咋样。我当时已经7年没回过国了。现在想，真是稀里糊涂就到了绵阳。”王睿(化名)说。作为朱上翔当年的“小弟”，现在他成为这一哨人马中唯一还坚守在绵阳的创业者。　　两天之内，科学家们完成了所有注册工作。朱上翔的团队一共注册了14家公司，其中包括他在内的大部分人都注册了两家。“从考察到注册，一共也就花了5天时间。”注册完成后，朱上翔一行回到了加拿大做一些准备工作。半年后的2003年6月，他们陆续到达绵阳开始创业。其中有几个人反悔，没有再来。最终运行起来的是八九家公司。　　这些海外创业者被安置在2001年竣工的火炬大厦。大厦的A座是创业服务中心和创业公司，B座是高新区管委会。两座楼中间是一个巨大的火炬雕塑。在中国，这柄火炬都是高新技术和创业精神的象征。“我们几乎是留学生创业园第一批成规模进驻的创业公司，之前只有一家来自美国的公司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当然还有一些国内的创业公司在里面，但楼大部分都是空的。”朱上翔和他的伙伴们很快拿到了政府承诺的10万元启动资金。　　“那时候还真挺有氛围的，创业园一共有40多家公司，创业者还经常聚在一起聊聊创业感受。”王睿回忆说。　　这是个漂亮的起点，但故事才刚刚开始。　　被搬家　　没有用多少时间，海归们就第一次感到了不爽。2003年下半年，有关部门开始为他们的公司申请科技部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小额资助。按照政策规定，科技部为符合标准的企业发放20万元的资助金，但前提条件是，企业所在城市要先配套10万元。也就说，企业一共应该获得30万元。　　据知情人士回忆，绵阳市的相关部门提出来，政府财政能力有限，拿不出这10万元，所以要创业者自己掏5万，然后创业服务中心借给创业者5万。等科技部的20万下来，创业者再把钱还给中心。为了保证这5万块钱能收回，创业中心要求创业者要打借条，还要用私人财产作担保。朱上翔就押上了自己一辆价值20万的桑塔纳2000轿车。　　“本来是他们应该给我们配套10万，最后等于是我们还欠了他们5万。而且用个人财产担保，这等于是把我们的公司当成无限责任公司了。”一位要求匿名的“出逃者”评论说。该人士回忆，当时创业中心的说法是，政府的这5万可以花，但要记着还。这也给后面的争端埋下了伏笔。　　“争取”科技部政策资金的事情刚刚过去不久，更大的变故到来了。2003年底，创业公司突然接到通知，限期10天全部搬出火炬大厦，整个大厦已经被其他政府部门征用为新的办公大楼。此时距离朱上翔他们入驻这里还没有半年时间。当时创业公司也都已经投资对自己的房间进行了装修，所以他们希望能够给些补偿，同时不要把时间搞太紧张。但上级领导态度很坚决：10天必须搬完。“补偿给得也很少。”上述匿名经历者透露。　　这次搬家之后，创业服务中心和高新区管委会就被分离开了。管委会的新址定在了一个交通相对便利的地方，而创业服务中心和创业公司则被安置到了当时还非常荒凉的园艺山孵化中心，即使今天我们去寻访这座被戏称为“大鸡蛋”的建筑，一路看到的还是刚刚开发起来的新楼盘。“当时我们中很多人还没有私家车，那里也不通公交，我们
意见非常大，后来给我们开了一辆班车上下班。”朱上翔说。　　这座刚刚竣工的孵化中心给朱上翔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因为朱上翔当时正在开发工业用节能离子洗衣机，需要380V电源，但孵化中心都是标配的220V电源。于是他在园艺山下租了民房做研发，后来觉得办公室距离研发的地点太远了，又租了另外的民房做办公室。这时，“大鸡蛋”的办公室就显得多余了，朱上翔想退掉，省掉一个看屋子的小秘书，麻烦来了。　　创业服务中心怕他卷跑去年借的5万块钱，坚决不同意朱搬出孵化中心，要走先还钱。但当时老朱的资金已经非常紧张，全靠加拿大工作的积蓄和退休金支撑。他一再给中心强调，自己还在高新区，还服从创业中心领导，但对方态度丝毫不松动。王睿记得当时朱上翔曾经三次在找创业中心领导理论时当场落泪。　　后来还是高新区的一位副主任出面调停，并让朱上翔写了一个申请，把5万块的欠款给他免除了，朱才得以脱身。下山之后，创业服务中心再也没有管过老朱。虽然朱曾经几次主动找中心领导缓和关系，邀请他来自己的公司参观研发成果，但都被拒绝。从此以后，老朱就开始了长达5年的“流浪街头”生活，直到他2008年带着研发成功的产品离开绵阳到无锡做产业化。　　政府的需要　　朱上翔下山了，但更多的人留在了园艺山上。到此时为止，创业服务中心仍然是绵阳市和高新区的重点关注机构之一。直到2004年，情况又一次发生了变化。　　这一年，绵阳市主要领导调整，创业服务中心的直接领导被降职，这似乎是一个信号。据王睿回忆，到2006年时，创业中心达到了顶峰，当时在园的留学生企业达到了46家。而根据创业中心2007年发布的一份简介显示，其在园企业总数为190家。四川机构网上的数字显示，创业服务中心顶峰时的职工人数达到了35人。　　