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观察》论坛：经济学理论前沿问题探讨

《中国经济观察》论坛：经济学理论前沿问题探讨　　1月8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举办了“《中国经济观察》论坛：经济学理论前沿问题研讨会”，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陈宝生、著名经济学家林岗、李晓西、何自力、黄桂田、张宇、沈坤荣、黄少安等首都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赵振华主任致词，韩保江副主任主持。　　专家们就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资本论》的普适价值、经济发展模式面对的根本性挑战、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关于语言经济学的几个命题、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与创新驱动、绿色经济、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分析我国存在危机的成因、从确定性研究向不确定性研究的演变等经济学有关的理论前沿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会议最后由中央党校副校长陈宝生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他认为中央党校经济学部组织的经济学理论前沿问题研讨会，选题和形式都非常好，很高效地让参会者了解我们国家经济学研究的专家们、经济学界的学术带头人在思考什么问题，交流成果，相互启发，很好。　　陈宝生副校长还提出了提出了希望，希望今后对一些经济学理论前沿问题要加强研究，如转变发展方式的前沿思考、发展道路问题、一些全球性问题的经济学前沿问题、当前的一些两难问题、地缘经济问题、危机问题、发展的动力问题、我国30年经验总结的问题等等。　　论坛就以下经济学理论的几个重大前沿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三个基本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林岗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有三个基本问题需要注意：　　一是要掌握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这个方法总括起来说，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里面讲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提炼出更具体的应该有五个原则：第一，把生产力发展看作社会运动的首要因素，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解释生产关系的形成和演变。第二，在生产力渐进的历史发展前提下来解释经济关系当事人的行为，这是马克思一个最基本的观点。第三，马克思是从所有制关系出发来理解全部生产关系体系。第四，从经济关系出发来解释上层建筑。不是并列的关系，这是马克思在创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很大的贡献。第五，马克思特别强调实践。　　二是联系实际，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经济学者尤其是中央党校的任务并不像现在大学导向一样，要联系实际，要做出对社会、对国家的发展有贡献的理论成果，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不去联系实际，就很少创新，很少创新就没有新意，年轻人就不感兴趣，要联系实际，要创新。　　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发展，不管是要生存下去还是要发展得更好，就是要和西方经济学比较。　　实际上很多基本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有优势，尤其在方法论上，就是刚才我讲的五个问题，几乎每个问题西方经济学都和马克思主义对立的。西方经济学有很多东西经不起比较，不能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比较。宏观经济学我们可以借鉴的东西多一点，微观经济学基本上就是意识形态。效应论就是创造出来消灭劳动价值论的。西方经济学的效应论在逻辑上也说不通，西方经济学领域自己的人都说这个理论不行，不同人的效应怎么加总呢？不能加总，不能比较，还有什么用呢？后来大家就放弃了。后来又提出序数效应论，序数效应论就没有逻辑问题吗？同样有问题，人和人之间不能比较，东西和东西之间谁重要谁不重要可以比较吗？放在不同条件下，不同人、不同东西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比如烟民抽烟比吃饭还重要，南方人和北方人大米和馒头、大米和面条也是不一样的，你怎么能放在一起比呢？而且最终弄出来一个社会福利函数。这个在逻辑上有很大问题。这些问题西方学者心里是清楚的。　　为什么说西方宏观经济学有用呢？宏观经济学比较实事求是，因为统计不好改，比如就业，就业是一条垂线，劳动力供给是一条垂线，道理很简单，就是有这么多劳动年龄人口，就有这么多人就业。可是微观经济学告诉我们什么呢？说这个曲线是弯过来的，先是收入效应，后是替代效应，这不成立。为什么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对不上号呢？在所有教科书里面，西方学者都在打马虎眼，都说这是因为相互抵消了，但没说怎么相互抵消的，怎么证明这个相互抵消。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的，作为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工人，他跟资本家签约就上班，一天就是八个小时，不可能根据工作有没有意思来减少自己的劳动，随便改变自己的工作日，在收入和闲暇时间进行调整，是不可能的。所以，布哈林把这种经济学称作有钱经济的经济学，就是有钱人，钱已经很多了，小钱都无所谓了，才会有这个效应，才会有这个往后弯的劳动供给曲线，但是对社会分析是没有用的。