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弗-威廉姆森：站在巨人肩上能看多远

Oliver Williamson :Look further standing on shoulders of giants　　文/丁 丁　　2009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经济学奖委员会向威廉姆森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因其“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尤其在企业边界的分析方面，有着巨大的贡献”。　　凌晨三点半，还在睡梦中的威廉姆森被儿子叫醒，并把电话递到威廉姆森手中，直到事后很久，兴奋的威廉姆森仍说：“我想是那个电话通知我拿到了诺贝尔奖。”　　师从“四大经济学天王”　　1932年，威廉姆森出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苏必利尔，苏必利尔小镇坐落在美国五大湖区最大的苏必利尔湖湖畔，依山傍水，景色怡人。美国大城市的喧嚣很难培养出真正的学者，反倒是许多小城市，因为宁静、安详，培养了少年们爱读书好思考的习惯。　　威廉姆森的母亲是镇上中学的校长，教授拉丁文、法文和德文，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文史通才。他的父亲也在这所中学当老师，主教物理、化学、手工劳动，而且还是学校运动队的教练。在这种家庭氛围下成长的威廉姆森，或许从小就兼具了文理并纳的思维方式，为他日后在卡耐基梅隆大学接受诸位顶级“杂家”的指点时能游刃有余地吸纳各种知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苏必利尔的夏季，每个学生都会从事某种体力劳动。求学期间，威廉姆森曾粉刷过房屋，曾为一个挖掘工安放下水管，还曾做过汽车装配工的助手，曾在当地炼油厂的试验室里找过一份工作。这一切，培养了他今后参与并细致观察社会生活的能力。　　和许多美国青年一样，最初，威廉姆森希望进入法学院，进而能成为一名律师。但是，由于受到父亲的引导，在高中时代，虽然抽象但是结构完美的理科成为了威廉姆森的最爱，这种兴趣爱好的转移也直接反映到学业上，威廉姆森的理科成绩从高中开始变得越来越好。　　经过高中和大学的磨炼，威廉姆森于1958年考入斯坦福大学，攻读工商管理哲学博士学位。虽然斯坦福的名声极响，但威廉姆森还是放弃了它，两年后，他转入卡耐基梅隆大学，并于1963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威廉姆森很少向外人提及转校的原因，但是从有些细节还是可以看出些许端倪。威廉姆森在卡耐基梅隆大学时，师从卡耐基梅隆大学“四大经济学天王”——西蒙(Herbert Simon)、科斯(Ronald Coase)、赛耶特(Richard Cyert)和马奇(James March)。西蒙和科斯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尤其是西蒙所研究的领域之广，钻研之深，无可匹敌，他被认为是当代最重要的学者之一。而马奇则是全球知名的管理学专家，赛耶特则是当时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校长，至今仍是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成员，也是诺贝尔奖经济学委员会的委员，可以决定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归属。　　这一特殊的学术背景，使威廉姆森更加关注现实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组织问题，而不是受到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的羁绊。从西蒙和马奇那里，威廉姆森积极吸收心理学、人工智能、法律和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将制度分析置于多学科交叉的研究中。威廉姆森的理论分析单元则直接继承了“交易”的概念。正是基于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视野， 威廉姆森才能够在后来开创出新的经济学理论。　　1963年，威廉姆森首次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为一名经济学领域的助理教授。两年之后，他离开伯克利去费城大学和耶鲁大学执教。1988年，浓重的加州西海岸情结让他重回伯克利执教。