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微研讨：国内媒体的公信力需要重建

4月14日消息，在今日的“博鳌微研讨”上，微大使@余敬中、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北大陈雨露、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深圳商报总编室副主任@蒋荣耀、二十一世纪传媒执行总裁@刘洲伟 五位嘉宾通过微博，探讨了金融危机等公共危机下媒体肩负的责任。　　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两年7个月了，媒体在金融危机中是否有过度反应的行为？媒体是否切实起到了对金融危机的预警作用？媒体的密集负面报道是否加重了大众的“衰退心态”？　　面对这些疑问，五位嘉宾达成一致，认为在公共危机面前，媒体应当承担相应责任，通过汇集发现有价值的信息，对政府提出有价值的预警，而非集体失语或者缺位。　　喻国明认为，大众媒介是社会的守望者，职业责任就是“看门”、“预警”、“设置社会议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媒介的报道导致了危机感的加重，而是媒介的“失语”和缺位，造成了社会的危机的加深，以及次生危机的出现。　　刘洲伟也认为，就金融危机而言，只要事实准确无误，新闻是不应有所选择的，正是因为此次金融危机前新闻被选择了，危机才发生的如此强烈，似乎没有征兆。　　“金融危机通常包括了潜伏期、爆发期、持续期和解决期四个阶段，一个负责任的主流媒体在四个阶段肩负的责任是不同的，”陈雨露认为，在潜伏期当中媒体应该担负起预警的功能，通过汇集发现有价值的信息，对政府提出有价值的预警。　　有舆论认为，金融危机时，国内外媒体过度密集的负面报道刺激了危机的爆发。对此，喻国明指出，社会危机有它自身的规律和规则，媒介的作用充其量只是“催化剂”而已，不能夸大媒介在这方面的作用，更多的情况下倒是对媒介的社会管制过于严苛，导致媒介不能作为。　　蒋荣耀也表示，在多数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如果信息是透明的，媒体能够及时准确报道，公众的反应反而会更加理性，如果以透明、公开、及时、准确态度让媒体进行报道，最终对化解危机解决问题是有帮助的。　　陈雨露也认为媒体出现过度的反应是正常的，因为稳定社会公众情绪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公众在第一时间获取充分的信息，由于危机常有突发性和模糊性，媒体出现过度反应的报道通常也是有情可原，关键在于随后的矫正机制。　　“治理危机，开动印钞机，”刘洲伟认为，媒体关注这些钱的去向和效率，并非破坏大好形势，也许这次印多的钞票，正是下次危机的祸根。　　五位嘉宾还探讨了公共危机时媒体需要进行公信力的重塑造。“国内媒体的公信力需要重建，这个才是大问题。不要到危机事件发生时，传统媒体‘辟谣’，受众最后都信了‘谣言’，”蒋荣耀说。　　陈雨露也指出，危机爆发后，社会公众的信心及其脆弱，稳定社会情绪增强公众信心，就变得尤为重要，美国媒体的做法一般是危机来临时与政府保持高度的一致，目的是维护政府的公信力和国家的长远利益。　　金融危机解决之后，陈雨露认为媒体还应该发挥两大功能，一是分析危机发生的原因和应对政策的理性评估，另外一方面应对遭受危机创伤的公众心理的抚慰。(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