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张汝京：出走中芯之谜

本报记者 黄婕 上海报道　　11月13日，带着上海今冬第一场强降温的寒意，表情凝重的张汝京走进了浦东新区的一个茶馆。处于“风暴”中心的他看起来比以往更加苍老。在与记者长达4个小时的交谈中，这位61岁的老人在谈及中芯国际的创业历程时仍然动情。他强调，离职是自己的选择，他对董事会没有任何怨恨。　　谈及与台积电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张汝京用“筋疲力尽”来形容。事实上，这起官司本来会有一个不同结局，至少在宣判六周前，局势仍在张汝京掌控内。　　“我一直主张和解，这对双方都有利。当时跟台积电已经初步达成协议，谈好的条件对中芯国际远比现在好得多。”张汝京说。　　然而，因为双方律师始终无法在细节条款上达成一致，中芯国际的代理律师认为，己方证据充分胜算把握很大，所以坚持要打到最后。正是这个坚持，让中芯国际受到重创。　　律师误判　　2009年11月3日，美国加州阿拉米达县地方高等法院判定中芯国际窃取并使用台积电商业机密。　　根据美国法院在CVN(courtroom view network)网络上提供的庭审录像片段，双方代理律师在法庭上进行了激辩。台积电代理律师指责中芯国际违反了2005年1月双方签署的和解协议。根据该协议，中芯国际需将0.13微米或更先进的技术资料交由第三方托管并不得使用，然而实际运营中，中芯国际继续侵犯台积电相关知识产权。台积电要求申请10亿美元的损害赔偿。　　对此中芯国际方面反驳说，公司一直积极履行协议。但台积电在协议临近2年之际在没有通知中芯国际的前提下突然再次发起诉讼，其目的是为实现不公平竞争目的。另外，公司还指控台积电法务长有伪造文书资料嫌疑。　　“每天的审讯都有法庭记录，如果把这个法庭记录拿过来看一下，就发现这个事情打到最后一天至少是平分秋色。”张汝京说，律师误判了形势。目前美国的政治气氛对中芯国际很不利，中美贸易争议一直不断，美国到处找碴。加上加州失业率超过10%，很多美国人认为那都是中国造成的，气就顺着发出来。　　官司败诉消息传出，中芯国际股价应声大跌。11月7日，中芯国际董事长江上舟、张汝京以及律师团主要成员紧急飞往香港，与台积电负责此事的二号人物、副董事长曾繁诚再次进行谈判。一番激辩之后，当晚6时，台积电与中芯国际正式达成和解协议：赔偿2亿美元现金外加10%股权。这个协议，也是中芯国际11月10日公布的最后版本。在律师建议下，张汝京当日递交了辞呈。这个消息与和解协议在同一天传遍了整个半导体业。　　事实上，11月3日的判决针对的是台积电对中芯国际2006年提起的诉讼。自2003年首次对中芯国际提起诉讼以来，一年中台积电分别向美国加州法院、美国贸易委员会以及中国台湾新竹法院3次起诉中芯国际。双方在2005年达成和解后，2006年台积电再次提出了控诉。　　针对这次诉讼，中芯国际进行了反击，在美国同一法院和北京高等人民法院反诉台积电。张汝京说，美国法院针对反诉案件的审理，将于2010年春天开庭。在他看来，这个官司证据确凿，中芯国际打赢的几率非常大。只是，在11月3日判决结果太重，无论是董事会还是投资者，都不可能给他更多时间。　　“别人要下一百步棋，但Morris(张忠谋)一步棋就到位了！”对于诉讼结果，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在群创与奇美电的合并记者会中，针对台湾两兆产业的大陆布局如此评价。　　技术之累　　“我们确实犯了错误。”张汝京说，当初从台积电招聘的工程师习惯了台积电生产线的操作方式，因此来到中芯国际之后照搬了对手的菜单，侵犯了对方的权益。但是，自从2005年达成和解就遵照约定不再使用对方的技术。在这个过程中，中芯国际一直在努力建造自己的IP体系，从引入技术伙伴到自主研发做了大量工作。“过程远比想象中艰难。”　　事实上，对于台积电为何一直在技术侵权的问题上抓着中芯国际不放，业界也有多种说法。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是，台积电为保持市场地位利用专利打压对手，因为芯片制造技术的前期研发成本巨大，要想保持领先必须投入巨额资金。