但此时，绵阳有了新的定位：依托全国军事科技重镇的地位，向四川省申请成为“中国科技城”(事实上，这个科技城2001年已经得到国家批准，但一直没有实体机构)。2007年11月30日，四川省委、省政府批复，同意了绵阳市的规划。新的中国(绵阳)科技城下辖区域和绵阳市区高度重合，但为副省级单位，比绵阳市委高半级。　　在绵阳新的宏大叙事面前，渺小的创业者再次让路。2007年12月，科技城规划获批一个月之后，在园艺山孵化园里的创业服务中心和创业企业第二次接到了搬家的指令。这次他们要给新成立的科技城管委会腾地方。上山3年后，他们又被赶下山。这次搬家的目的地是紧邻高新区管委会的温州商贸城——一栋温州商人集资建设的商业地产。　　政策环境一变再变。朱上翔回忆，创业中心一位同情他的高层曾经私下里劝他，学学别人去沿海地区创业，“我们这个地方不适合你们”。“他说，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帮助我们，他们看着这些项目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其他地区扶植创业的政策，他们都知道。但人家有钱，绵阳没钱。”朱上翔回忆说。　　这时的创业服务中心就像一只无奈的母鸡，它把一堆鸡蛋孵化成了小鸡，但却不会、也找不到食物把它们喂大。　　留守者　　王睿今年1月刚刚搬了第三次家，跟随创业服务中心换到了第四个地方——普明南路的孵化中心。　　与前几次不同，这一次，他身边的同行者已经凋敝无几。“现在算上老朱那个已经不运营但还没有注销的公司，剩下的留学生公司应该不超过5家。”他说。虽然他也不知道这里国内的创业公司还剩几家，但他公司旁边的创业服务中心已经只剩下三间办公室，从办公面积看，不会超过10个人。而采访当天，通过开敞的办公室大门，我只看到了3个人。　　这次王睿搬家是被创业服务中心拉来的。“他们希望身边能有个企业，有人来视察参观的时候，好让人家看。”王睿之所以还留在这里，他说第一因为自己比较懒，第二因为自己在这里已经有了一个稳定的上游供货链条。但他承认，如果自己是在沿海地区，应该不会创业8年还蜗居在创业园中。　　留下的王睿毕竟是少数派。2006年的顶峰过后，创业中心旗下的企业就开始陆续流失，而汶川地震又给了它致命一击。地震后，朱上翔还自己开车去九州体育馆给灾民送水和食物，但很快他发现自己同样是没人管的创业灾民。整个城市的商业生活完全停滞，没人来关心他们。不仅仅是“流浪街头”的老朱，在创业园中的人也一样。“我们是先果断撤离了绵阳，才开始找新地方的，那里很难开展工作了。”上述匿名创业者说。在老朱的印象中，那时和他前后脚停掉公司离开绵阳的熟人就有四五个。　　老朱撤了，但当年政府送给他住的273平方米的两层别墅还在。在普明山的山顶，一个至今看来仍然光鲜时尚的别墅区静静矗立在那里，这个叫“博士园”的小区里有30栋小楼，每栋楼左右各是一套住宅，也就是说整个院子里有60套同样规格的别墅房。在这儿，老朱和王睿是近邻。　　“这是政府给回国创业的博士盖的房子，最多的时候，住过十几个人。”而现在，算上半年多才来住几晚的老朱，也才五六户人家。“符合标准的就3个人，另外的有长虹请来的高工什么的。”王睿说，“现在物业和保安的人比住户多。”　　夜晚走在这个漂亮的院子里，安静得让人窒息。几十套别墅房空荡荡地立在夜幕中，大多已经空沐风雨长达8年时间。由于它们的身上还背着招揽人才的使命，所以没人敢做主把它们租出去，或者干脆卖掉。老朱离开绵阳的时候想把房子还掉，但物业说：“你别还了，还了更没人了。”但王睿还记得，就在两三年前，每当有博士离开绵阳，创业服务中心都会派人来私自打开那家的门锁，把屋子里的私人物品清理出去。“这样做，以后人家谁还会回绵阳来？”他说。　　一个恶性循环正在形成。创业服务中心越冷清，得到的重视就越少，而在这样一座偏远的西部城市，没有了领导的重视，就意味着失去了最核心的资源。　　在现在的创业服务中心走廊的墙壁上挂着两个图板，一个上面是未来要新建的孵化中心的效果图，另一个是中心搬到这个新大楼之后的规划。大楼计划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投资4500万，其中3000万来自中央财政震后恢复重建基金。创业中心计划要在这座大楼里引入120家以上的创业公司，创造就业机会3000个。　　看到这里时，我脱口读了出来。恰巧此时一个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推门出来，他带着些许调侃的语气对王睿说：“3000个？你再带3个项目来吧。”　　一位绵阳的出租车司机告诉《创业家》，在火炬大厦变成政府办公大楼前，那座巨大的火炬雕塑会在夜幕降临的时候亮起，火红的灯光把雕塑顶端的火苗照得通红，很远就能看见，但它已经很久没有再燃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