当然微观经济学里面也有有用的东西，比如生产函数，如果我们不是把资本放进去，把一个价值，把一笔钱放到这里面去，而是放多少台机器，这在技术经济分析上是非常有用的。所以我们对西方经济学要比较，我觉得在这些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上，尤其涉及到方法论问题上，西方经济学都是比不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　　真理尤其是科学方法是没有新旧之分的，只有正确和错误的区别。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联系实际，和西方经济学进行比较，坚持我们正确的东西，吸纳他们可能为我们所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就是康庄大道，前景光明。　　二、改革实践面临的两大挑战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八个误区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何自力教授说，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一直受两种理论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30年的改革，我们最初确定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下确立的改革基本原则在实践中面临两个重大挑战：　　第一个挑战就是基本经济制度，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在宪法层面说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但是现实中，公有制为主体到底怎么体现的？总量来讲，已经不占主体了。从质上来讲，一直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尤其是在城市经济层面国有经济要居主导地位，但是从目前改革大趋势来看，中国确立的基本经济制度还能不能维持住？　　第二个挑战是分配制度，我们一直说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这是体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分配制度，可是现实来看，现在最大问题就是收入两极分化，怎么会产生这么重大的问题？按照邓小平观点，中国如果两极分化到十分严重程度的话，意味着改革失败，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改革现在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下一步中国的分配制度怎么改？要不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如果坚持的话，在制度层面和政策层面到底怎么体现？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存在八个误区是：　　第一，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革命经济学，不是建设经济学，当今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用。　　第二，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传统经济学，而不是现代经济学。当人们在表述用经济学来指导现实的时候往往喜欢用现代经济学，但是用这个术语的时候显然不是指政治经济学。　　第三，认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是经济学，这个提法抹煞了两种经济学之间的差别。　　第四，认为西方经济学不科学，但是有用，政治经济学科学，但是用处不大。这种观点尤其在青年学生中间流行，名义上肯定了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否定了政治经济学。　　第五，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流派。　　第六是认为政治经济学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否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经济学主流的代表。　　第七，政治经济学不是应用经济学的基础。所以搞应用经济学的基础也好、学习应用经济学的学生也好，一学政治经济学就说没有用，不能成为投资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基础，以此否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地位。　　第八，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政治意识形态，不是经济学理论，你讲政治经济学可以，但是可以作为政治课讲，不要作为经济学，这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否定。　　这八个方面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错误认识。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话，必须对这八个错误进行澄清，否则会妨碍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独特品质　　何自力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独特品质有四：阶级性、实践性、历史性、价值导向型。　　第一是阶级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本身就是阶级性的具体体现，因为生产关系是利益关系，研究生产关系就是研究利益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阶级性，实际上在方法论上必然体现坚持整体的方法论，而反对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具体看西方经济学的体系，按照经济学理解，西方经济学最大缺陷就是它的分析范式里面注重个体人和个别经济现象，模型做的非常精制，但是缺陷就是只看树木不见森林，用这种理论观察现实使得每个做这种学问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只观察非常小的领域，而对整个经济大趋势，整个经济内在逻辑联系，尤其内在矛盾和冲突视而不见。