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性 知识在我国一直都讳莫如深。即便是现在，普通老百姓学习性知识的渠道也非常有限，互联网的出现多少弥补了这一不足。可如今，这么好的渠道却可能遭到封杀!”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说。
6月23日，卫生部网站上公布了《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该《办法》规定，开展性 科学研究的医疗保健网站，只能向从事相关临床和科研工作的专业人员开放，严禁以开展性科学研究为名传播淫秽内容。该《办法》自7月1日起施行。
“‘性科学’既然是科学，就应当秉承公开和开放的基本原则。现在连中小学生都开始普及性知识了，性科学为何‘关起门来’只对专业人士开放?”方刚说，“任何学科的 发展，不仅需要有开放的心态来招揽人才，更需要让学科走出去惠及民众，而不是成为仅供‘专业人士’自娱自乐的玩物”。
“国家出台这样的《办法》也是事出有因。”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卫生部中国健康教育所原主任朱琪说，现在有很多商业性质的健康网站，带着学术研究的面具，用一些蛊惑的文字描述和诱惑性强的图片、视频来吸引网民点击，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都是不科学的。应该引起重视的是，这些“以性取胜”的网站内容对青少年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由于目前学校里的性教育做得不够好，许多正值身体和心理发育期的青少年，不能正确认识与性相关的知识，因此很容易被色情淫秽的内容吸引。这些色情的图片和文字会诱发青少年的生理本能，如果不能把控自己，很容易迷失方向，甚至违法犯罪。
这几年来，有一些研究机构在网上公布了许多“关于青少年性行为调查”，其中就有导向性的错误。朱琪曾在网上看到某调查机构发布的一篇文章，通篇用赤裸裸的语言描绘了未成年少女与他人第一次发生性行为时应该注意的事项。
“这种表述不是在引导青少年正确认识，反倒会形成教唆的 作用，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文章在网络里出现得越来越多”。朱琪认为，国内有一些学者，将西方的性开放搬到中国是不合时宜的。比如，某知名学者将“一夜情”、“换妻”等概念在自己的博客和网站上进行宣扬，很多网络媒体为了抓人眼球和追求点击量又将这些概念大肆炒作。这些内容是应该禁止的。
“还有些学术研究机构，在我国做与性有关的调查。他们的目的应该引起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朱琪说。
有一次，一些 国际学术机构找到朱琪，想和他一起合做项目。朱琪提出，要加入性道德教育的探讨。但对方听了朱琪的要求后，就不愿意和他合作了。“因为这与他们的研究目的相冲突，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别有用心。从他们的计划中，可以看出其想要的结果，就是给国外一些基金会或网络媒体提供一些数据，给人造成‘中国性泛滥’的 印象，这对于我国形象和社会体系都有很大的危害。”
朱琪认为，西方国家对互联网的监管没有这样的禁令，但并不代表西方关于性方面的文化体系就值得我们借鉴。
比如，很多西方国家都提倡使用避孕套来预防艾滋病。在我国，很多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也倡导这种预防方式，并通过网络媒体大肆宣传，但这根本不是预防艾滋病的 有效途径。国际上有学术机构曾专门针对“避孕套预防艾滋病”做过研究，预防率只有85%，这个数字并不高。这种方法是西方国家上个世纪80年代预防艾滋病的方法。在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提出“禁欲教育”，也就是提倡减少婚前性行为，以达到预防艾滋病的目的。直到现在，奥巴马上台后依然保留了这一举措。朱琪说，美国政府早就意识到以前用避孕套预防艾滋病的做法并非能治本，而我国还在走这条老路。这也表明，网络向公众提供的性知识、性教育并非都是科学合理的。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正伟认为，国家相关部门出台这样的《办法》，不太合理。
尽管由于目前网民在法律意识、道德层次上不能很好地约束自己，因此才制定这样一种监管措施，但是《办法》中进行行政管制的意图比较明显，这也使得个人权利受到限制了，网民自然会反应强烈。现在，很重要的问题是我国对性知识的科普做得还非常不够。在西方，针对青少年的性教育不仅开展得比我国早，而且教育体系也更为成熟。他们的青少年对性的认识比我国青少年更全面，对错误观点、行为也有很强的辨别能力和自控能力。
朱琪指出，这种“一刀切”的方式不利于性科学的传播。性科学知识、性道德教育是需要通过网络开展的。他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可以将一部分性学网站只面向专业研究人员，并要求相关网站设置通行证，设定用户名和密码提供给专业人员，对申请浏览网页的人员进行资格审查与严格认证;同时，开办一些传播关于性的科普知识与常识的网站，严格审查其内容，供老百姓浏览。
“《办法》中的规定不是长久之计，国家相关部门应该更多地考虑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管，及时剔除不良信息或关闭非法网站来达到净化互联网环境的目的，而不能长久地依靠“禁令”来限制公民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自由。”董正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