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燕青 周艾琳
2014年9月19日，马云怀揣着阿里的全球化之梦亲赴纽约，完美诠释着中国企业家精神。在当前全球化和新兴市场的崛起、人口结构变化、科技进步的三大趋势下，下一个“阿里”将从何而生？中国又能否成为下一个创新国家？
“尽管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只是很小的参与者，但全球谈判桌上的‘洗牌’从不停歇，随着中国不断创新，是时候迎接中国时代了。”安永全球主席马克・温伯格（MarkWeinberger）在天津夏季达沃斯接受第一财经电视和《第一财经日报》的联合独家专访时表示。他认为，新兴市场正在全球扮演越发重要的角色，而世界也必须接受新兴市场的崛起及世界格局的变化。
在变革的浪潮中，企业家精神无疑是一大“加速器”（accelerator）。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日趋加速，它们往往会感到“排异反应”（rejectionsyndrome）。温伯格称：“我认为全球企业家的共性大于差异。他们都勇担风险、越挫越勇、满怀希望、善于挖掘新机遇。然而，唯一不同的可能是企业家身处的商业环境，这也是决定企业家成功与否的关键。”
温伯格认为，合适的教育体系可以滋养企业家精神，然而这在MBA项目不断增长的中国仍未充分得到体现。另一方面，中国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在创新方面仍有所滞后，阻碍了市场效用的充分发挥。
此外，温伯格认为贸易协定也是推进全球变革的一大“加速器”。在他看来，区域和多边贸易协定应该是互补关系。尽管二者标准不同，且前者准入门槛更高，但“团结一致、解决问题”的心态是共通的。
他表示，如果能率先达成更多区域性协议，这最终将会助推多边框架的达成。“条条道路通罗马，不过通往罗马的道路总是蜿蜒曲折的。”温伯格笑称。
而作为一名国际税收专家，温伯格赞赏了中国的税制改革，并进一步提出了建议。“部分新兴经济体发展迅猛、开支飙升，然而财政收入却跟不上开支，这将加剧赤字。”温伯格指出，中国必须平衡开支和税收，且税制改革的步伐不得推迟。
世界须接受新兴市场的崛起
第一财经日报：新兴市场的崛起是主要趋势，在未来十年间，权力转移和全球治理方面将发生什么惊人变化？
温伯格：由于新兴市场的经贸增长、人口结构变化等，它们正在全球扮演越发重要的角色，如包含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G20有赶超G7之势，逐渐发展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和国际机制；新兴市场也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中拥有更大话语权。今后，新兴市场将进一步参与到全球治理、经济和地缘政治等问题的辩论中来。
日报：你认为世界，尤其是发达经济体，是否做好了接受这一切变化的准备？
温伯格：我认为世界必须接受新兴市场的崛起及世界格局的变化。如果发达国家希望利用新兴国家的资源、与之保持贸易往来，就必须将新兴国家纳入谈判桌。
如果以购买力平价(PPP)为基准，中国将在2018年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尽管其他部分新兴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他们的增速之快、影响之大不容忽视。
尽管治理结构的转变可能进展缓慢或途中受阻，但我相信它最终会迎头赶上。如IMF全球治理改革，尽管阻力重重，但最终一定会顺利通过。
日报：中国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温伯格：尽管中国体量巨大，但从全球角度而言，中国只是很小的参与者之一。不过，全球谈判桌上的“洗牌”从不停歇，随着中国不断创新，可以说是时候迎接中国时代了。
日报：美国将于10月退出量化宽松（QE），加息预期也不断升温，这将导致全球流动性逐步收紧。新兴市场将如何应对“新常态”？
温伯格：这要分两步来看。美国的确将退出QE，但加息可能将于明年才会启动。因此，新兴市场或已提前开始消化加息的潜在影响。此外，如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同美联储背道而驰，仍在继续扩大流动性供给。英国央行则与美国一样将开启加息周期。可见，流动性的配置正在发生转移。
外汇储备充足、收支平衡的新兴市场国家受到的影响较小，而经济越开放、基本面越脆弱的国家受灾越严重，如南非、土耳其、印度、巴西等国。就中国而言，由于人民币汇率并未完全自由浮动，因此影响有限。此外，随着英美的利率上升，中国出口将占优势。
环境决定企业家成败
日报：就创新、企业家精神而言，你认为中国的企业家和发达国家的有何不同？
温伯格：我认为全球企业家的共性大于差异。他们都勇担风险、越挫越勇、满怀希望、善于挖掘新机遇。然而，唯一不同的可能是企业家身处的商业环境，这也是决定企业家成功与否的关键。中国正在优化企业融资环境，这是企业家成功的推动力。
日报：在未来的几十年，创新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部分观点认为，中国的教育系统、市场机制不利于创新。你如何看待这点？
温伯格：从教育体制来讲，中国确实为学生奠定了技能基础，且中国的MBA项目数量不断增长，但这一体系并未使企业家精神充分得到发挥。相较而言，美国教育更倾向于教授判断问题、解决难题的方法。此外，美国的高中生便可参加企业家通道（entrepreneurtrack，近似社团，旨在为有意愿创业的学生提供交流学习的平台）。可见，合适的教育体系可以滋养企业家精神。
此外，中国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在创新方面仍有所滞后，国有企业占了很多行业的资源，因此市场无法充分发挥重要作用，但目前已开始好转。当前，私营企业正在不断壮大，它们也正是企业家精神的驱动力，而难度在于如何实现创新想法，这就包括招兵买马、建立企业文化等，因此仍需时间。
日报：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企业往往会感到“排异反应”（rejectionsyndrome），这主要由于全球的监管标准并不一致。你对此有何建议？