整个社会所有人群都以为这个社会只要每个人追求个人最大利益，这个社会就可以实现繁荣，这个社会就会和谐，但是实际上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西方经济学造成的这种思维，不仅是经济学家在出现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一筹莫展，也使得老百姓在出现危机的时候造成重大损失。所以，经济学强调不强调阶级性并不是非常简单的要不要的问题。　　第二是实践性。强调经济学的实践性最重要的是经济学理论体系正确与否，用什么做判断标准。第一个基本观点就是科学的经济学命题一定不是来自人的主观观念，来自于那些假设，而是来自于鲜活的社会实践。第二个基本判断，就是经济学命题是否正确，不在于是否合乎逻辑，也不在于表达是多么精妙，而在于是否反映客观实践，尤其是否可以经得起实践检验，凡是不能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无论表达的多少巧妙都一无所用。最后就是经济学的创新也一定是在实践中间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而不是在过去虚假命题基础上不断提出新的虚假命题。　　第三是历史性。经济学的历史性实际上是强调时空性，也就是经济学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研究问题，在什么样的地方研究问题。这就涉及到比如说当我们提出经济学应该具有中国特色，有人就说中国经济学怎么有中国特色呢？经济学都是普适性的，经济学不应该有国界，我认为这是对经济学历史性忽视造成的，缺乏对经济学的历史性认知。　　第四是价值导向型。　　三、《资本论》的普适价值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王天义教授认为：《资本论》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科学巨著，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同时也是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这个普适价值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经济发展形式的统一性。马克思实际上讲的很清楚。如果从人类依赖关系来讲，可以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对人的依赖，人的依赖关系就是自然经济，第二个阶段是人对物的依赖，实际上就是商品经济，第三个阶段是人对谁都不依赖，自由发展，我叫做自由个性经济。这两个序列怎么去看待？我认为是统一的，第一个序列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基本制度背景，这是从唯物史观角度讲。第二个序列是按照劳动交换关系，这个序列之间有持续性和继续性，是很难跨越的。这方面的组合就形成了现在我们讲的社会研究，第一方面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理论可以从马克思第一个序列推出来，第二个是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　　第二，马克思以三大崭新因素为内核建立了一个科学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马克思给恩格斯一封信，说杜林这个人对马克思进行批判，是因为他没有发现《资本论》有三个崭新因素。第一个崭新因素讲了商品有二重性，劳动也必然有二重性。第二个崭新因素讲了工资的本质，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第三个崭新因素讲了剩余价值的一般和特别的区别。正是这三个崭新因素才使得马克思理论体系得以建立。怎么建立起来的？我们知道商品价值由劳动创造并不是马克思的发现，但是商品价值这个劳动到底是什么劳动？在马克思之前没有做更深入研究，而马克思通过劳动二重性的发现提出了价值的本质实际上是初始劳动形成，通过具体劳动转移旧价值，通过重复劳动形成新价值。而新价值里面，前人也没有进行说明，马克思接着分析，他说实际上进行交换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劳动力的商品价格就是工资，在新价值里面工资只是当中一个部分，另一个部分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在剩余价值里面，前人认为剩余价值就是从地租、利息来看，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首先应该从超过工资以后的新价值里面来看，从剩余价值一般性来解释剩余价值的形式，即利润、利息和地租。这三个崭新因素构成了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内核，以内核为基础构建了完整的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从商品开始到社会的最表层阶级结束。从这个理论里面我们可以得到现在我们从事的经济学研究的创新，首先要在基点上进行突破，然后要运用马克思抽象分析方法由抽象回到具体，来建立整个理论体系。所以马克思自己有一个说法，说无论我的著作有多少缺点，但是他有一个长处，即他们是一个历史问题。　　第三，马克思以四个环节为支点，确定了社会化大生产情况下经济运行的框架。这四个基点，就是生产、分配、消费、交换。生产是起点，最终是为了消费。当前消费问题非常重要，扩大内需重点是扩大消费，而我们的消费怎么分析，我们内需怎么扩大？我认为马克思这个分析框架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分析消费问题就要考虑分配，分配的前端就是生产条件的分配，是生产本身。生产确定了分配，生产条件分配决定了收入分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再分配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收入为主要形式的分配，另一方面是以福利为主要形式的分配，这两个分配也是我们分析消费的重要方面。