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频现揭财政监管黑洞

本报记者 严友良 发自上海　　财政局买iTouch当U盘，公安局买iPhone4手机做警务通，法院购豪华按摩椅……2010年底，继几起地方政府部门“天价采购”事件
曝光后，广东省汕尾市烟草专卖局“一个月仅吃喝就花了约206万元”的天价招待费又引发民众热议。　　2010年12月27日，国内一知名网站论坛出现一篇举报帖称，海门市审计局在一次公务接待中，一共两天两夜的行程，该局竟然出动了24名公务人员陪同对方15名来客，工作交流不到4小时，其余时间都是陪对方吃、喝、玩、乐、观，消费不下10万元。　　天价招待费正以“加速度”发生在人们的身边。而其背后，反映出的正是政府“钱袋子”的监管困局。　　“公务接待腐败问题，一直都存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相对于公务接待这个“无底洞”，最近两起被揭露的事件仅仅是冰山一角。　　汪玉凯向记者解释说：“有两个原因导致了公务接待腐败严重。一是，目前相当多的公务接待费用在预算外循环，很难掌握具体数目；二是，在各级政府预算及其执行的权力分配格局中，实际决定权掌握在政府而非人大手中。政府既是预算的编制者，也是预算的执行者，人大难以监督。”　　“公务招待腐败，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中国没有公共财政的概念，也缺乏对政府财权控制的监督机制。”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岳经纶教授告诉记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政府预算归一化管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以致大量预算外、制度外资金存在，成为公务接待失控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中国政府制度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毛寿龙则认为，天价招待费的出现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些拿着纳税人的钱挥霍的部门手中掌握的经济资源较多”。他解释：“烟草专卖局、审计局都是手中资源较多的部门，特殊的垄断地位和独特的身份客观上为公务接待腐败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反公务接待腐败敲响了警钟。”　　“从1986年到2005年，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增长23倍，而同期GDP增长了14.6倍。”在2007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冯培恩用数据表明，快速增长的政府行政管理费用确实令人担忧。据冯培恩预测，全国公款吃喝费用每年超过1000亿元，相当于三峡工程、大飞机项目投入的一半，资金量接近于每年的全国农村义务教育投入。　　近年来，公务接待失控已引起高层高度重视。2006年，中央下发《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明文要求“接待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接待标准提供住宿、用餐、交通等服务，不得超标准接待，不得用公款大吃大喝”。2009年初，中央又下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若干问题的通知》。同年5月，中央纪委、监察部、财政部也联合下发《关于采取有力措施认真贯彻落实厉行节约八项要求的通知》。最近，“十二五”规划也明确提到要严格财政管理和监督，公务接待原则上零增长。但是效果却不太令人满意。　　“国际上在控制公务接待腐败上做得较好的国家，一般都是因为有议会控制着政府的钱袋子，政府如果想超规格接待就必须自己想办法；另外，整个社会的信息公开和舆论监督方面也做得比较好。”毛寿龙向记者讲述了一个故事，芬兰曾有一位中央银行高官，因在公务接待中上了一道鹅肝，被媒体曝光菜单后而下台。　　“要杜绝公务接待腐败，首先就要从根本上肯定人大的财政预算权，应建立政府行为预算硬约束的制度框架，让人大可以通过预算制约、监督政府开支。不能像现在一样，政府自己监督自己花钱。”汪玉凯教授说，“公务接待消费必须全部纳入预算，并且公开接受媒体、公众的监督。另外，必须依照合理的原则，制定每个级别招待的规定和标准，并对违法者严格问责。”　　“费用公开，接受群众和社会舆论监督方面，才能真正让国家的钱袋子为民所用，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住公务接待腐败和行政费用的上涨。可惜的是，目前在这两个方面我们都做得很不够”。岳经纶教授指出，距离真正管理“政府”手中的 “钱袋子”，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