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彭年：我为什么第一个裸捐

这位已将全部资产捐出的耄耋老人，喜欢简单地将自己的慈善事业称为“做好事”。　　但现实永远不会如此轻描淡写。即使是做好事，他也需对抗着种种压力：　　体制的不健全、他人的不理解，以及自己日益增长的年龄　　策划 | 本刊编辑部 执笔 | 倪妮　　“将这里的颜色改为红色。”余彭年用拐杖指着屏幕上新设计的酒店会所Logo，对坐在电脑前的年轻员工指示道。　　时间已接近午夜，但年近九十岁的余似乎仍未感到一丝倦意。事实上，从早上七八点钟开始，他已会见了一批又一批的人，他们当中有的来自装饰材料公司，有的来自为酒店铺设网线的电信公司，有的则只是卖一些艺术品的个体商户。作为彭年酒店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以及其下设的十个部门的经理，余彭年对于目前正在装修翻新的酒店的每一处细节都会亲自过问。　　在其秘书随身携带的备忘录中，密密麻麻地记满了余彭年每天需处理的工作事项，粗略统计，数量多达十余件，这也使他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6个小时。据说，当年酒店写字楼改造时的设计图，也都是余彭年自己一笔一划完成的。无论是下属还是亲友都曾劝过老爷子：“不要那么辛苦啦！”　　“我这也是一种习惯，从小打天下，亲力亲为。而且如果不是这样，我也做不起来。”在位于深圳彭年酒店的办公室里，余彭年对《中国慈善家》如是说。他身穿白色衬衫，搭配浅色吊带西裤，脖子上系着格子丝巾，一副老式的港商打扮。　　年轻时孤身从上海辗转于香港、台湾等地发展的余彭年，从最底层的勤杂工做起，白手起家，最终凭借房地产生意积累了一定财富。在其从商的50余年间，不乏波折与起伏，曾受制于香港股灾，也亲历过亚洲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全球金融危机。余彭年本人并未详细统计过自己的资产，但根据胡润百富榜的调查，目前拥有余彭年全部资产的“余彭年慈善基金会”资产总价值已达82亿元，其中银行存款17亿元，香港及深圳物业估值则达到65亿元。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经历，余彭年始终执拗地相信，只有自己才是最靠得住的。余透露，他也曾聘请过职业经理人，儿子和孙子也在帮助打理酒店事务，但他同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他们管理都不如我。”虽然离开家乡已数十年，余至今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　　其实，相比香港富商，余彭年的另一身份更为引人瞩目。香港地产界三大富豪李嘉诚、李兆基、郭氏兄弟每位资产均在上千亿元左右，“我跟他们比，是九牛一毛。”余彭年承认。但另一方面，余彭年是美国《时代》周刊2007年评出的“全球14大慈善家”之一，与他同时上榜的中国人只有华人首富李嘉诚。而2006年至2010年，他更是连续五次蝉联胡润中国慈善榜榜首，五年来累计捐款62亿元，被誉为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　　2010年4月，余彭年将自己剩余资产，总计32亿元悉数捐给其慈善基金会，并宣布所有财产将委托香港汇丰银行托管、监管，不继承、不变卖、不投资，全部用于慈善事业。由此，他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裸捐”第一人。　　去年9月，在应邀参加“巴比”晚宴之前，余彭年更是公开表示，此次北京之行的目的，就是去充当“劝捐”的角色，劝富豪们都来做慈善。然而，在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两位当事人了解中国的特殊国情后，都开始极力澄清并非为“劝捐”而来的情况下，余彭年此举无异于将自己一下子立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中。　　而这样的处境，老爷子并非第一次遇到。　　