一旦专利被盗用，对专利发明者来说非常被动。　　1999年，张汝京决定离开台湾到大陆发展事业时，他发现，大陆半导体产业无论是在技术还是产业规模上都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至少差20年”。当时，经过“908”、“909”工程的发展，国内已经具有华虹NEC、首钢NEC等几家芯片企业，这些企业无一例外沿袭了集芯片设计、制造于一体的全球芯片业主流商业模式——IDM。但是，与英特尔这类大型芯片制造商相比，中国的芯片企业规模小、工艺落后、运营效率也很低。　　“在IDM领域，中国与世界的技术水平差距太大，短期内不容易赶上。所以最后我们选择做Foundry。因为他的服务面更广，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张说。　　所谓“Foundry模式”，就是将芯片设计和制造分离，只专注于制造。这一模式最早由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建立。由于更加专业化且具成本优势，台积电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企业。2000年，当中芯国际成立之时，中国也已经陆续出现了80多家专业设计公司。张汝京认为，根据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的经验，大陆专业设计公司必然会越来越发展壮大，这些未来都将成为中芯国际的客户，市场潜力巨大。　　然而，作为中国大陆第一家专业芯片代工厂，当中芯国际在上海浦东张江打下第一个桩时，环顾整个国内产业，张汝京犯了难。当时国内既没有成型的专业半导体制造设备，也缺乏必要的先进制造业人才。更为关键的是，作为西方国家眼中的战略产业，有关于半导体的一切技术、设备都受到了严格的输出限制。　　“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是0.35-0.25微米技术，0.13微米技术刚开始量产。国内华虹NEC只能做0.5微米，落后四个技术世代。”张说，因为欧洲的存储技术不受输出限制，所以董事会决定，放弃主流的逻辑产品，先从做存储产品开始。　　对中芯国际而言，此举的好处显而易见。首先，因为不受限制，技术引进变得容易，有了存储产品的技术基础，再去开发逻辑工艺困难会小得多。另一方面，存储芯片生产的工艺流程不像逻辑那么困难，但是生产的纪律和训练要求非常严格，用来训练人才非常合适。　　为了解决技术问题，张汝京找到日本东芝，引进了0.21微米存储技术。随后又与富士通合作把技术水平提升到0.16微米和0.13微米。在达到0.13微米技术水平后，张汝京又开始与欧洲微电子研究所进行技术合作。　　在这个过程中，中芯国际不断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压力。2001年，中芯国际向美国应用材料公司购买双电子束系统，突然遭遇布什政府冻结产品出口许可，使得张汝京不得不掉头向瑞典企业求救。2005年，中芯国际向美国国家出口银行申请7.69亿美元贷款，用以购买美国应用材料的设备，却被美国美光公司从中阻拦，理由是“美国政府不能用纳税人的钱帮助对手”。　　“即使在落后的情况下，我们也不想放弃。2007年的时候美国在0.18微米的出口许可上拖了很久，0.13的更困难。更先进技术的65纳米我们也是晚了两年才开始做。所以，当IBM决定在45纳米领域跟我们合作的时候，宣布当天我就让人拼命把资料送来。虽然有一个人那么高，但是我命令他们日夜赶工也要送，就怕他们反悔。”　　从存储产品切入的策略帮助中芯国际完成了初步的知识产权以及技术积累，不过，2007年当存储器芯片价格大幅跳水至崩盘时，中芯国际却陷入了另一个泥潭——亏损。对于一直以来因为巨额的设备折旧处于亏损的中芯国际，由产品价格巨幅下跌带来的损失有如雪上加霜。　　面对资本压力，2008年，张汝京最终决定退出存储器产品市场。