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对天使投资人最感性的印象，可能就是《非诚勿扰》里范伟那个有着漂亮女秘书、习惯用“母语”交谈的“天使投资人”——— 这也使得影片播出之后，有些业内人士在一段时期内多少不好意思再告诉对方，自己是天使投资人。而随着2009年离职Google中国的李开复创办“创新工场”成为普通关注的社会性事件，再度为公众普及了“天使投资”以及其扶持年轻人创业这一概念——— 虽然“创新工场”并不算是典型意义上的天使投资。
也是在2009年，曾被业内称为“中国民间天使投资第一人”的刘晓人陷落，也让人们看到了所谓“天使投资人”的另一面：不排除还有像刘晓人的红鼎投资一样，募集资金大部分是自周围人借来，对行业和企业缺乏了解，而真正用作股权投资的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
即便没有资金链的问题，民间天使投资中“煤老板”、“80后富二代”的涌现，也引起了一些业内人士的担忧，他们甚至觉得这二者并不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的“天使投资人”——— 而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正本清源的时刻。
台风来的时候，谁都在天上飞，正像网络上的流行语所说，“带翅膀的不一定是天使，也可能是鸟人。”
中国的天使投资人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群体？是否存在真假天使投资人之辨？
富人的游戏
“等咱有了退出，就不怕再投资，到时候想投网络投网络，想投芯片投芯片。一次投两家，一家投着玩，一家学经验！”———这是投资行业内对“俩包子，吃一个扔一个”的戏仿版。不过事实上，很多天使投资人都是来自于这种“退出-投资-培养下一拨企业家—下一拨企业家继续投资”的循环。天使投资者有三类主要来源：曾经的创业者；传统意义上的富翁；大型高科技公司或跨国公司的高级管理者。
其中最著名的故事之一，就是当年Sun公司联合创始人托尔斯海姆对Google两位年轻创始人的投资———“我听不懂你们的商业模式，但我还是先给你们一张支票，半年之后再告诉我你们在做什么。”而他开出的10万美元支票，成为了Google的首笔天使投资。实际证明，硅谷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种良性循环体制的成功。
而在中国，在创建过程中曾引入风险投资制度、成功实现上市或退出的企业家，也为目前涌现出来的天使投资人的一种主流轨迹。———而因为是自己个人的钱，不受VC/PE投资周期的限制，也就使得天使投资人在投资时具有更多的艺术性和自由度，他不一定非要在什么时间急着花出多少钱，但也可能在短暂接触之后就为尚在襁褓中或脑海里的公司开出一张支票，而不必像V C投资那样要做较长时间的尽职调查。
但也正因为这种投资早期公司的“守护者”定位，天使投资的回报周期也会更长，毋庸置疑可说是“富人的游戏”。因此，用自己的、而不是借来的钱做天使投资成为最基本的入场原则，而像刘晓人那样用向周围人集资的方法，待到金融形势不好时，自然而然就走向资金链断裂，更是犯了天使投资的大忌。根据美国证交会（SEC）的规定，个人投资者的资产净值必须在100万美元以上或个人年收入20万美元、夫妇双方年收入30万美元以上，才有资格成为天使投资人。
炒房子最坏的结局可能是成为房东，但是做天使投资人，在大部分情况下其投资都可能是石沉大海。“如果到处都是天使投资人，那就不是天使，而是鸟人。”深港产学研产业投资公司董事长厉伟告诫人们，“成功的几率几乎等于失败的倍数，所以千万不要把救命养老的钱拿来做天使投资。”
“给的不仅仅是奶粉钱”
而资金来源还不是主要问题。在曾投资过迅雷、康盛科技的周鸿祎看来，“必须要给整个社会澄清理念，否则就连创业者也分不清谁是真的天使投资人，谁是假的天使投资人。再出去说自己是天使投资人，还有人敢理你吗？”
在周鸿祎看来，真正的天使投资人应该有三点衡量标准：
“第一，投资者本人一定是创业者出身，自己做过企业，才能对企业的运作、特别是企业的成长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也有非常多的经验和教训”，这也是周鸿祎不愿承认那些拿着家里的钱做投资的“80后富二代”为“天使投资人”的原因。