创富　　1922年，余彭年出生于湖南省涟源市蓝田镇，本名彭立珊。其父彭麟阁经商数十年，虽从事的是小本经营，但也足以供余彭年读完大学——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大学生可并不多见。　　余彭年注定将成为一名商人。其在长沙大学读书时，主修工商管理，而在大学期间，就曾跟随父亲在长沙等地从事各种生意。解放后，余彭年离开湖南来到上海，但发展并不如意，他拉过黄包车，摆过地摊，做过书籍生意。“商场如战场，由北到南，由东到西，败奔失走，无容身之地。”他曾如此回忆自己早期的商业生涯。不过，对于其间一段短暂的记者生涯，余彭年却颇引以为豪，“我骂贪官骂得很厉害的，他们看到我就怕。”　　不知是否因此引起了别人的怨恨，余彭年随后就因“逃亡地主”和“有海外关系”的罪名，被判入狱三年。服刑期间，他因“表现好”和“有文化”，被安排拆阅犯人的外来书信，并加以归类、分发。而通过他人的信件，他也充分见识了朋友背叛、恋人反目、妻子变心等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　　在离刑期届满前的两个月，因罪名查证不实，余彭年被提前释放。这段不愉快的经历让他决定远走他乡，并改头换面重新开始。1958年，在上海当地派出所一位王姓朋友的帮助下，余经由澳门来到香港，并正式改名。　　行囊中只有一套换洗衣服的余彭年，由于语言不通，初期只能做一些清洁工、勤杂工、建筑工的工作，每月挣100港元(那时人民币兑港币汇率约为42.7：100)，住的则是每月10港元租的一个上下铺床位，最苦时每顿饭只有一个馒头和一杯开水。但即使如此，他也要坚持“每天晚上花一毫钱买两份当天剩下的报纸看，寻找机会”。　　1960年代初，台湾开始搞房地产建设，余彭年追随一位老板进入该市场，并被其任命为经理，月薪1万元台币。后者还以“单独出资，利润双方平分”的方式让余彭年自组公司经营房地产业，兼营旅游业。人到中年的余彭年终于掘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然而，为使口袋里的钱变得更多，余彭年借着香港股票市场持续升温的热潮，将全部资金投放了进去。但随着1967年股灾降临，股票指数从1700点高位狂跌至300点，余彭年损失2000万港元，这几乎将他打回到了原点。　　香港股市的教训无疑是深刻的，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余彭年都不敢再碰股票，不仅如此，他还不允许自己酒店里的任何员工购买股票，一旦发现立即开除。这个规矩，直到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才破除。在这个其认为百年一遇的“机会”面前，余鼓励员工投资，自己也以33元的价格买进汇丰银行的股票，并在其涨到六七十元的时候适时出手。　　当然，这样的投资眼光更多时候还是被余用在了其更为熟悉的房地产业上。1973年，功夫巨星李小龙去世时，在香港留下了一套1000平方米的豪宅。港人信风水，认为名气太大的人住过的房子不能住，一时无人敢买。余彭年则从银行贷款70万港元，加上自己的积蓄购入此房，并出租给外国人，连同装修，总共仅花100万港元。到2008年其为地震筹款拍卖该地皮时，它已价值1亿港元。此后，余彭年又屡次如法炮制，到1990年代末，其在港已拥有香港元朗博爱医院、元昌置业有限公司、亿朗有限公司和环亚酒店等众多资产。　　而余彭年生意场上的最得意之笔，则是晚年转战深圳房产市场。1990年，余彭年在香港《文汇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预测最先受改革开放惠及的深圳将是整个中国最具房地产投资价值的城市。他逐渐收缩分布在香港、台湾及海外的投资，将其集中调集到深圳。次年，余彭年成立福华(深圳)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并由此开始全力建造彭年广场及五星级的彭年酒店。　　胡润百富榜估计，如今，其深圳物业价值约50亿元，包括彭年酒店和大鹏湾别墅，以及海边一块地皮。后者将用于建造“彭年中外企业家俱乐部”和“光明行动”基地——余彭年透露，曾有人对此出资10亿元，但他并未心动。　　