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慷慨的20名慈善家（截至2011年 据《福布斯》）
杰夫·斯科尔是其所处时代中最有创造力、最慷慨、最有效率的慈善家之一。47岁时，他初涉">慈善事业。
杰夫喜欢讲故事，这个爱好源于他的青年时期，那时他希望成为一名作家，激励人们解决世界上的重大难题。但他的人生道路并不平坦，他从多伦多来到硅谷，在硅谷遇到了皮埃尔·奥米迪亚(Pierre Omidyar)，并成为eBay的首位雇员和总裁。艰辛的道路也是幸运的，因为杰夫以自己从未想过的方式实现了青年时期的梦想。
杰夫使eBay成为价值数十亿的公司，而他此后捐出了自身财富的一大部分。据《福布斯》杂志估算，他捐出了大约12亿美金，这也使他成为全球最慷慨的二十人之一。
他的首个慈善项目是斯科尔基金会(Skoll Foundation)。自1999年成立以来，该基金会在支持和宣传社会企业家精神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基金会以传统的方式，即通过提供经济和后勤援助赞助了几百名社会企业家。但基金会也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讲故事。基金会制定了详细的计划推广企业家精神，其中包括在美国公共电视网新闻时间播出的纪录片、在国家广播电台的广播节目，以及与圣丹斯协会(Sundance Institute)、社会前沿博客(Social Edge)和斯科尔世界论坛(Skoll World Forum)合作拍摄的长篇电影。
杰夫没有满足最初基金会的讲故事模式。2004年，他来到好莱坞并创建了“参与者传媒”(Participant Media)，这是一个营利机构，旨在提供大众娱乐的同时解决社会问题。他的理想是通过各种媒介，向世界各地的人们传播信息。迄今为止，公司在制作英文电影方面最为成功。
若仅考虑社会主题的电影，“参与者媒体”成绩显着，制作了包括《传染病》、《相助》、《辛瑞那》和《难以忽视的真相》在内的几十部电影。2009年，杰夫建立了“斯科尔应对全球威胁基金会”(Skoll Global Threats Fund)，该基金会由Google.org前执行官拉里·布里连特(Larry Brilliant)负责，运用各种方法来应对气候变化、中东动乱等世界性难题。
在接受《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总编埃里克·李采访的过程中，杰夫介绍了斯科尔基金会的发展历程，“参与者传媒”的成功原因，以及创建应对全球危机基金会的来龙去脉。
问：刚开始做慈善活动时，您有心中的榜样吗，或是有人给您提供建议吗？
答：基金会成立初期，我的榜样是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他是卡内基公司(Carnegie Corporation)的董事长。在20世纪60年代，他曾担任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的卫生教育福利部长，并创立了“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一系列项目。在基金会成立初期，我和斯科尔基金会执行总裁塞利·奥斯伯格(Sally Osberg)拜访了约翰，寻求他的建议。约翰说：“给人才以机会，让他们做伟大的事情。”这句话成为了我们的座右铭。我们最终把这句话的精神转化成机构具体的目的：与社会企业家合作。因为他们的确是优秀的人才，在进行伟大的事业。
问：斯科尔基金会与其他基金会不同的一点是，你们注重寻求优秀的人才并提供支持，而不是关注特定的工作内容或是项目领域。
答：起初我们不太关注工作的议题，但后来我们逐渐改变了做法。首先是确定我们所认为现今世界上最重要的议题列表。在过去的四五年里，我们选择社会企业家的标准严格了很多。我们也会关注社会企业家的工作领域，而在最近的一两年里，我们也衡量社会企业家是否有在某一我们所关心领域内施展所长的能力。
问：您改变方法是因为您拥有能够把社会企业家集中到某一领域的大量资金呢，还是因为您认为集中于较少领域会使工作更有效呢？
答：后者因素多一些。总而言之，我们想做大的事情来改变世界。当我们对与我们合作的社会企业家的成果进行评价时，我们发现有些工作是边缘化的，但这并不是说他们的工作不好。只是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比如一些公司能够利用金融市场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开始关注更宏观的工作内容。
问：我们来谈谈您的其他项目吧--“参与者媒体”。能够开创一个电影工作室确实需要胆略吧？
答：对，确实不容易。第一年，我花了几乎一整年的时间了解是否有人想建立一个以服务社会为宗旨的媒体公司。人们最初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比如说“要成为百万富翁的最好方法是：先做亿万富翁，然后投资在电影上面。”
但渐渐地，人们的想法发生了变化。我与作家、演员、导演、经纪人、律师、银行家讨论这个问题，并询问他们在工作中最感到骄傲的事情是什么。从答案中，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在乎的一件事情，并希望把它变成一个电影故事--比如说可能是被好心收养的经历、石油短缺或是气候变暖。
这些题材的电影从前几乎不会被看到，这类电影需要一个慈善家主动上门，告诉制作方说：“我愿意资助这些在商业上非常危险的电影，因为我有自己的一套投资回报标准。”
我很幸运在公司发展初期遇到了华纳兄弟的总裁艾伦·霍恩(Alan Horn)。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很快便合作制作了三部电影--《辛瑞那》、《对抗性侵犯》、和《晚安，好运》。如果我没有投资，这三部电影便不会问世。
问：您选择电影的标准是什么？
答：我们有三个标准。第一，电影中的故事是否有意义、情节是否精彩；第二，电影在商业操作上是否可行，至少需要有商业运作的可能性；第三，故事是否会对很多人的生活产生较大影响。有的电影情节很好，商业价值也很大，但没有社会意义。这样的电影，我们也会放弃。
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发现这样的电影，“这部电影将损失几百万美元，但依然值得投资，因为它讲述的故事有很深刻的意义，这是几百万美元所起不到的作用。”
问：您创建“参与者传媒”是出于慈善还是商业目的？
答：起初，我们希望用它做慈善活动，希望可以坚持做下去，使其成为全球的媒体公司，覆盖电影、电视、出版业、音乐以及其他娱乐媒体，最终能够影响到全世界。
经济方面回报最终证明也是不错的。我们的两部电影《相助》和《传染病》都有不俗表现。因此从整体上看，这是一项成功的商业投资。但对我来说，它不像是运营谷歌这样的商业行为，它是一个慈善项目。
问：在结束之前，我想问一下关于斯科尔应对全球威胁基金会的事情。请问您为什么成立了这个基金会而不是把它的实际工作融入到斯科尔基金会中？
答：这是几年之前基金会刚成立时，我们激烈讨论过的一个问题。我认为，世界上重大问题的变化速度非常快，如果我们不在接下来的五至十年期间有所行动，世界就会面临危险。这些问题便是我们首先着手的几个领域：气候变化、中东和平、核武器、大规模流行疾病和水资源问题。面对全球危机，时间紧迫，我们需要寻找不同的途径身体力行。我们同时也认为需要采取新的专业技术，这些是基金会无法提供的。
(据《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高文兴/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