“第二，天使投资人一定是针对某个行业去投资，并不是乱投，他一定是对某个行业和产业有比较深刻的理解———这就像保姆去带一个新出生的婴儿，有经验，才知道如何去呵护，不是就出个奶粉钱就完了。
第三，天使投资人也要相当了解资本游戏的运作规则。“
因此，周鸿祎觉得，必须看到那些天使投资“传奇”背后的因素，“像SUN的托尔斯海姆，说是自己不懂Google的业务，他可能是看不懂细节，但他肯定相信公司未来的方向，否则也不会去投钱。”
而除了为公司保驾护航、为其战略发展出谋划策之外，出于感情的因素，天使投资人有时也愿意在待人处事方面给出自己的意见。比如一档很有影响的商业节目以“80后创业”为题邀请康盛的戴志康做嘉宾，周鸿祎的意见就是，“能不去就不去，如果没办法，一定得去就一定坐台下，不要坐台上。发言的时候一定要多讲自己的企业，多讲自己的产品，少讲个人。”周鸿祎的理由就在于，“一个企业家的心态如果不能摆正，还没有成功就以为自己成功了，天天在聚光灯下发表演讲、在舞台上秀自己，这样的人是做不好企业的。”
当然，也有天使投资人强调对创业企业不过度干预，或者天使投资人不一定非得是企业家出身，但其要对产业方向、格局有深刻的洞悉与认识，可以为尚在襁褓阶段的企业提供相应的资源与经验做支持，这是成功的天使投资人必须具备的素质。
也有业内人士提出，托尔斯海姆对Google的完全放手，实际上也是基于大环境的成熟：“在硅谷，你做什么人们都知道”。而在具有中国初级阶段特色的时期，不仅股权投资整体的诚信环境需要完善，创业企业支持系统的不完善也使得很多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希望能让天使“扶上马再送一程”，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帮助与经验。包括其后如何引入VC，在很多情况下天使投资人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天使”尚未形成气场
事实上，目前中国正需要成熟的天使投资人来推动创新与商业转型。数据显示，天使投资在美国所占投资总体比例为40%左右，而根据中经合董事长刘宇环的估计，在中国这个比例可能连4%都不到。———换句话说，在目前98%中小企业依靠借贷来生存的中国，也的确需要形成天使投资人的气场。
初创企业在没有资金支持的时候，有时会开玩笑地说，“从街上拉个卖菜的，只要能给钱，就给股份。”———但往往越到这个时候，卖菜的越不敢轻易给企业掏钱。
“中国的大部分投资是财务性投资，看人家企业活得不错了，或者快上市了时投资，两三年之后IPO就把钱赚回来了。在项目前期、在企业刚刚创立时，就敢往里投钱的，没几个人，因为没有那个判断力。”在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看来，目前的中国更需要的是天使投资干这种“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的事情。
而从另一角度来说，除了看清基本发展形势，很多天使投资人也更强调对团队与人的了解和信任，前期接触时间短、企业早期产品和服务还不成熟，在这个时段也注定了“人”的因素更为重要，这也是很多天使投资人在自己周围认识的圈子里选择投资对象的原因。A8音乐集团董事刘晓松在十年前投资腾讯的时候，后者只有十名员工，连一台像样的服务器都没有，但是这笔因为“信任”而来的投资事后带来千倍回报。
虽然投资回报率高，但是同样高的失败率也使得很多天使投资人在拿钱的时候，并没有抱着非要“一击而中”的想法。不少天使投资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投资失败就当是给社会做贡献了。”
而事实上，正因为天使投资是在企业早期“共患难”的时刻，不同于VC投资有激烈的竞争和更明确的利益分配，天使投资的气场更为“和谐”———大部分天使投资人都愿意叫上更多身边的朋友做联合投资，在共享资源的同时也能降低自己投资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