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OK版权费分配实现“零”的突破

1月25日，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的第二次权利人大会通过了《全国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分配方案》，这意味着作为音乐权利人将首次得到大规模的
版权使用费。本次可供分配金额1.2亿元，是2007年1月至2009年第三季度的收费总额。分配方案一出，分配比例、细则等引起各方热烈关注，业内一致认为，这是国内版权工作打的一个大胜仗。　　权利人自筹资金3.6亿元为音集协开路　　根据音集协提供的数据，2007年开始，音集协已在26个省份启动卡拉OK版权许可工作。截至2009年12月31日，音集协共取得授权歌曲83686首，向大约3000家卡拉OK经营场所颁发了音像著作权使用许可证。音集协副会长、总干事王化鹏介绍说，自2007年启动卡拉OK版权许可工作以来，国内卡拉OK经营业者版权保护意识逐渐提高，支付版权使用费者不断增加。2007年仅收到版权费626万元，2008年收到4678万元，2009年前三季度收到6778万元，本次可供分配金额1.2亿元。　　此次形成的分配大方案是，刨去缴税，缴纳娱乐场所阳光工程占利润的8%，剩余利润的50%在音集协和天合公司之间分配，音集协的管理成本包括协会运营成本、维权成本、宣传成本、曲库建设、许可、稽核等成本，为23%。受协会委托，提供版权使用费收取服务的天合集团的服务费占27%。另一半利润中，唱片公司占60%，剩余40%由音著协代向词曲作者分发。　　这个分配比例一出，网上一片哗然。一些专家认为，音集协收取管理费用，是协会内部的“愿打愿挨”。不过，音集协只是权利人的代理人，抽取50%的比例太高，“毕竟它不属于产品的创造者，我认为收取30%较为合理，这也符合出版行业销售成本在20%-25%的行规”。据悉，为了推进音像版权工作，权利人自筹资金3.6亿元，用于音集协的运作，这次公布的利润相比于其投入，令人大跌眼镜。联系到以前一些词曲作者质疑音集协收账不分账的事件，总会让“阴谋论”者形成种种不公正的揣测。然而，记者了解到，目前唱片工业协会各理事单位对音集协的工作却均表态支持，他们认为，大家不应该把着眼点放在分配比例上，而应该从更高层面去认识这件事情，毕竟音集协在成立短短一年就取得这些成绩，堪称中国音像版权斗争的重大胜利。　　民间“讨薪队”之路　　作为理事之一的竹书文化，代表业界同行即权利人对最后公布的这套大分配方案很支持。北京唱片工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沈永革说，从长远角度看，大分配方案中，音集协和天合公司所占的比例有点偏高，但在初级阶段是可以理解的。在总体支持的情况下，唱片公司还将和音集协总体协调，以求更公正完善的分配细则出台。唱片工业委员会理事会近期还将确定，各唱片公司之间怎么分配既得利润。而在负责制订分配细则的13家单位构成的理事会中，唱片公司占了7家，也就是说，对细则的制订唱片公司有发言权。　　“一个人改习惯是挺难的，让吃惯了‘免费午餐’的卡拉OK缴费更困难”。沈永革感叹道。负责为权利人声张权利的目前国内就两个单位，音著协和音集协。音著协走的是传统的老路，给卡拉OK企业发了若干年的“收费通知”，对方不给也没办法组织力量去制裁他们。音集协在获得民政部的身份许可后，因为受制于经费和人力等原因，只能联手社会力量，寻找天合这家公司做伙伴去催缴版权费用，从3年的运营结果看这种模式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　　从卡拉OK的运营情况看，全国已经有了上百万间包房，是个庞大的产业。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10万家卡拉OK，但缴纳版权费用的只有3000家。相比于庞大的产业，比例还是极其微小的。音集协委托的天合集团公司在全国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子公司，员工总数达到450余人，其中26个子公司已经正式启动了收费工作。同时，为有效推动收费工作，音集协先后在18个省市就卡拉OK侵权提起了160多例行政投诉、800多例民事诉讼。天合公司在开展收费工作时，充分感受到类似民工讨薪的待遇，极端的还有被打、被侮辱的遭遇，遇到采用非法手段的卡拉OK，还要联合当地执法部门的力量。碰到不愿意配合的相关部门，还要投入人脉成本。运作成本在初期来看肯定是很高的，讨薪之路可谓充满艰辛。　　一些唱片界人士认为，从8年前的卡拉OK版费“催缴令”风波，到经营场所与著作权管理机构的对峙，社会关注的焦点也从版费“该不该缴”、“怎么缴”、“缴给谁”、“缴多少”，一路进展到现在的“怎样分配”、“分多少”，说明我国的版权保护机制在逐步健全。关键是权利人已经看到曙光：劳动的成果终于可以获得回报了。 　　版权产业在中国尚属公益事业　　据沈永革透露，在此次卡拉OK实现收费分配的阶段性胜利后，北京唱片工业委员会年底要协助新闻出版总署做第三届国际音像博览会，而且今年的音像博览会将首开交易功能，这也算是音像版权产业的一个收益环节。沈永革他们负责组织行业单位参展，从去年开始，他们就不断邀请和音乐相关的网络、移动、SP服务商、出版界、版权界人士出席他们筹办的高峰论坛，为的就是让相关产业链上的人士了解音像产业。　　相比于法国MIDEM国际音像博览会的“气势”，唱片业者为了实现音像版权的利润可谓用心良苦。　　北京国际版权交易中心运营总监蔡宇衡说，音乐产业不景气是人所共知的了，首先开通交易平台，对正版的东西进行交易，也算是对行业的一种约束。在这个平台上，他们还将沿着版权产业链往下延伸，牵头组织一些演唱会，取得的音乐版税会通过唱工委转给权利人；另外，对没有能力进行制作的音乐作品，由他们提供估价，并进行投融资运作，最后帮助这些权利人把作品卖给唱片公司或者其他公司。　　“我们正在组织一个韩国的舞台剧《爱上街舞男孩的芭蕾少女》，下一部还会跟盛大文学、长江文艺做版权方面的合作或开发。”面对记者，蔡宇衡无奈地说起了北京国际版权交易中心的“转型”。“版权事业在中国还像个公益事业，我们发现，老百姓对它很不了解，运营起来可能产生的利润也很少。作为民营企业，我们首先要让自己活下去。”蔡宇衡说，他们本身就是从演出公司转型过来的，当年他们跟一些唱片公司老板聊天，大家感慨，相比于国外音乐产业主要靠版权收益的状况，国内音乐产业却只能借壳于商演的畸形模式，国内音像版权产业几乎“阵亡”，他们起了运作版权交易中心的念头。“我们想让大家了解版权的概念。但3年来，正像那句诗说的，人间正道是沧桑。”他们做版权博览会更多是做形象，为了倡导一种意识，在功能设置上，并没有太多商业化的环节设置。但在投入上，他们第一届就花了两三千万元；第二年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的，高达一个多亿。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搭建的维权平台，他们需要这类商演来贴补运营。　　商报记者 郑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