“当时很多人都责怪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要做存储器，因为这个产品价格波动很大。但是在当初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这是没有办法的选择，我们必须做下去。”　　扩张之惑　　张汝京离职后，有业内人士评论说，中芯国际长期盲目扩张造成的盈利能力欠佳，是董事会撤换张汝京的重要原因。同样因为过度扩张，中芯国际分散了精力，不能集中重点资源在研发上进行突破，无法形成核心竞争力，才会落至今天的境地。　　所谓“盲目扩张”，是指中芯国际在各个地方政府的投资。2000年中芯国际在上海成立时，仅有3条8英寸生产线。随后几年中，中芯国际陆续通过收购、与地方政府合资、融资租赁以及代管等方式，分别在北京、天津、武汉、成都以及深圳设立了生产线，内容不仅涉及芯片代工本身，还包括下游封装测试以及芯载彩色滤光镜头等其他领域，规模异常之大。　　对于这种扩张，中芯国际内部将其称之为“菱形布局”。2008年，当中芯国际与深圳市政府达成合作分别建立，张汝京首次对外宣布完成了菱形布局的时候，外界质疑声空前高涨。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兴建芯片代工厂耗资巨大(如一条12英寸生产线约耗资15亿美金，还不算后期运营费用)，如果没有足够的客户以及良好的管理，一旦启动，将导致巨额亏损。　　张汝京解释说，半导体制造讲究的是规模经济。一条生产线和5条生产线带来的成本效应显然不同。菱形布局是个战略布局，一个重要理由是靠近客户，无论是武汉、成都还是北京、深圳，都是靠近中国芯片设计公司就近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是配合政府的政策。　　事实上，作为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从2003年开始，由于投资金额大且具有产业升级概念，各地政府都开始致力于引进芯片制造业。除了给出优惠的土地、人才、税收政策，不少地方政府还愿意拿出“真金白银”，促成了半导体产业投资的高潮。　　“Richard(张汝京)认为是个机会。比如武汉工厂，前期投资全部由政府代付，委托中芯国际经营，时机成熟时再进行回购。这样上市公司就减轻了很多债务压力，同时又获得了产能。”中芯国际一位内部人士评价说，不过这也让Richard后来陷入两难。比如说做12英寸，我们在北京投了，上海是大本营，你不能不投吧，不投领导不高兴。但是投了压力太大，后来索性就是做研发。　　事实证明，规模扩张带来的不确定性给中芯国际以及张汝京本人带来巨大压力。除了上海以及天津工厂在盈利，中芯国际其他几个地方工厂发展都不尽如人意。　　最为典型的当属成都和武汉工厂。2007年成都8英寸生产线投产不久，存储芯片产品价格就开始崩盘。价格崩盘使得芯片售价低于成本价，工厂立即陷入亏损。在公司决定调头生产逻辑产品后，技术出口许可又需要等待美国政府批准。紧接着，汶川大地震爆发，彻底打乱了生产节奏，工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接不到客户订单。　　武汉12英寸工厂——武汉新芯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为了填充这个厂的产能，张汝京一直努力引进由英特尔公司拆分出来的恒忆半导体作为主要客户，不过对方却一直犹豫不决。2007年10月，武汉新芯终于与AMD和富士通的合资企业——飞索半导体签署协议。这项合作不但获得了飞索65纳米技术的授权，还填充了武汉工厂的产能，一度被外界看好。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飞索自身难保。在申请破产保护后双方的协议最终也被束之高阁。　　“我自己有一个情结，从一开始创立中芯国际开始就有。那就是要打造一个我们本土的产业链。这方面我认为中芯国际应该承担责任。”张汝京说，所以无论是菱形布局还是向下游延伸做垂直产业整合，都是围绕这个想法。