看得见的慈善　　余彭年幼时家乡发生水灾，一家八口人及房屋财产曾全部被洪水冲走，水灾过后，在家乡人的鼎力资助下，父母与他兄弟六人才得以团聚，并重建家园。因此，父亲病逝前，千叮万嘱床前几个儿女：“日后若有出息，一定不要忘记父老乡亲的恩德，为家乡做几件好事。”这句话也促使有了一些财富后的余彭年在1980年代初回到家乡湖南，开启了他以后二十多年的慈善生涯。　　在长沙，竖着一块纪念碑，上面清楚地记录着余彭年在1980年代的十年间对故乡的捐赠。这其中包括为了缓解长沙交通的拥挤，捐赠由二十辆豪华大客车组成的“立珊专线”公交车队，以及意图给长沙火车站招徕人气，投资165万余元兴建的一个40米高的巨型喷泉。据统计，这些捐赠总计折合人民币约1600万元。　　然而几年后，当余彭年再次踏足长沙，已看不到一辆“立珊专线”了，当地交通管理部门在没有和他沟通的前提下，径自取消了这条线路。而火车站广场前的巨型喷泉，也由于长年无人打理，成了一潭死水。　　更令其备受打击的则是他捐给长沙的10辆进口三菱救护车。余彭年一次在路上偶然发现，前面的一辆车有着和他所捐赠的救护车同样的车牌号码，但外形俨然已不是救护车的模样。感到事有蹊跷后，余彭年让司机一直跟着它，最终看见其驶进了一家政府机关的仓库里。第二天一早，余彭年就来到仓库前要求亲自验证，软磨硬泡了一个钟头后，对方终于打开了仓库大门。余彭年发现，其所捐赠的救护车里面的设备已被全部拆掉，换上了八个座位，成了办公车。　　“这是用来救死扶伤的，却被他们挪为公用，这个行为实在无可谅解。”多次交涉未果后，余彭年将车辆全部收回，转赠给老家连源市的几家医疗单位。然而，转赠的救护车再一次被挪作它用。　　余彭年提笔给省政府写了一封信：“海外侨胞并不是生下来注定发大财、能成为大富豪。其实，他们大都是凭着一双空拳、苦打天下起家的。然而，只要事业有成，他们不忘为家乡造福。每一块钱都凝结着侨胞的血汗，饱含着他们的心酸。没有任何借口可以把它浪费和滥用……”　　而此次经历，也让余彻底改变了以往那种只出钱，却不亲自参与实施的慈善捐赠方式。在其慈善事迹渐渐传开后，一段时间里，他每天都会收到十几封求助信。余彭年会派人核实每封信的情况，一旦属实才予以资助。“但假的居多。”余说。据余彭年向本刊透露，有些大学也曾请他做名誉校领导，条件是为学生捐200万元作为奖学金。余彭年的回复是：“除非让我把钱亲自交到学生手里，否则我不捐。”　　事实上，直到现在，余彭年还经常不顾高龄，带着儿孙到家乡以及云南、贵州等地区为当地的贫困农民亲自发送红包，每个信封里多则七八百元，少则也有二三百元，最多一次曾发了四天四夜，派发总额达100万元。“这100万到了有些基层的手里就不一定做100万元的事情了。究竟做了多少我看不到，也许就会有一半钱不见了，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所以我宁愿辛苦一点。”　　如今，余彭年的主要慈善活动都围绕着其在2003年启动的“彭年光明行动”展开。余彭年本人患过白内障，亲自体会过失去光明的痛苦。而在现代医疗条件下，及时治疗可以使白内障患者恢复正常人的生活，但一个白内障手术的费用要4000多元，这是很多贫困患者家庭难以承担的。　　经过手术复明后，余彭年创办了深圳市余彭年社会福利协会，为“光明行动”提供支持，并从美国先期进口了五辆配有国际上最先进的白内障手术治疗设备的手术车，每辆价值300万至400万元。项目启动时，它们就会驶向边穷老少地区，为贫困患者进行流动手术。本刊采访时，有两辆手术车正在青海为当地患者提供救助，其余三辆则暂时停靠在彭年酒店旁。车身上，印有余彭年的大幅照片，以及“恢复光明不要钱，赶快去找余彭年”的大幅标语，在周遭灯红酒绿的繁华映衬下，有些格格不入，却因此而愈发显眼。　　“光明行动”对病人承诺六项免费，除了前期检查费、手术费和药品费外，还免费提供手术期间来回交通费、食宿费以及医疗保险费。为了不重蹈覆辙，对于每一个程序，余彭年和他的慈善团队都要亲自把关，严格审核。每到一个省份去开展活动，他都会和省政府签约，然后由卫生局、残联和“光明行动组”负责落实医院及组织病患，以最大程度杜绝贪污和浪费。据说，余彭年至今仍坚持每晚和派出去的医疗小分队队长通话半小时。　　截至目前，先期投入(头五年)就达5亿元的“光明行动”已在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及直辖市免费开展白内障复明手术，共医治贫困患者20万例。