分析消费离不开交换，在收入一定情况下，消费水平由物价水平决定，这个物价就与交换有关。交换分为两个环节，一个是与消费直接相关的消费者的交换，另外是前端生产者的交换，而不管交换怎么变化，前提都有一个成本问题，因此要从生产引出来，而不能简单就消费讲消费，就分配讲分配，而是要满足一个系统和整体，在系统和整体里面来看消费的提升。实际上这里面体现了马克思最基本的唯物史观的方法。　　《资本论》的普适价值就在于它是一种方法，是用于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用于创建理论体系和分析各种经济现象的科学方法。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它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他提供的不是教条而是提供的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　　四、中国模式应该有的内容和走向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宇教授认为：可以从五个层次来认识中国的经济模式：基本制度、经济体制、发展方式、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一个层次是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中国模式的核心。没有核心，中国模式不能成立。第二个层次是经济体制，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经济改革核心概念，这个概念不成立，中国模式就不成立。如果你跟美国一样，也谈不上中国模式。第三个层次是发展方式、发展模式、发展道路。比如十七大报告里面讲发展道路时讲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道路等等。第四个层次是开放，我们叫做积极、渐进的、自主的有管理的开放。第五个层次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对于中国模式走向何处，张宇教授认为，正确道路一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能搞全盘西化的资本主义模式，也不能搞教条主义的东西，一定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做到公有制为主和多种所有制结合，宏观计划和市场结合，效率和公平结合，各种利益和谐的结合，人与自然的结合，民主与法制的结合，一定在这个道路上比较坚定的走下去才能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的成功。如果走向了资本主义，那一定是两极分化矛盾，在资本主义体系里面没有任何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调整创新，解决一些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道路才更有生命力。　　五、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的根本性挑战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黄桂田认为，从总体上来讲，世界上现在只有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就是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和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化。这是先行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的目标，而后起的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朝这样一个目标、这样一个模式迈进。中国正处在一个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和所谓的信息化进程中，我们现有的经济研究尤其是对策研究，大多集中在这些问题上。当中国完成这些任务之后，将面对怎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中国将可能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如何面对和如何解决？按照预期的目标，还有十年，到2020年中国基本建成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全面小康。到2030年，中国基本完成工业化任务，那就意味着在2030年以后中国进入到后工业社会。到2049年左右，在新中国成立100年的时间，中国要达到当时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欧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先于中国实现了这些最基本的目标，已经实现了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及现代化。按照我们可观察的这些先行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目前暴露出来的问题，中国在未来实现这些基本目标之后是否要面对他们现在暴露的这些问题？比如说失业问题，中国是不是也不可避免的会存在失业。　　过去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尽管关注失业率，但是失业率并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因为我们现有或者以前的体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失业不是经济和社会发展面对的最主要的问题。我们可以算一个帐，假定我们现有的劳动力是七亿左右，到21世纪中叶，中国总人口达到15亿，这次人口统计还没有出来，估计近14亿，假定再净增一个亿人口，随着人口老龄化，假定净增几千万，到那个时候中国劳动力是7.5亿左右，说大数就是8亿。如果一旦经济出现波动，如果中国失业率10%，就有可能出现7500万-8000万的失业率。