也就是在那时，随着他的学术贡献越来越多，他也被视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新制度经济学是一种新的学派，它强调正规制度以及一些非正规制度，诸如社会惯例的重要性，以及这些制度如何影响交易费用。威廉姆森把自己的工作描述为“把社会科学和抽象的经济学理论混合起来”。他提出的许多理论现在已经被广泛用以理解和分析许多组织结构与制度契约。　　10月，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没有公布最后的获奖者名单，学识涵博的威廉姆森就已经得到了10个名誉博士学位。　　旁观者清　　威廉姆森的同事斯皮勒(Pablo Spiller)说道：“在威廉姆森之前，你有市场知识，但是在威廉姆森之后，你有了交易的知识，比如每一个部门如何进入交易体系之中，交易中不同的人员会引出怎样的麻烦，会带来哪些风险，为什么会如此。”　　威廉姆森和其他许多经济学家不同，他很少为企业做咨询工作，也许这是他为了保持中立性、客观性的一种体现，毕竟为某些企业做了咨询，便很难以旁观者清的状态清醒地分析有关经济的方方面面。　　威廉姆森对政治也不感兴趣，他很少在公众场合给出那些似是而非的建议。在这次获得诺贝尔奖之前，他的名声只限于经济圈中，但他仍对公司制的美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的学生已桃李满天下，这些散布在美国工业和咨询业各大公司中已做上高层的学生们，影响着美国企业界的每一个角落。　　诺贝尔委员会称，威廉姆森的工作是“分析经济管理，特别是企业边界”。这句简短的评语，实际上意味着，威廉姆森的工作涵盖了企业在“生产或销售”决策中每一个细节的分析，从通用汽车(GM)决定是自己生产零件还是从供应商那里买零件，又或一份新闻报纸决定是用自己的人员写文章还是从自由职业者那里得到稿件，都是威廉姆森研究的课题。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梅尔森(Roger Myerson)，回忆他在1991年去莫斯科参观之前，恰好读到威廉姆森关于经济组织的著作，正是那些文章让他更好地理解了组织的本性，以及让他能更准确地进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系统性比较。梅尔森坦言，虽然威廉姆森的研究并不总是聚焦在金融系统当中，但是却和今天经济生活中的许多问题相关。比如说，如何去理解企业组织，如何去监管它们的行为以避免下一次经济危机。梅尔森还说道：“企业理论在将来会变得更加重要。”对这次的诺贝尔奖颁奖，梅尔森总结说：“我想，诺贝尔奖委员会正在给公众一种新的视角——在经济学中什么才是重要的？”　　威廉姆森工作的源起是上世纪60年代他在司法部反托拉斯部工作的那段日子，正是那段经历让他发现，在那里的专家们几乎不去关注公司内部的经济运作。在一次采访中，威廉姆森这样解释自己的工作，“经济学家习惯于把企业当成一个黑盒模型来思考，就是从输入到输出，他们很少深入其中，看看企业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曾经有一种普遍的观点是，许多经济决策被认为留给市场将更有效率，但威廉姆森发现，实际上把这些经济决策留在企业内则会更好。他说：“充满竞争性的市场会运转得相对良好，因为当买家和
卖家意见不和时，能够改变自己的贸易伙伴。但是，当市场竞争被限制的时候，企业则比市场更适应于做出充满摩擦和矛盾的决策。 ”　　和威廉姆森一起共事的经济学家塔德利斯(Steve Tadelis)引用正在被波音公司开发的787为案例，去解释一个企业为什么能比市场干得更有效率。波音起先在集团内部只是设计、建造和组装飞机，而把787客机的许多零件生产外包出去。但是，因为波音总部对许多外包厂的供应链控制力不足，波音开始不能应付零件生产外包带来的麻烦了。此时的波音，既不能又快又好地去处理许多设计变更，也不方便调整各种细节上出现的不足，尤其是复杂如787客机这种大型项目，繁杂的技术细节更容易发生问题。于是，波音最近又把许多客机的零件生产重新收回，由集团总部一手负责。　　伯克利大学法学和经济学教授埃德林(Aaron Edlin)这么评价威廉姆森的工作，“一个企业所要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他们要理性地思考要不要和其他企业合并；要理性地判断要不要和其他企业签长期合同，以及怎样去拟写一份合同；更要理性地考量是否需要为了短期的需求而在现货市场上进行交易。威廉姆森的工作就是让这一系列的判断能够更加理性地帮助企业发展”。　　埃德林教授对威廉姆森的工作甚为信服，他用威廉姆森的理论经营着自己创立的一家学术软件出版公司——伯克利电子出版(Berkeley Electronic Press)，效果斐然。埃德林说：“我们向世界上许多大学卖软件，我们与一些营销与维护软件的企业组成合资企业。