而余彭年更宣称，明年一年将要治愈患者25万例，并使西藏、青海、甘肃、内蒙古四个省成为无盲区。“之所以延续‘光明行动’，是因为每治好一个病人都心里清楚，这是实实在在的。”　　公益酒店　　彭年酒店位于深圳罗湖闹市区，毗邻国贸大楼及地王大厦，这里商铺林立、人头攒动。酒店大堂，主色调为金色，巨大的水晶灯从高高的天花板上垂挂下来。大堂尽处，挂着一幅余彭年本人的油画及其亲笔书写的题词：“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字里行间透着余对这家酒店的自豪与得意之情。　　2000年10月，57层的彭年酒店正式开业，它是当时深圳第三大高楼，并有着深圳最高的旋转餐厅。根据一份关于彭年酒店的《新建项目提要》，该酒店总投资5亿元人民币，其中基建投资1亿元，装修投资2亿元，全部由深圳余彭年实业有限公司独立出资。“老板所有物业的产权证都在自己手里，99%是净资产，投资从来不向银行贷款。”跟随余彭年多年的一位助手曾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与房地产界日益盛行的“快进快出”的操作模式不同，余彭年坚持对产权长期持有。据悉，彭年酒店开业前五年平均毛利1.4亿元，毛利率高达54%，写字楼毛利则在3000万元左右。生意最好时，订房的客人在大堂里排起了长队，而对面曾风光一时的老资格五星级酒店阳光酒店却因此门庭冷落。　　“这等于是一只母鸡，鸡仔是专做好事的，但一定要保留这只母鸡。”余彭年如此形容这家目前估值在20亿元左右的酒店。在彭年酒店开业26天后，他就公开宣布，将把整座大楼经营所得的纯利润永久地捐献给社会福利事业，这也开创了中国“公益性酒店”的先河。　　2002年，余彭年正式向深圳市人大提交了财产捐赠意愿申请，他要求深圳市立法保护自己的彭年酒店及其他产业，不准抵押、不准转让、不准继承、所得利润不得转作他用，必须捐给社会。很快，他收到了深圳市人大的回函，表示将迅速采取行动，妥善处理，让余彭年的捐赠愿望早日实现。　　三个月后，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员会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余彭年慈善资产管理规定(草案)》，并计划提交深圳市三届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草案共11条，内容包括余彭年慈善资产界定、保护规定、管理机构等。不过经历了一阵喧嚣后，这项立法最终无果而终。公开的原因有两点：第一，专门为个人列个法规不太妥当。第二，国家已经有了专门的捐赠方面的法律。“他们之前没有做过，所以可能有顾虑。”余彭年说。　　未得到政府的支持，余转而采取“迂回”政策。2003年，余彭年与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签署了一份慈善资产托管与监督合同，按照这份协议，银行将保管余的慈善资产和监督慈善资产的使用，每笔账的运作都由工行监督，用于慈善事业的款项“只准进、不准出”。此外，他还成立了善款管理委员会，委员由深圳前市委书记厉有为、香港地产大亨李兆基等组成，监督他身后的善款使用。他的家人是委员，有监督权，但没有继承权。　　为了更专注于慈善事业，2004年1月，余彭年还辞去了彭年酒店董事长的职务，将酒店业务交由希尔顿国际酒店集团管理，酒店则每年向对方交纳2000万元管理费。“外国人办事靠得住，他们不会乱来，能让彭年酒店这只‘母鸡’不断产蛋。”余彭年曾如此评价道。　　然而，仅仅两年后，由于酒店的年盈利增长没有达到10%的目标，双方终止了合作，酒店的所有运营重新由余彭年掌管。“希尔顿是家古老的酒店集团，对中国政策环境适应得较慢。而且，他们的人工费高，增加的利润几乎全部被其人工费抵消了。”余彭年解释道。有消息说，当年彭年酒店和希尔顿的分手，主要源于一个细节：新任总经理的月薪高达14万元，而此前此人在上海希尔顿酒店任职驻店经理时月薪仅4万元，这点让余彭年尤为不满。　　如今，深圳市的五星级酒店已近50家，其中不乏凯宾斯基、喜来登、君悦等国际知名酒店品牌。而2004年，这里的五星级酒店数量尚不足十家。相比那些新兴酒店，已成立超过十年的彭年酒店无论是大楼外观还是内部装修，都稍显过时。