这是在中国实现这些既定目标之后，是否要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失业问题可能是中国在实现这些目标之后所要面对的头号问题。按照现有发展模式能不能很好的化解这些问题？当我们实现这些目标之后，中国的经济和国际经济的波动将会出现什么状况？对中国经济，对国际社会的发展将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也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　　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经济总量或者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提高，在全球经济的影响将不断扩大，尤其是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和国际经济的相互渗透将不断增强。所以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中国到了那个时候，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中国的这些目标都实现之后，中国的经济是否能够很好的化解类似像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这样的一些波动？这十年来两次危机，中国都幸免遇难，因为这十年来两次， 1997年东南亚危机合2007年的全球性危机，中国经受了危机冲击，没有陷入危机中去。有很多解释，但我觉得非常简单，是因为中国经济这四化没有达到一定程度，中国形成全球化金融危机还不够条件，不够资格，因为中国的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的程度有限，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比如金融，金融的市场化程度很低，使得我们金融相对安全。如果说我们这些目标都完成之后，中国能够幸免遇难吗？　　第三个问题，城镇化是我们的目标，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率是不断提高的。当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按照城市化率47%来计算，城市人口已经超过6亿。城镇化后的城市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可能比发达国家城市化带来的问题更艰巨。　　六、从确定性研究向不确定性研究的演变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谢鲁江认为，西方经济学有一个演变，就是从确定性研究向不确定性研究的演变。　　对亚当斯密假说的研究，从歇尔和瓦尔拉斯开始，把自然方法引进来，用实证来证明确实存在看不见的手。之所以论证，前提就是这个假说是可以证明的，是具有确定性的。后来从马歇尔和瓦尔拉斯之后的经济学家对确定性提出了怀疑，就是认为不确定。　　不确定的研究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放松了条件进行研究。二是完全否定式的研究，最主要就是斯蒂格利茨讲的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就是皇帝的新衣，谁也看不见，也不存在，这是最典型的否定的态度。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归纳起来西方经济学是三个方向发展的，　　第一，从对个人行为更加深入的研究。比如像不完全竞争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博弈论，尤其是纳什均衡研究价格的形成，他完全不是按照马歇尔的观点，就是供给和需求两种力量的作用，完全是个人甚至是个人利用自己的力量，比如垄断的力量，自己做出选择的结果，不是靠市场力量形成价格，而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形成价格。所以才有了工会、定价理论，如何制约垄断等等，这些都是社会干预的结果，不是完全自发的。还有就是弗里德曼的假说，还有凯恩斯的一些分析，都是对个人行为进一步分析，而这些分析不像亚当斯密这样简单，只是单纯抽象掉所有背景条件下，就是一个经济人、一个个人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问题，不是这样的，是个人追求什么利益，是什么样的个人，是什么样的行为，你本身行为不合理性就导致市场结果的不合理性。　　第二，研究认为个人行为合理性是有条件的。亚当斯密是非常理想的，没有谈条件，而后来研究强调了个人行为能不能达成一个和议的社会行为结果，就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能不能达到有机统一是需要条件的，最典型是新制度经济学，无论是科斯讲产权理论、讲制度交易、讲交易成本，还是诺思讲制度变迁、讲国家的作用，实际上都是讲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达到你想达到的结果，或者是按照吴敬琏教授讲的，你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是我们希望有的市场经济。如果这个条件不具备的话，这个市场经济可能是适得其反的。　　第三，结果基本上是否定的。认为个人秩序不一定达到社会和议的结果，所以需要国家和社会干预，这是凯恩斯强调的国家干预，包括瑞典左派的理论。　　实际上无论怎么争论，都是围绕着亚当斯密这个命题展开的，这是我理解的西方经济学的演变过程。而现在主流是更强调不确定性研究，如果在马歇尔和瓦尔拉斯，就是现在我们所学的微观经济学的教科书，主要强调都是从确定性出发来研究一切问题的话，现在的经济学的发展我认为主要是从不确定性作为出发点来研究的。　　由此我们能得出几点认识：　　首先，我们还要研究，这是一个未解的命题，还没有解决的命题，就是在人的行为和社会秩序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计划经济的时候是整个政府给了一个社会秩序，人是只能服从的，人是没有行为自由的。