温伯格：我们见证了不少中国企业成为全球品牌，阿里巴巴便是代表之一，在国际化的过程中，这些企业才会知道如何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创业者，而非止步于中国。“走出去”的企业需要善于发现不同市场的机遇、适应异国文化环境、理解法律和监管，而安永有来自150个国家的人员帮助企业更好地适应新环境。此外，还有不少美国、英国、印度的企业希望进驻中国，我们也为其提供指导。关键在于，如果企业没有全球网络，就无法成功。
日报：在创新和科技变革的浪潮中，谁将可能沦为败者？
温伯格：从积极面而言，技术将为人们带来史无前例的机遇，并大幅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而那些无法赶上技术革新步伐的人则终将沦为输家，被新事物所取代。在这股浪潮中，一家今天可能仍有声有色的庞大企业在不远的将来就可能被技术革新所淘汰。
比如，全世界最大的版权视频（主要是好莱坞和电视台授权内容）网站Netflix能让人们轻轻松松在线观影，“杀死”了传统的DVD或是影视；iTunes让人们便利地下载音乐，这也使唱片等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这些技术革新的确令部分产业失去了生计，但总体而言，技术革新在长期将为人们提供更多机遇。
区域和多边是互补关系
日报：你认为贸易协定是推动三大趋势的“加速器”，为何贸易协定在当今至关重要？
温伯格：贸易协定可以增加各国和地区间的经济活动，从而促进全球增长。OECD调查显示，贸易每增10%就会带来4%的人均收入增长。反之，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风险之一。各国不断增多的一些利己的劳动协议、企业补贴都有损贸易发展。因此，我们需要更多贸易协定来防止贸易壁垒的形成，为各国创造更多贸易机会。若能通过贸易协定创建一个平行竞技场，让资金自由选择理想去处，这将进一步带动投资。
然而，以TPP（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例，日本的心结在于农业和汽车产业这两个问题。华盛顿呼吁东京降低对牛肉的进口关税，放宽对乳制品、大米和猪肉的保护措施。日本方面则希望美国取消对汽车和卡车的进口关税，然而美国势力强大的汽车产业对此强烈反对。
日报：你对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贸易体制有何看法？你是否认为其会被区域性贸易协定边缘化？
温伯格：区域和多边贸易协定应该是互补关系。如果能达成全球性协议当然最为理想，但如果能率先达成更多区域性协议，这最终将会助推全球性框架的达成。尽管区域性协议的标准和WTO不同且准入门槛更高，但这一“团结一致、解决问题”的心态是共通的。
日报：你认为TPP、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两大协议是对立的还是互补的？
温伯格：TPP的谈判中国没有参加，另外RCEP美国没有参与。有些人会因此认为，TPP是反中国的，而RCEP是反美的。然而，我不认为各条约间存在冲突，相反，它们可以填补不同地区的需求差异。WTO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贸易发展中占主导地位，而RCEP和TPP应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补充，二者可以并行不悖、互相促进。我认为，条条道路通罗马，但通往罗马的道路总是蜿蜒曲折的。
改革的阵痛不可避免
日报：中国正在大力推进改革，同时反腐力度不断加强。而西方对中国经济失速、金融系统陷入恶性循环等表示担忧。你有何看法？
温伯格：这对任何新兴市场来说都是必经之路，改革和成长的阵痛是不可避免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对国内外投资者而言更加重要。如果中国为了维持8%~9%的增速而继续坚持刺激政策、以投资促增长，世界将对此表示担忧。相反，若中国能进一步开展反腐运动、推进金融市场和国企改革，在此背景下，以6%~7%的增速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更有助于增强市场信心。
我相信，中国拥有足够的资源、强有力的政府，因此可为途经的一定难题提供缓冲，如房地产市场风险、金融市场违约等。因此，我认为只要政府有决心，改革一定可以跨越短期路障、实现长期目标。
日报：你是税收方面的专家，因此你对中国税制改革有何建议？
温伯格：我十分认可中国的增值税改革。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加大城镇化投资规模，在社保、养老金方面的开支将进一步扩大，因此税率需要保持高于开支增速。部分新兴经济体发展迅猛、开支飙升，然而财政收入却跟不上开支，这将加剧赤字，因此中国必须合理规划开支，确保税收能够负担这种开支。
日报：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应该推迟改革？
温伯格：不。就长期而言，中国必须平衡开支和税收。以部分国家为例，美国债务高达17万亿美元，日本债务为其GDP的200%，这都是不可持续的。尽管日本债务目前并未导致任何恶性影响，但这会不断挤压其财政缓冲空间、阻碍结构性改革。
日报：地方政府占全国公共财政收入比重仅50%左右，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却占到全国公共财政支出的85%，可见地方财政收入承担了更多的支出责任。你认为市政债券是否将扮演关键角色？
温伯格：市政债券将发挥重要作用，不过中国的市政债券市场尚未形成，而这在美国已经十分成熟。此外，不可忽视的是，市政债券仍是债务属性，借债越多，偿债压力就越大，届时政府将不得不扩大征税，而这又将损害增长。
日报：由于人口结构变化，中国将逐渐丧失人口红利。你对此有何建议？
温伯格：鼓励妇女就业、延长工作年限都是可行的办法。要实现该目标，儿童保育系统至关重要，这样才能真正鼓励妇女就业，从而改善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安倍经济学便对此非常重视。
城镇化将带来很大挑战，但亦将创造更多就业。到2030年左右，北京将有更多的金融商业岗位，甚至超越纽约、东京、伦敦等城市。届时，中产阶级将占到总人口的70%，因此为这些快速创造就业的城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帮助相关企业融资至关重要，这将创造更多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