另外，作为深圳最先繁荣起来的市中心，彭年酒店所在的罗湖区发展也已接近饱和。据其员工向本刊透露，经济形势加上装修带来的成本加剧，去年，彭年酒店及写字楼的利润仅为5000万元左右。　　“人总是喜欢新的东西，现在人们有钱了，也要追求更高的档次。”余彭年的孙子彭志兵对《中国慈善家》说，“但等其他地方陆续发展起来以后，这里也需要重建，又会迎来一波新的投资热潮，这是经济发展的规律。”　　彭年酒店要做的不仅仅是一家公益酒店，更重要的是，还要成为一家可持续增值的公益酒店。　　传承　　40岁出头的彭志兵名片上只有一个头衔：董事长私人助理。但事实上，他的工作涵盖陪同余彭年出席各种慈善活动，为他充当翻译(普通话和英语)以及负责酒店采购事宜等等。在人前，他和其他所有员工一样，都尊称余彭年为“老板”。　　1950年代末，余彭年因出走香港，与妻儿分别，直到将近30年后才重聚。妻子比余彭年还要年长一岁，现在身体也算硬朗，只是有些轻微的老年痴呆症，余彭年请了两个保姆照顾她。　　1984年，彭志兵随同家人被余彭年从湖南接到香港，从此结束了他作为一个乡镇少年清贫而单调的生活。20多岁时，他远赴加拿大求学，攻读的就是酒店管理。“这也是我本人的兴趣。管理一家酒店就像管理一个国家，涉及的内容方方面面。”　　然而，还在读书时，彭就得知，爷爷要将全部资产都捐出去用于慈善事业，自己管理一个酒店“国家”的理想注定无法利用家族优势这条最为便捷的途径来实现。“最初我也有怨言，但跟他出去接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是在一些偏远贫穷的山区看到那里人们艰苦的生活以后，渐渐理解了他的做法。”　　“儿子不如我留钱做什么？！儿子强于我留钱做什么？！”这是余彭年每逢公开场合都必会表达的一个观点。“书本上的知识和实际操作相差太多，老爷子有很多经验，我还远远不如他。”彭志兵坦承，但他很快补充道：“我会学习他做事的精神。但我也会有自己的看法，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毕竟我们的经历不一样。”　　几年前，余彭年被确诊患上糖尿病。每天早晨，他都要自己注射胰岛素，双手也因此呈现出大片黑色。就在本刊赴深圳采访的两周前，他的眼睛还刚刚动了一次小手术。“余老先生是一位非常值得尊重的慈善家。但是他确实做的太累了，什么事都要亲力亲为。当一个人事业做得非常大的时候，就必须要把一部分事情交出去。”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详情参见本期《非典型局长》一文)对《中国慈善家》说。在深圳，余彭年和彭年酒店的名字可以说已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甚至俨然成为了深圳市的一张“名片”。　　“我早就应该退出来了。”余彭年自己也承认。他透露，目前已和万豪酒店集团签约，很快，彭年酒店就将交由万豪接管经营，双方合作期限长达30年。而眼下酒店大规模的装修，就是严格按照万豪的要求和标准来执行的。“万豪有更好的管理模式，也靠得住，等它进驻后我就可以真正专心做好事了。”　　但即使是慈善事业，余彭年也需要“帮手”。　　去年，香港特区政府发动官员和企业家各捐50亿港元，成立“关爱基金”，余彭年认为这“只是小数目”。在捐出自己全部资产后，他也呼吁“关爱基金”加码，由港府商界各捐100亿元，令更多穷人受惠。“香港有钱人很多，好多人身家远超100亿，大地产商卖一幅地的利润也不止这个数。”有香港媒体指出，此话正意指李嘉诚、李兆基、郭氏兄弟等人。　　余彭年和李嘉诚2007年同时入选《时代》评出的全球慈善家后，余曾亲笔去信李嘉诚：“我愿为阁下展开伟大的慈善事业效劳……”获后者回信道谢。目前，李嘉诚已将自己1600余亿港元财产中的三分之一捐给其基金会。　　然而，“财不露白”仍然是中国主导的财富观念。在参加“巴比”宴时，余彭年就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最后合影时，那些平常活跃在各大报端的企业家们大多都选择站在后排不引人注目的位置上，与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同处第一排的就只有他和陈光标及其家属等人。