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皇与甩手掌柜之放权是一种交易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有限的生命只能提供有限的精力。而企业的发展空间和能做的事，与个人的生命相比，是无限的。用“有限”的生命来搏“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精神可嘉，却不自量力。所以，企业的第一代领导人开始尝试着退出企业管理决策的现象，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无奈的放权，放权是为了使企业能活得更久。正如《康熙大帝》的主题曲《向天再借五百年》唱得那样：“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如果真能向天再借五百年，哪个企业家都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所以，放权的问题，是时间和时机的问题。说到底是不得不进行的一场交易。 企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权力问题上的交易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1、个人的利益能否得到保证。利益这既是指现有的利益格局是否会发生对自己不利的根本性的变化，也是指在新拓展的领域是否能获得更充足的利益。这里所说的利益，既指物质层面的，也包括精神层面的。 2、在保证了个人利益的前提下，事业能否延续。当企业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企业家对企业的诉求不再单纯是经济利益，往往会把企业作为生命的一部份，所以他们会关注企业的发展社会意义，因为作为公众人物，他们的社会形象已经与企业形象相生相伴，如果企业倒了，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责任问题。 3、事业延续的方向是否符合个人偏好。企业的战略往往是企业家最关注的问题。什么都能挣钱，但不是挣钱的事情都能去做，路径依赖也好，个人偏好也好，企业家不会让企业的发展方向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为那样一来，他们会看不懂，看不懂就不放心。 4、事业延续过程中的风险防范。市场是不确定的，人也是不确定的，所以放权的风险永远都存在。人治也好，法治也好，建立防范机制，以制度约束彼此的权力和责任，并且要给后人留下创新的空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何建立一种互信的机制，永远都是权力让渡的困局。禅让制也好，继承制也好，民主选举制也好，公开竞聘制也好，人类为此所做的努力已经很多，重要的往往在于以最小的风险（或交易成本）获得交易的成功。 总之，只要企业家明白：放权其实就是一次无可奈何的交易，那么，交易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没有做不成的生意，只有谈不拢的价格”。至于如何放权的问题，因为不同的企业家面对着不同的接班人，没有人能帮助他们作决策，因为没有人能看透他们两人之间的彼此预期，正如蒋经国如果知道李登辉是什么人，他是不会把大权交给后者的。谁知道呢？人类历史上所有发生过的个人对个人的放权，都是不可复制的，也是不可重复的。 作为企业的局外人，我们要讨论“如何放权？”以及“在放权中面对出现的问题如何解决？”这样的话题，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杞人忧天”。其实，真正值得我们担心的是：有些人把权力交接这种交易看得太意识形态化，太理想化，并且非要从本质上找出冠冕堂皇的说辞，在道德与幻想的之间找到振振有词的理论依据，真是误人子弟。这些资讯或许能让还没有到需要交接权力的人感到新鲜，而对于真正陷入困惑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企业家来说，可能只是隔靴搔痒。正如有人告诉你：生孩子就是先由医生喊“使劲”，然后孕妇大声叫，再后来孩子就出来了。他的确没有说错，只是世界上的事情，都不会像他们所说的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