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房调结构

出让土地，并不创造价值，只是以土地为载体实现了财富从土地购买者到土地售让者的转移。房地产业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过去十几年，也是中国的财富从居民部门向政府部门大规模转移的过程　　王庆/文　　“十二五”规划重点是“调结构”，重点是鼓励消费，扩大内需，从而摆脱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分依赖。笔者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特殊性，是 “高投资、低消费”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而社会保障房计划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　　刺激消费的各种手段可以概括为两类：提高居民收入和降低居民储蓄率。笔者认为社会保障房计划，对有效降低居民储蓄率从而刺激居民消费能起到极其深远的影响。　　高房价是中国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在当前的中国城市里，人们日常的消费、教育、医疗支出，一旦和买房子比较，恐怕都是小巫见大巫。　　存钱买房，恐怕是当前中国居民，尤其是25岁-40岁这个年龄段的劳动人口进行储蓄的最重要动机。如果房价上涨速度总是快于收入上涨的速度，对于那些想买房的人群，他们的储蓄率可能不得不随着房价进一步提高。　　中国的高房价根源是高地价，这已成为共识。高地价的最大受益者是土地出让人，即地方政府。　　出让土地，并不创造价值，只是以土地为载体实现了财富从土地购买者到土地售让者的转移。从这个角度出发，房地产业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过去十几年，也是中国的财富从居民部门向政府部门大规模转移的过程。　　在这一财富转移过程，房地产开发商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中介。他们和任何其他中介机构一样，只是雁过拔毛，在利益链上获取一部分而已。　　财富从家庭部门向公共部门的转移，会直接对经济主体的行为产生影响。由于家庭部门的平均消费倾向比公共部门高，而公共部门的平均投资倾向比家庭部门高，财富在两部门的重新分配，自然会产生刺激投资、抑制消费的效果。笔者认为，这是造成中国过去十年里，投资占GDP比重快速上升，而消费占GDP比重快速下降的最重要的原因。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经验有别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试想，如果土地资源不是被政府垄断，而是家庭部门中的其他主体拥有，那由房地产业快速发展而产生的财富转移，将发生在家庭部门的不同主体之间，而不是家庭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这样，如果把家庭部门作为一个整体看，其财富并没有因此减少。从而，家庭部门的整体消费水平并不会受到抑制。　　基于以上分析，要有效实现“调结构，刺激消费”的目标，需要改变当前这一不利于消费的财富分配格局，或者至少防止其进一步恶化。　　社会保障房计划是朝这一方向努力的一个现实可行的政策选择。本质上，社会保障房的价格低，是由于地价低。地方政府为社会保障房低价出让土地，本质上是“还富于民”，是财富从公共部门返回家庭部门的过程。　　同时，如果社会保障房计划可以带来增加总体房地产供给的效果，会帮助抑制当前整体房价过快上涨，并稳定对未来房价上涨的预期，一定程度上削弱居民部门的储蓄动机，有利于鼓励消费。　　中国在未来3年－5年内，“调结构，刺激消费”能否实现突破性进展，社会保障房计划的成败是关键。很多分析人士建议中国应像很多较发达国家那样，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降低居民储蓄率来刺激消费。笔者不敢苟同。　　发达国家建立的高度发达的社保体系，的确有效地降低了居民的储蓄倾向并调动了消费。然而，那些能“有效降低私人储蓄率”的社保体系，是基于过分乐观的人口及经济增长假设之上建立的。实践证明，人口老化和经济增长速度不可避免地放缓，使发达国家的社保体系从长远看是不可持续的，并为公共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财务负担。这样的社保体系，本质上是引起收入的代际转移的一种机制，它只能刺激从社保体系中受益的那一代人的消费，不仅不能使未来一代人受益，反而由于财政负担的增加可能降低未来一代人的消费潜力。　　鉴于原有社保体系暴露出的弊端，当前各国相关改革的方向是“做实个人账户”，即从“代际收入的转移”转向“个人强制储蓄”模式。然而，鉴于中国居民存在很高的自愿储蓄倾向，以“做实个人账户”为特征的社保模式，并不能明显降低居民的平均储蓄率，从而也起不到有效刺激消费的作用。　　中国固然需要社保体系，但其主要目的应是局限在建立一种覆盖全社会的保险机制，旨在降低小概率、不可预见的不利事件对参保人的破坏性影响。降低储蓄率并刺激私人消费不应成为社保体系的主要目的。■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大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