余彭年也是此次参加“巴比”宴的唯一一名港商。　　正致力于“劝捐”的余彭年甚至向本刊表达了一个极为激进的观点：“做好事应该不问出处。有些人的钱来历不明。但不管他们的钱是骗来的、抢来的、贪污来的，只要用来做好事，都应该赞成、欢迎，政府应该既往不咎，这也是劫富济贫。”　　酒店45层，是“余彭年慈善白内障专科流动医院”的办公室，余每天就在此办公。完全无法想象这里处于一家豪华五星级酒店，室内有些凌乱，员工电脑还是老式的台式机。办公室的墙上同样挂着一幅余彭年亲笔题词：“宁可我助天下人，不愿天下人助我。”每天，他就在这幅题字下处理各项事务。在采访进行的后半段，余老明显有些疲惫了，不断地喝水、滴眼药。办公桌上摆放着关于他的各种资料、媒体剪报以及其亲自制作的一本《余彭年画册》，没有电脑。　　“虽然对于一些电子科技的东西不在行，但是他还是能接受新事物和新思想的。”彭志兵说。　　
对话余彭年　　“善门难开，好事难做”，在中国慈善事业刚刚起步阶段，有此困扰或许是必然的，但这并未浇灭余彭年带头做好事的热情　　做好事要看得见摸得着　　文 | 本刊记者 倪妮 吴金豪　　关于财富和慈善　　《中国慈善家》：“裸捐”的决定是何时产生的？　　余彭年：这个想法不是今天产生的，20多年以前我就有此想法。10年前，在彭年酒店开业后的第26天，我就宣布这个酒店的利润将全部捐给社会。有一句话我经常讲：自古以来历史证明，儿子不如我留钱做什么，儿子强于我留钱做什么。儿孙现在有房子住、有车子坐，有办公的地方，他们的条件要比我们当年好很多了。　　《中国慈善家》：你裸捐的资产有近一百亿吗？也有报道说是超过十亿美金？　　余彭年：我现在有多少资产自己也不清楚，但肯定没有一百亿吧。我的资产主要包括酒店和地皮，还有相关的物业。在深圳我有两个酒店，一栋别墅，还有地，在香港七八栋别墅，有酒店、有医院、养老院，还有一所学校。胡润通过看我们的运营和现金流，得出数据是超过十亿美金，这个我不清楚他们具体的算法，不作评价。我的酒店是全部盈利都捐出去，挣多少捐多少。就像母鸡下蛋，只要母鸡(酒店)在，慈善资金永远不会缺。母鸡要保留，鸡蛋要吃。如果经济不好的话那鸡蛋就少吃点，不是以增值为目的的。最近在跟我家乡湖南谈投资十几个亿建设中南大学彭年科技未来城，计划将这个项目打造成长沙地标性建筑之一，这又是另外一只老母鸡，到时候这个项目收益的我个人部分将全部用于慈善事业。　　《中国慈善家》：但也有很多企业家不赞成“裸捐”，认为中国目前尚属于积累财富的阶段，对此你如何看待？　　余彭年：我宣布“裸捐”后，也得罪了一些人。香港的《明报》就说：你看余彭年，资产不到100亿，都全部捐出来了，李嘉诚、李兆基多有钱，都没这么做！用我的例子来攻击他们。其实它这么登是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我很尊敬李嘉诚，如果他捐3000万，我最多就只捐2988万，不敢超过他。我跟李先生关系很好，常互通信件。我的财富跟他比只是九牛一毛。我自己“裸捐”，但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我也不强求其他富人都“裸捐”，但我认为其实留给子孙财产的20%就够了，留多了也没意义，富不过三代，这样的例子很多。　　《中国慈善家》：你已经将近九十岁了，为什么凡事还要亲力亲为，做得那么辛苦？　　余彭年：按说六十岁就该退休了，我这也是一种习惯，从小打天下，亲力亲为，不是这样我也做不起来。我从清洁工做起，经过很多甘苦。儿孙有本事他可以管，没本事他管不好。一个人的才干能力有一部分是先天的，一部分是后天培养的，我觉得儿孙相比我还差一点。　　《中国慈善家》：你做慈善有没有遭受过误解和不公？　　余彭年：湖南有句老话叫“善门难开，好事难做”。做好事其实比做生意还要难，不愉快的事经常有。我吃过很多苦，所以见到很多人没有钱看病是有深切体会的。过去很少有救护车的，得了病，拖延了两三天，一到医院就没有了。所以1980年代年我买了十部进口三菱救护车捐给湖南，但最后发现有一半的车里面的设备被全部拆掉，装了八个座位，作为办公车。我捐给社会是救死扶伤用的，所以这个行为无可谅解。　　《中国慈善家》：这件事对你影响很大？　　余彭年：是的，我现在做慈善一定要看得见摸得着。我以前的很多项目都做得不是很到位，只有“光明行动”可以。治好一个病人都能清楚，是实实在在的。