最后结果不好，只能说一切都是天意。　　复杂的股权　　从某种程度上看，正是张汝京“打造产业链”和“做大做强”的情结导致了他的最终离开。因为这种战略是以巨大的资金压力和运营成本为代价。而作为中芯国际的重要投资人——上市公司的诸多海外投资者，显然不能忍受中芯国际长期的亏损以及股价低迷。毕竟投资者考虑的是如何尽快退出，而非产业或者更高层面的诉求。　　另一方面，没能拥有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张汝京个人持股数不足1%)也加大了董事会随时对其进行更换的可能性。　　在控制权问题上，中芯国际的最大股东——拥有国资背景的大唐控股和上海本地国企上海实业显然也无法为张本人提供更多支持。大唐控股2008年11月方进入董事会，对中芯国际的投资属于战略性投资，极少插足中芯国际的实际运营。另一大股东上海实业虽然是最早投资人，但这笔投资一定的特殊背景。近年来，上海实业专注于战略转型，逐步淡出非营利产业，曾先后多次减持中芯国际股票。　　这种股权构成，与中芯国际成立时的特殊情况有关。“1997年我在德州仪器工作满20年，当时正准备申请提早退休，结果中国的政府官员找到我，希望回来帮助半导体产业发展。”张说，当时海外资金对这个市场非常看好，所以海外华人、国外VC、国内政府一起凑钱成立了中芯国际。前后一共募集了14亿美元，再加上银行贷款4.5亿美金，共计18亿美金在上海建立了三条生产线。　　由于股东背景差异巨大，各方的根本利益不同，中芯国际在后期战略制定、融资等问题上遇到了强烈分歧，这让夹杂在其中的张汝京左右为难。　　这点在中芯国际最近一次的融资过程中体现尤为突出。2008年存储芯片价格崩盘、中芯国际急需资本之际，包括黑石、TPG等5家国际知名私募基金找到张汝京，愿以优厚价格收购中芯国际股权。这5家企业提出的方案不尽相同，从收购20%、35%、50%乃至全部股权都有。　　“2006年开始私募基金业者争相收购待价而沽的半导体企业，典型的交易就是飞思卡尔收购案。”张汝京说，私募有很灵活的操作方式，给的价格也很优惠。一旦被他们控制主导权，多半是分拆出售，作为股东也许能够很快套现，但问题是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整体就乱了。　　基于这种形势，张汝京向有关政府部门进行了咨询。政府表示如果有机会也愿意投资，并推荐大唐、华润以及CEC三家央企进入。股权卖给海外私募基金还是卖给国内央企，在董事会内部产生了很大争论。　　最终决定将目标选定国内央企。几轮谈判之后，CEC因为旗下生产部分军用产品而被海外投资者强烈质疑而出局。华润则因为要求将中芯国际更名而被董事会否定。最后仅有大唐控股一家企业入围。　　因为国企的审批流程复杂，从开始谈判到最终决定投资，整个融资过程历经10个多月。而在这10个多月中，因为整体经济形势的走弱，中芯国际的股价从1.4美金跌至3毛6，最终大唐控股以1.76亿美金获得了中芯国际16.6%股份，成为最大股东。　　但是，与当时中芯国际3亿美金的资金缺口以及张汝京当初预计的融资额度相比，这笔注资显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芯的资金问题。而融资的大幅缩水也成为海外投资者日后抨击张汝京的又一理由。　　“外界对于中芯国际有很多不了解。”中芯国际上述内部人士说，在很多人眼中，作为大陆半导体的标杆，中芯国际及张汝京本人理应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因为他注册地在开曼群岛，属于外资性质，所以中芯国际是国内唯一一家不享受国内产业优惠政策的芯片制造企业。而在地方上，最近几年上海市政府忙于华虹NEC和宏力半导体的整合，也无法对中芯国际进行资助和投入。　　张汝京说，中芯国际的创业历程让他感悟良多。如果总结经验，那就是“企业不要轻易上市”，其次，学会官员的思维方式，懂得如何与政府打交道。第三，技术类企业应该谨防过于关注与技术和运营本身，忽视行政部门的支持作用比如法务部门，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