但是，市场经济强调人的自由，而且期望人的自由能够给我们带来现代化，能够带来一个我们希望的结果，推动城市化、推动现代化、推动工业化完成等等，确实我们经济发展了，但是结果带来了环境污染、两极分化，我们希望公有制越来越多也好，但是反而公有制越来越少了，很多不是我们期望的结果，或者不是我们和议的结果，当然不和议不一定不合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在现实中紧紧依靠个人行为不一定可以达到我们希望的秩序，所以为什么新自由主义者和国家干预主义者争论的原因，国家干预更强调秩序，比如凯恩斯强调经济增长和社会秩序，但是新自由主义强调维护个人自由。所以，实际上争论在这个地方，就是更强调个人自由还是强调社会秩序。亚当斯密提出一个说法，就是如果给大家最充分的自由，就会带来最优化的秩序，但是这是没有被证明的。我认为这样一个命题，对于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改革确实推动了经济发展，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秩序。现实中是更强调个人自由还是强调社会干预，要找到一个结合点，这是讨论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之一。　　其次，我们还要探讨对条件的研究。如果我们认为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都是需要的，如果达到这个和议的结果，我们需要具备什么制度条件或者政策条件，或者文化条件，或者生产力条件。所以我们不能光讨论一个结果，不能光讨论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应不应该不要两极分化，是不是应该公有制为主体，这些都是应该或者不应该的。问题是无论应该或者不应该你有没有条件？有没有条件做？如果有条件的话是需要什么条件？所以后来为什么西方经济学从确定性转向了不确定性研究呢？实际上就是在找条件，如果真的亚当斯密的命题能够成立的话，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我认为如果真是中国模式成功的话，他必然是毛泽东所说的既能够让大家有充分自由，又有一个合理的秩序，如果我们达到这样一个合理的结果，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我认为这个表现是非常重要的，当然目的我们很清楚，我们赞同这个目的，最理想的结果我们都想要，问题是现实怎么做到？　　最后，要强调的就是个人自由和秩序之间，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他是历史性的，没有一个世界统一的普遍的一般化的真理。我们不一定非要全世界都认可这一套，因为我们首先要解决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所以这个出发点可能是更要强调它的国别性和它的历史性，强调它的现实性。　　七、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面临的挑战与创新驱动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沈坤荣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面临两大挑战：　　一是外部环境的演变。中国的经济总量上升之后，对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产生了影响，全球其他的国家在危机的时候，特别是现有的经济仍然还在复苏过程中，失业很严重的情况下，他们无论是从政治上的需要还是现实上的需要，采取贸易保护的措施，这样对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产能过剩的压力。　　二是宏观调控。实际上它的背景有是货币政策的转向，从现有的格局来说，特别是现有的财权和事权的分权，中央和地方的分权模式下面，我们很难摆脱对房地产市场依赖。但是由于市场的价格和收入之间很不匹配，使得中央宏观调控面临巨大压力。但是，调控真正压力来自于如果价格有逆转之后财政收入压力，因为财政收入是弹性的，财政支出是刚性的，社会保障、失业保障、教育、卫生等支出是刚性的，所以刚性的支出和弹性的收入之间是不匹配的。　　在全球经济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经济的通货膨胀和经济的减速双重隐忧并存，这是当下面临的经济决策最重要的外部和内部的环境，外部环境趋紧，内部是两难的抉择。　　这里面核心问题是房地产波动和宏观调控的关系，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的最核心问题就是供需关系之外，除了价格和供需关系之外就是财税体制问题，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划分不合理，或者是在现有的经济增长的格局下面，地方政府的事权过多，而中央政府财权过大带来的一系列矛盾。第二，中国经济面临的中长期挑战和增长动力机制的重构。中长期的挑战，很显然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支撑了30年高增长。现在资源约束、环境污染、经济波动，按照以往的模式难以为继。但是要想退出来，由于社会保障、高端人力资本、高端产业结构没有准备好，退出来就有问题，民生和就业就有风险。像江苏提出转型，广东提出转型，转型背后实际上是低端就业没法有生存的可能性，很危险。　　这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我看到有的县强制性退出，说要搞服务业，工业化还没有完成，来做这个事情就会很艰难。所以，就业问题和民生问题凸显，退出也很为难。出现进退两难的境地。　　对于怎样从低成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沈坤荣教授认为：首先，最核心问题就是要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构建有限的政府是核心，政府过大了，政府无处不在，这是扭曲市场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要构建有限有效的政府。如果没有有效的政府来支撑，效率不高，就不能完成政府的职能。把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结合，使得国家在治理结构上和财政支出上减少，否则收入难以满足支出的刚性。所以，这里面要改变贸易格局，要改变创新格局，要改变收入分配格局，还有就是怎么样推进城乡一体化。