我现在的慈善项目主要是“光明行动”。我“发红包”也是这样，我一定要亲自送到农民手里，宁愿辛苦一点。因为100万到基层手里不一定做100万的事情。究竟做了多少我看不到，也许有一半就不见了，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以前会有很多人给我写信求助，我也会派人去查，要是真的我会资助，但假的居多。国内有两所著名大学曾让我捐钱，捐200万做奖学金，让我做名誉校董。但我没捐，一是拿钱换荣誉有什么意思？二来，我想亲自交给学生手里，但对方不同意。我们打了五六十年的天下，赚的都是辛苦钱，也不容易，所以捐出来就一定要看得见，摸得着。大多做慈善的人都图回报，有目的，没有回报不做。我捐款不求回报，我没当过人大代表也没当过政协委员。　　《中国慈善家》：现在社会上仍然有些富人还为富不仁，因此不少民众也产生了仇富心理，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余彭年：每个人的想法不同。而为富不仁者也历来有之，这些富人中有些是从贫困中起家，有些是暴发户，也有些有来历不明的钱财。但也有些人，特别是海外华人是想出来帮助内地贫困人口的，但是苦于无门，或者政府的政策不是很完善，慈善机构不是很健全。这就需要政府来完善这一套政策，政府要多宣传号召有钱人帮助穷人。我曾经希望政府立法来保护慈善事业，因为我感觉我们的慈善事业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有时候有钱的想帮助穷人，但是付出了行动后，收获的却是伤心。这一点香港就做得比较好，值得学习。当然还有些人不愿意出来做慈善事业，这就需要有人带头起表率作用。有钱人不断地帮助穷人，使穷人从中实实在在地得到了帮助，使穷人不再为吃住发愁，不再担心没有钱治病、老无所养，这样他们心理平衡了，就不会那么仇视富人了。　　关于巴比晚宴　　《中国慈善家》：你去年参加了巴比晚宴，有什么感受？　　余彭年：他们是带着好意来的，政府应该好好招待，但官方没有交代。还有很多有钱的人不敢露面，来了的大多也不是很热心，不表态。比如拍照片的时候，很多平时很高调、影响力很大的企业家却全都站在后面，不让人看到，后来我都站在了第一排。　　《中国慈善家》：你觉得问题出现在哪里？　　余彭年：美国经济发展几十年，中国则是刚刚起步的，对慈善的概念就会不一样。很多人参加巴比晚宴也是抱着疑问去的，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也是因为中国的一些舆论改变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在别的国家是“劝捐”，来中国之后就改成交流了。在外国，虽然不会都像巴比那样高调，但很多企业会将5%至10%的利润拿出来做慈善。中国现在大多数人还没有这么做。很多人是钱多了，但不知道放到哪里去，现在才开始慢慢投入到慈善中来。　　另外，也有国家政策环境的原因。现在中国在慈善方面才刚刚开始逐渐接触国外的文化。2002年的时候，我作为深圳市人大代表曾向人大打报告，想要将资产捐给政府，并通过立法保护来让我做好事，但是当时没有通过。我觉得做好事应该得到政府的支持。　　《中国慈善家》：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后来都不说这是一次劝捐的行动，但你却公开表态你要劝捐，这是为什么？　　余彭年：做好事不是我一人的事，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但我要带个头，扩大影响，吸引海外侨胞、海外同胞，有钱人都来做好事。其实已经有了一些效果，比如在我的酒店里的电梯上，会遇到一些客人，他们不认识我，但会说这个酒店老板余先生是做好事的，知道我们的盈利是全捐出去的，所以选择入住我们的酒店，我听了会很开心。我现在还要劝捐！有一点我希望你们写出来，有些人的钱来历不明，但不管钱是骗来的、抢来的、贪污来的，要用来做好事做慈善，就应该赞成、欢迎，政府应该既往不咎，这就是劫富济贫，做好事其实不应该问出处的。我希望那些来路不明的钱都能拿来做好事！　　