在这些合作关系中遇到许多挫折和困难，威廉姆森都很早预见到哪些可能会发生，并给出了处理的办法。最后，我们买回了合资企业的股权，因为那是最明智和有效的决定，这恰恰和威廉姆森提出的主张一样。”　　威廉姆森的学术工作主要受两个重要的思想驱动——一个是条约性的协议永远不完美，总有许多事情是考虑不到的；另一个是人们在所订条约的灰色地带总是喜欢用机会主义的做法，以确保他们自己能得利最多，这种行为会带来很大的问题。　　有一个问题就在此次经济危机中暴露了出来，沃顿商学院的海因兹说：“许多信用市场的合约在签署时就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当许多贷款不能偿付时，市场的参与者在合同条约上讨价还价拖累了整个市场。”　　威廉姆森最重要的书是《市场与等级》(Markets and Hierarchies)，这本书试着阐释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组织一个企业，这个企业是等级森严好，还是扁平化管理好？威廉姆森最后给出的结论是，“没有完美的答案可以解决每一种情况”，但他的理论仍然解释了如何衡量各种改变。那本书也被用来从内部构筑一个企业，让你能从扁平式的管理结构和多层式的管理结构中游刃有余地进行变换。　　威廉姆森自己评论那本书说：“那本书不是一本照着做就可以的烹调书。那本书比较侧重于微观分析。你必须自己用工作中的经验去提炼出真正至关重要的细节。”　　威廉姆森的工作也被用在法律、公共政策、监管以及其他微观经济学的领域内。曾是威廉姆森研究助理，如今是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的马斯特森(Scott Masten)说：“威廉姆森经济组织理论的核心，是强调个人的机会主义倾向，以及通过限制人们的一些能力以使信息传播更加完美。”　　当被问及他如何看待现在的经济危机，威廉姆森强调，在公众和私人领域进行监管的重要性，“一个组织应该有经济指导和组织指导委员会，委员会之间彼此互动。卖家和买家都应该尊重彼此。”　　不卑不亢　　作为加州伯克利分校最近一个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威廉姆森被认为是一个很传统的学者，他平易近人，也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想法，善于与人交流。当然，作为一个经济学导师，威廉姆森鼓励任何人去思考经济问题，在他看来，经济学并不是高不可攀，人人皆可为尧舜。　　曾有记者问威廉姆森，他是否认为像花旗集团(Citigroup)和美国国际集团(AIG)这种大型公司，会不会因太过巨大而无法管理。威廉姆森说：“是有可能的，会有许多系统性风险可能没能被注意到。我不能肯定我的方法能够找出那些风险，但是我建设你可以试着去找找看。”记者又问道：“它们应该破产吗？”威廉姆森回答：“那也是应该可能的，但这事，我们应该多研究而不是急着发表
意见。 ”　　在威廉姆森的高中同学眼中，他是一个渔夫、高尔球手、环游世界的旅游家，当然最后还是一个“真正的朋友”。他拿到诺贝尔奖，全班的同学都为他祝贺。大家对他的评价有“干净”、“有个好老婆”、“书虫”，以及“不卑不亢”。　　在77岁时，威廉姆森从教育第一线退了下来，但他仍和许多研究生工作在一起。威廉姆森爱打网球，他发球的姿势和著名网球选手罗迪克很像。当然，和他打过网球的人都知道，威廉姆森打网球最强的不是发球，不是力量，不是速度，而是头脑。他能把每一个人有关网球的细节牢记在心，然后通过球场上适时的计算估算对手对每一个球的反应，从而在技术力量不占优的情况下，赢得比赛。他是真正的“数据分析流“网球高手。　　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院长评价威廉姆森说：“他是我们同事当中最爱学术的一位，他做基本研究的时候喜欢用科学类比，把各学科的知识融入到研究当中。他力争上游，事事都很聪明。”　　今年9月24日，加州伯克利分校超过5000人的师生游行，抗议加州政府削减预算，这让加州州长施瓦辛格脸面无光。但施瓦辛格仍向伯克利的威廉姆森表示祝贺，重申他的承诺，去提升教育，但也说要平衡预算。威廉姆森则回应说，他很乐意帮助施瓦辛格州长，“去帮他找出方法，能够让现在的情况变得更聪明一些”。　　伯克利大学经济系主任罗兰德(Gerard Roland)评价道：“威廉姆森教授在企业边界上做出了巨大贡献。没有人比他在那些方面研究的更多。他把商业合伙之间的交易研究推到经济学领域的前沿。”　　伯克利大学法学院院长埃德利(Christopher Edley)如是说：“当我的学生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我大吃一惊，但我一点也不惊讶威廉姆森得奖，他做得真的是棒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