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梯电价进退两难

阶梯电价的实际应用，只是增加供电企业收入，没有增加公共财政，起不到收入调节作用，反而强化了处于垄断地位的供电企业的获益能力　　潘家华/文　　继一些地方采用“阶梯水价”之后，10月初，国家发改委正式向社会公布“居民阶梯电价”方案，征求
意见。如何认识“阶梯电价”？国家发改委的方案能否实现其初衷？　　对稀缺的自然资源消费进行“阶梯电价”，有着伦理和经济学的学理依据，大致有四个方面：保障基本需求；遏制奢侈浪费从而节约资源；鼓励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或寻求代用品；调节收入分配。我国能源需求总量大、增长快、供给紧、资源十分有限。“阶梯电价”的方案，能够实现上述目的吗？　　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整体上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70%以上的电力消费主要为工业、制造业，居民消费不足15%。由于居民住房条件改善、收入增加，对作为高品质能源的电力需求增长迅速。照明、冰箱、电视、洗衣机等用电是保障一定生活品质的基本需求；热水器、空调、电暖器在一定幅度内的使用也不宜在加价之列。　　每月每个家庭100度电以内作为基本需求，保障水平并不高。阶梯差价最高0.2元。也就是说，一个月的用电量是基本需求量的十倍，每月多支付不足20元，遏制效果有限。对于高收入家庭，也不会投资风电、太阳光伏发电、地源热泵等替代技术。阶梯电价的实际应用，只是增加供电企业收入，未增加公共财政，起不到收入调节作用，反而强化了垄断地位的供电企业的获益能力。　　由于定价是一种企业市场行为，“阶梯电价”在概念与方法上似乎缺乏学理依据。如果是市场行为，针对同质商品，企业希望通过积极价格歧视政策，采用包装、购物环境和渠道对同质产品进行人为进一步区分，来获取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者剩余，从而获取更多的利润。　　这一价格歧视手段对电力这一同质而基本需求商品显然不适用。若是政府定价行为，则体现为电力消费从量累进的价格。生产者定价多采用边际成本定价、平均成本定价、成本加成定价。　　政府用公权在企业价格的基础上进行调节，采用累进税制，对于基本需求，税率可以为负，即补贴穷人消费；对于超出基本需求部分，则从量累进征税。所征收的税为国家财政收入，非为企业收益，可用以进行社会再分配。　　累进税率档次要足够大，如每度1元甚至2元，以遏制浪费和奢华，促使富人有经济动因寻求替代能源如购买风能、太阳能或采用地热能。因此，符合伦理和经济学理的“阶梯电价”，应是资源消费累进税的价格体现，企业按相应成本定价获取利润，国家公权强制的累进税为国家所有，不应进入企业腰包。　　此次发改委“阶梯电价”方案整体为涨价方案，理由是居民电价过低，企业电价过高。此说法难以成立，若电力企业供电成本高，可直接理顺电价，不必以“阶梯电价”名义来调整。以企业用电的高价来补贴居民消费的低电价，道理也不通。因为企业必将高电价成本体现在产品中，最终还是消费者埋单。　　由于电能不可贮存，峰谷波动使电力企业在用电低谷大量弃电，而在用电高峰需要高价调峰，使整体供电成本上升。如果是这样，供电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峰谷电价来调整。　　上世纪80年代末笔者在英国支付的就是峰谷电价。晚12时到次日早6时为用电低谷，每度电为2.7便士，此时用电烧热水、烧电暖器供白天使用；其他时间为每度电7便士，用以能耗相对较低、不能储能的电器。若因风电、太阳光伏发电补贴需要而提高电价，可用阶梯电价体现，但可直接核算，当前方案似乎并不是考虑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　　从以上分析可见，阶梯电价方案在概念和方法上与学理依据有一定距离。其实际效果对基本需求保障不足，对浪费、奢侈消费遏制力度不够，对替代资源利用的激励非常有限，不仅不能起到收入调节的作用，反而动用公权增加垄断供电企业的不正当收益。　　一个符合学理依据的阶梯电价，应在供电企业市场价格的基础上，从量征收资源消费累进税，而累进税率可为负，以保障基本需求，累进幅度一定要大，遏制奢侈浪费，促进收入分配调节。　　实际上，这一体现资源消费累进税的阶梯电价的设计，可以进一步完善。不用抄表，而用电卡，将每户核定的电量设置于电卡，电卡购电，消费者支出、企业和财政收入均可通过程序设定。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