附文　　在孙子彭志兵眼中，余彭年是一位严肃而细心的爷爷，对于他的经验和做事精神，彭志兵由衷钦佩，但无法继承家产的彭，也有自己的“野心”　　“没有他，我们就没有现在”　　由于那个年代的历史原因，爷爷和奶奶分别了大概30年，直到1980年代，他才回到湖南老家找到了我们。1984年，我从湖南申请到了香港，还记得当时在深圳中转通关的时候，他一个人在罗湖港口等了我们四个小时，那个时候他已经60多岁了。　　我大学是在加拿大读的酒店管理，没有爷爷，我们就没有这个机会，不可能见到这么多世面。因为他，我才会有现在的环境和经历，可以说，人生也由此改变了。在香港的时候可能还不觉得，但后来回到内地后，看到这里的贫富差距，这点感触很深。　　爷爷将全部财产捐出去的想法很早就和我们说过，那个时候我还在读书，对此还没有什么反应。平时，他会给我们一些零花钱，但我们也在外面自己打工挣钱。他从来不问我们挣了多少。　　后来长大了，对财富有了一定的概念后，心底也曾对他这种做法有一些抱怨。但我跟他出去做慈善后接触了很多事物，也理解了他。虽然现在中国内地发展很快，但实际上有些地方极为贫困。我和爷爷去过一个地方，当地农民住的房间很小，这边养猪，那边一个地灶，猪在地上睡，人在上面睡。中国很多城市虽然很繁荣，但是偏远山区仍然迫切需要帮助。　　很多慈善项目爷爷都会带着我亲自去。有一次是在农村发红包，每个信封放400块钱，工作人员在几个信封里不小心放多了，爷爷对拿到钱的农民们说：“多了你们拿走不要说，少于400元就要告诉我。”当时有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家，他一年的收入也只有400块钱，感激得跪在了地上。很多东西只有亲身经历后才会感受到那种痛。　　实际上，2003年的时候爷爷还需要撑着拐杖走路，但去过一趟农村回来后，奇迹般地就不要拐杖了，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现在的拐杖是拿台球棍做的，很轻，主要用来在工作中(比如施工工地上)指东西，平常走路其实基本不需要了。　　爷爷现在每天早上七点多起床，到晚上一点多才从办公室回来，再看会儿报纸，可能到三点多才会睡觉，下午有午休，但中间十几个小时的时间主要都在工作，双休日也是如此。我们年轻人就算一天只做12个小时都会累得受不了，但是他有更高要求，是200%的投入，而且凡事想的很周全，思维很细密。比如曾有一个酒店的员工在做工程的时候沙子进了眼睛，他不但让酒店的司机将他送到医院，还派出专人陪着那位员工，因为他考虑到这名员工一个人到深圳打工不容易，会更需要别人的陪伴和关心。　　其实，他这么辛苦我们也会心疼。很多人都不相信他凡事亲历亲为，因为90岁的人，能走动能思考就已经不错了，但是爷爷至今每样事情——从最底层的东西到最复杂的东西都要经手，这样，他才会知道事情是怎样的，怎样能够做好，因为他就是这样做起来的。　　企业家有时必须是亲力亲为才能成功，当然也需要机遇。无论是1970年代投资香港房市，还是1990年代初把产业从香港挪到内地，都是他靠经验积累判断出来的，所以我很佩服他。虽然我有专业理念，但读书和实际操作还是相差太多，我们在一些管理方式和理念方面也不会发生冲突，因为我的经验还无法使我掌握足够的理由说服他。　　目前，我的家人里有四五个成员都在爷爷的产业里做事，香港、台湾的业务也是大家在打理。大陆、香港、台湾全部的资产到时候都会100%交给汇丰银行托管。家里人会参与基金会的事务，但我们只是监事，没有决定权。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经验，所以交给经验丰富的更好。　　基金会以后必定会成为我的一项主要事业，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会做自己的事情。我考虑过创业，但成功需要机遇。人在四五十岁之前的成功都不叫成功，这需要的是社会经历和做事的经验，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也守不住得到的东西。　　我今后如果创办企业，它不一定要很大。我会学习爷爷做事的精神，我会明白需要把自己的眼界、思维放宽。当然，对于怎样去处理事情，我也会有自己的看法。毕竟，我们的经历不一样，他人生中起起伏伏，我却没有经历过这些。(本文根据对彭志兵的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