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经济低迷中创新

其实，经济环境的恶化虽然给企业带来了困难，但它对企业的发展也并非全无益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济陷入低迷，反而是更有利于创新的时刻。　　由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减缓仍在持续，企业在经营和管理上所感受到的压力也是有增无减。于是，一些企业开始收缩战线，放慢前进的脚步，希望借此来渡过难关。其实，经济环境的恶化虽然给企业带来了困难，但它对企业的发展也并非全无益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济陷入低迷，反而是更有利于创新的时刻。　　最近，对创新卓有研究的哈佛商学院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教授接受了《斯隆管理评论》的采访，他认为，眼下的经济低谷将会对创新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显然，创新活动的开展是需要资金支持的，而且，人们通常会认为，资金越充裕，将会越有利于创新。但克里斯坦森的观点却恰恰相反。　　在他看来，突破性的创新总是在冲突最为紧张和资源最为有限的情况下发生的。阻碍创新成功的一个因素是，企业对创新如此充满期待，以至于他们为创新投入了过多的资金。而丰裕的资金使得创新者更有可能与市场现实相隔离。统计表明，那些最终获得成功的创新，有93％一开始的方向都是错误的，从一开始就找到正确路径的可能性很低。因此，如果给创新者太多钱，反而会让他们更有条件长时间地追逐一个错误的方向。而如果在创新启动之后，将创新的成本保持得低一些，最终成功的可能性实际上更高。　　也正因为此，克里斯坦森认为，当前正在经历的经济低迷正是孕育创新的最佳时机，5年之后企业一定会看到创新带来的丰硕成果。他甚至敢打赌，也许只要2年就会初见成效。　　关于创新的主体，克里斯坦森更加寄希望于那些股权不公开的企业。这是因为，到现在为止，股票交易所95％的交易都是由对冲基金、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完成的。他们不能算是股东，而只是股票持有者，他们甚至不会有耐心将股票持有足够长的时间以投票选择代理人。对于创新而言，长期股东总是比短期持有者要来得稳定而可靠。所以，更多的创新将更有可能来自那些股权不公开的企业。　　有一种模式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效仿，比如说香港的利丰集团，印度的塔塔，还有亚特兰大的Cox Enterprises等都采取了这种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控股公司的股票都是不公开的，而其附属公司则可以公开上市。这种安排的好处在于，当企业需要发起某个破坏性创新时，他们既可以利用控股公司股权的不公开在私有保护伞下进行创新，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短期业绩。　　除了众多在市场第一线打拼的企业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创新主体就是国家。经济低迷会对一个国家未来几十年的经济体系产生影响，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能力和资源走出低谷，成为赢家。非常时期需要采用非常措施，在推动创新方面，政府不能置身事外。《商业周刊》网站的文章就经济低迷时期政府如何推动创新发表了看法。　　这篇名为《走出经济低迷的创新》的文章认为，在当前的低谷时期，所有的企业都不得不减少成本，由此导致的通常就是创新活动预算的削减，如研发、培训或教育。一些长期项目被束之高阁，招聘计划被冻结，工作人员也被解雇。这样的做法有点类似于一个病人为了减少开支而决定不再买药。　　然而恰恰是在这样的时刻，创新却是企业能否转危为机最重要的因素。虽然经济的低迷可能会使得一些企业无力在创新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投资，但政府应该认识到，创新系统与学术、工业和公共系统一样，都是需要国家保护的战略性资产。现在，政府需要进行干预以防止国家的知识基础受到损害，因为当前的经济运转比以往更依赖于知识基础。　　就短期而言，政府需要为小企业提供支持，帮助它们继续开发产品和服务组合。“英国创新顾问服务”模式是政府可以效仿的一个范例，即由政府资助顾问团为企业服务，并向它们提供贷款。另一个范例是荷兰的“凭单制度”，即由政府提供凭单给小企业，使它们可以从公共研究机构获得专家知识。如果不采取这样的做法，那些由凭单支持的项目有80％都不能完成。这类帮助对于小型且经营情况本来不错的企业渡过危机十分关键。　　而从长期来看，政府应该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事情。　　资金注入:在严重的衰退时期，政府应该对纳米技术、可替代能源、健康和生命科学这些战略性科技领域的私有投资注入新的资金。上世纪90年代末期，韩国遭遇重大的经济危机时，韩国政府就采取了这样的做法。两年后，国家的研发投入超过了危机之前的水平。而当经济环境转好时，韩国的企业也就不必再继续扮演追赶者的角色。　　全球化思考:政府应当鼓励企业从那些资金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如中国、海湾地区和日本)获取科技项目国际投资的杠杆效应。日本正在寻求全球化扩张，中国一直渴求知识的转移，富裕的海湾国家不久前安排了数十亿美元用于科技和学习项目。一些资金丰裕又长期的科技项目可以成为多边合作的新平台。　　关注公共项目:维持和提高公共科技项目的资助水平，将有助于保持一个国家的知识基础的扩展。1990年芬兰受到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打击，它主要的贸易伙伴——苏联解体了，芬兰政府提高了所有领域的研发和教育支出。10多年后，芬兰成了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最有创新力的国家之一。在瑞典，20世纪90年代也曾遭遇过一次大的经济危机，而其从事研发的人员数量在那个时期却增加了约20％，瑞典企业从这次危机中崛起，在如电信和机械等领域成为全球的领导者。　　人才资助:政府应该建立巨大的种子投资基金，以资助那些特定行业内新出现的大批有潜力的企业家，这些高技能的人才因经济环境的恶化受到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