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教授高明华：国企红利是伪命题

文/高明华　　作者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有企业最终应从盈利性领域退出，通过直接提供公共品来服务于全民。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存在“上交红利”这一“伪命题”了　　近年来，关于国企是否上交红利、上交多少红利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实际上，国企靠盈利服务于全民是一种扭曲的路径选择。既然它能够盈利，如果不是靠垄断的话（更精确地说，是靠垄断资源和垄断高价），那就意味着私企是愿意进入的，也是应该进入的。而公共性必然导致不能盈利或者难以盈利，所以，这样的领域私企就不会进入，只能靠国企。就是说，国企所在领域应该是不具有盈利性的。既然不具有盈利性，红利分配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根本就没有红利可以分配，它们提供的是公共品，公众可以免费或低费享受这些公共品。　　由于国企大量处于盈利性领域，使“伪命题”变成了“真命题”，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去正视它，否则，全民利益就受损了。近些年，国企尤其是央企，积累了大量利润。2010年，全国国企实现利润19870.6亿元，
同比增长37.9%，其中央企累计实现净利润8489.8亿元，同比增长40.2%。然而，央企上交红利却只有440亿元，仅占其利润的5%。 如此庞大的国企利润留在企业内部，直接损害了全民的利益。这种损害包括两方面：一是高利润中的很大部分是依靠垄断高价带来的，是以牺牲全民福利为代价的；二是由于不支付红利，全民本应该受益却没有受益。两个方面，一正一反，等于全民遭受了双倍损失。　　既然“伪命题”变成了“真命题”，那么国企应该上交红利？笔者认同一位欧洲高官的看法：“对一个国家100%控股的国企来说，合理的分红政策是将其全部利润都用于分红，除非这家公司能够表明，在考虑风险的情况下，它仍然有可能带来合理回报的投资机会”。　　中国很多国有独资和绝对控股企业带有垄断性，这些企业的利润主要不是靠经营者的经营能力带来的（这是与私企的重大区别），而是靠对资源的垄断从而制造垄断高价带来的，因此相对于全民的双倍损失来说，利润全部作为红利支付已经非常宽松。实际上，除去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业，如自来水、管道燃气、输电以及关系国家安全的产业外，其他产业的国企如移动通讯、石油化工等，更合理的做法应该是，一方面取消垄断，另一方面全部利润作为红利支付。只有这样做，对于提高全民福利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可能有人担心，这样做是否会降低企业的盈利能力？经验证据已经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恰恰相反，不分红或少分红，才会造成企业经营者的懒惰，才会使他们极力维护垄断。当然，在取消垄断的情况下，需要尊重经营者的贡献，给予合理的回报，因为此时企业的盈利主要依赖的就是经营者的经营能力。　　还有人担心，红利全部支付，国企职工利益如何保障？这同样是一个“伪命题”。既然国企是全民所有的，收益是靠垄断带来的，是以牺牲全民利益为代价的，那么国企职工（和经营者）就不能独享这部分收益，这些企业中职工过高的收益同样是对全民利益的侵害，将这部分收益收归全民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国企职工直接获得的收益只能是竞争性收益。对于红利，国企职工只能与全民一样通过免费或低费获取公共品来参与分配，而不是直接占有。　　接下来的问题是，国企红利应该上交给谁？这涉及到国企红利的性质问题。笔者认为，既然这部分收益属于全民，因此理论上应该全部上缴国库，即上缴国家财政，通过国家财政来满足全民的整体利益，使全民在财政公共支出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当然，由于国企由国务院国资委和地方国资委负责监管，因此国资委可以代为接收这部分收益。但必须明确，这部分收益的性质是国库收入，这种性质并不会因存在一个监管者而发生改变。诚然，国资委可以留一部分用于再投资，不过，这种再投资是国家财政支出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国资委的盈利再投资。至于这部分再投资所占比例的大小，应由全国人大通过规则来决定，因为这属于国有资产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的范畴，这两种权利必须由全国人大行使，国资委是执行机构，不能拥有这两种权利。　　最后需要指出，国有企业最终应从盈利性领域退出，通过直接提供公共品来服务于全民。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存在“上交红利”这一“伪命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