最近把农村排除在外的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是有问题的，就是在江苏这样最现代的地方，都把农村排除在外，基础设施很有限，在光纤亮丽城市背后往里面走一公里就是非常凋敝的农村。　　八、语言经济学的五大命题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黄少安教授认为：语言经济学是是语言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研究两个方法，一是语言本身是怎么产生的、怎样演变的，第二是研究语言和人们的行为、就业、收入分配、经济增长是怎么相关的。语言经济学的五大命题是：　　第一，语言能力是一种人力资本，这个是现在已有的国际上研究做的最多的，研究语言能力，你掌握一门语言或者两门语言，或者多门语言，与你的就业和收入，与当地的经济增长是怎么相关的。　　第二，语言是一种元制度，就是最基本的制度。我们讲基本体制改革最基本的经济制度是所有制，其实所有制相对语言规则来说不是元制度。大家想想，语言是干什么的？是告诉我们怎么写字、怎么说话、怎么沟通的，假如人类没有语言，我们其他的东西还能进行吗？所以语言的规则是人类最基本的制度。　　第三，语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语言包括我们怎么说话，怎么写字，包括语言和文字，狭义的语言就是我们怎么说。我们讲语言经济学有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就是语言是怎样产生和演变的，语言到底是构建的还是演化的？我们经过研究得出一个判断，作为文字是构建的，或者说是可以构建的，而作为狭义的语言，就是怎么说话，它是演化的，是无法构建的。打一个比喻，秦始皇可以统一文字，但是没有办法统一语言。尽管我们在推广普通话推广很多年，但是也不能说短时间之内通过立法让所有人把普通话说的很好。　　第四，语音有两个基本功能，第一个是作为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第二个功能是作为文化符号。哪一个民族使用什么语言，是这个民族文化非常重要的部分，你语言代表你的文字，代表你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是一个符号。这两种功能总体来说，全世界来看，语言的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语言的文化符号功能，总体来说都是趋同的，世界上每天都有语言消亡，都有趋同，但是趋同速度是不一样的，价值取向是不一样的，作为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的语言，无论是世界上的趋势还是人们价值取向，都是趋同、趋简，如果世界上都使用一种语言是最好了，方便多了，非常符合经济学的原理，节约相互交往的成本。而且是趋简，就是简单，在准确表达全部信息前提下越简单越好。作为文化符号的语言，从人们价值取向来看是多元化的，但是总体趋势还是趋同，只不过趋同的速度远远慢于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的语言。　　第五，怎样看待母语安全问题。母语安全问题还要顺着语言两种功能来说。我们讲一个国家的母语是不是安全，更多是总文化符号意义上来说，如果汉语消亡了，这个文化可能就受到影响了，但是作为信息载体或者传播工具的语言，其实是无所谓母语安全不安全的。一个民族使用什么语言，这个语言安全不安全，取决于这个民族本身是不是强大，这个国家经济是不是强大。一个国家经济强大、各方面都强大，使用什么语言都是安全的。如果经济不行，其他方面也不行，这个语言就不会安全。　　九、中国绿色经济和经济发展速度的制约因素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李晓西教授认为：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着力点。我们看到中央文件提出经济要继续发展，而且是较快、较平稳的、又快又好的发展，又考虑发展绿色经济，这个之间怎么摆好顺序？速度到底多快为好？　　速度问题受到四个因素的制约：　　第一，社会政治经济大背景要求GDP还要保持一定速度，一个是我们人均GDP向4000美元迈进，而排在200多个国家里面100位以后，和高收入国家相比是10倍之差。　　第二，每年增加这么多劳动力，转移的劳动力就业怎么办？　　第三，贫困和低保人群仍然不少。按照新的扶贫标准，农村贫困人口还有将近3600万，城市还有2300-2400万最低保障人口，要消除贫困还是要发展，这个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为多数人服务。　　第四，城乡和区域差距很大，一些地方干部，让他们保护绿色为主，不要发展，也是办不到的，也是要发展的。总之从社会政治经济大背景来看，还要求必须有一定快的速度。　　资源环境对GDP的约束，这与绿色经济密切相关。我们现在的资源情况再也不能说地大物博了。比如我们淡水人均资源不几世界人均水资源的三十分之一，北京原来有200条河，现在有多少河？通县那个运河已经干了，全国的河更不要说了，水资源问题很大。人均耕地资源不到世界平均40%，森林资源是全世界平均水平五分之一，矿产资源是世界人均的58%，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这些东西人均储量仅仅相当于世界的十一分之一，4.9%和79%。有一个数字值得说的，建国60年，GDP增长10多倍，资源矿产资源耗费达到60倍。我们水体污染占到60%，东南沿海一带，这些地方超过80%，甚至更高。为什么？这是所有有水地方总的比例，而不是用水地方的比例，很可怕。我小时候在成都，几条河都可以游泳，现在都不能游泳了。我们面临压力非常大，我们发展下去不能解决后代喝水问题，挣了钞票有什么用？所以，霍金说地球只能存在200年，大家都在讨论，很吓人。因此，我们怎么使我们后代也能享受到至少不低于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这个太重要了，这种代际公平应该是马克思主义要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就要研究公平问题。资源相对短缺，环境承载能力低，这些问题在十二五将会面临非常大的问题，要求我们快，但是资源约束压力大。发展绿色经济，宁可把GDP速度降低一点，6-8%是比较适宜的，低一点，环境和资源保护的好一点。（本文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孙小兰教授整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