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怎么改变

——本刊特别策划《温州人笨吗》引热议　　本刊记者 金少策　　本刊8月上封面策划《温州人笨吗》刊发后，引起了外界广泛关注，新浪网、腾讯网、搜狐网、东方财富网等国内知名新闻网站纷纷转载该报道。一些温州籍浙商也对这一话题表现出了异常的兴趣，他们在肯定报道“道出了心声”的同时，也与其他浙商、专家一起解读了温州人重生意轻生活现象的根源。　　引起广泛探讨　　本刊大篇幅解读温州人对生意和生活的取舍，让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张仁寿很有“共鸣”。　　“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值得我们深入探讨。”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张仁寿来自温州乐清，在与《浙商》记者的交流中，他特地表达了对该封面策划中《几成空巢的乡镇》这篇报道的欣赏。　　作为一位学者，张仁寿较早之前就已经关注到了柳市等镇的空巢现象，每次回家乡，他都会有所感慨。“柳市十万大军闯全国奠定了乐清经济的发展基础，也造就了诸多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张仁寿表示，柳市镇的空巢现象是有历史根源的。改革开放初期，迫于生计，温州人四处“游牧”，形成了如今近300万温州人行走全球的独特风景。　　张仁寿本人也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离开温州求学，后来就一直在外工作，在他身边，很多亲戚朋友都有着在外经商的体验。“温州人有着强烈的改变贫穷的意愿，为了证明自己，很多人远赴异乡，一直持续到现在。”　　在张仁寿看来，温州人在外创业所产生的留守儿童现象，本质上是国内现行教育体制造成的。　　张仁寿的一个表弟在北京做生意多年，小的时候，子女都是在北京读书。但是到了初中，因为中考对户籍所在地的要求，不得不把子女送回温州。　　“教育体制对外地人有所限制，高考制度，地域之间的封闭，都使这一现象更趋严重。”张仁寿表示，如果没有教育体制的限制，温州人由于在外创业而形成的家庭四分五裂的情况会有所缓和。　　人民电器集团董事长郑元豹也有着闯荡天下的经历，上世纪80年代初，他曾在上海创业。谈到这一话题时，他明确表示，如果夫妻长期分离，家庭肯定会不和谐。“我们那一代人都有过闯荡天下的经历，现在我还有一些朋友驻扎在外地，夫妻之间时常有争吵。”　　上海建桥学院董事长周星增也对本刊的这组报道表示了关注。　　“赚钱的目的是什么？解决生存问题之后，我想应该是追求美好的生活。”周星增也是一位温州人，多年来在上海投资办学。他告诉《浙商》记者，朋友们在聊天交流中会有疑惑：赚那么多钱干吗？把钱用在哪里？　　“难道是留给下一代？就算是，需要传给下一代的财富也不仅仅只是钱。”周星增表示，本刊解读温州人在生意和生活之间的取舍，很有意义。他希望，媒体应该多一些类似探讨，引导他们把钱用于慈善等领域。　　温州人不笨　　本刊《温州人笨吗》封面报道起因是一位在外经商的温州人高元茂的来信，在报道中，本刊将来信全文刊登。从信中，读者了解到了高元茂的生活状态、苦恼根源，以及他的疑问：“我笨吗？”　　“高元茂可能是有些笨，但是温州人不可能笨。”浙江双飞无油轴承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引春如是认为。他告诉《浙商》记者，高元茂的性格决定了他无法同其他温州人一样，从在外工作中找到乐趣。“他的性格，不是温州人的共性。”　　周引春在生意上有很多温州客户，从这些客户身上，他经常能够感受到他们对工作、对事业的热爱和沉浸其中所获得的乐趣。“大部分在外温州人，还是能够适应在外生活的，他们享受着成功的喜悦，体验着被当地人重视的优越感，这才是在外温州人的主流思想。”　　周引春坦言，自己曾仔细分析过高元茂的性格，并得出结论，高身上体现的并不是在外经商的温州人的共性。“在外地创业，这本身就是一种乐趣，高元茂的性格决定他不适应经商，他也不可能放心让职业经理人去管理。”　　周引春建议高元茂卖掉企业，回温州生活。　　“创业是一种乐趣，但同时也会失落，尤其是家人分隔两地的时候。”高元茂向《浙商》记者表示，他会克服困难，把企业做好。同时，《浙商》记者也给他介绍了一位来自深圳，有心帮他“减轻点压力”的创投人士，但高元茂似乎对此并不在意。　　另一位投资家——浙江华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宗佩民的投资宝典里有一条：不投温州人的企业。　　在宗佩民看来，温州人在生意场上毫无规律可循。“他们对投资有着天生的敏感性，只要一经点拨，他就会有所行动。”　　温州人需要改变　　事实上，很多温州人都已经意识到重生意轻生活带来的困惑，他们的经营方式和组织方式已经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　　郑元豹告诉《浙商》记者，他身边的温州人，都会带着妻儿一起，定居在创业的城市。他们的企业都正在转变为股份制企业、上市公司；而在外地投资的温州人，也已经逐渐突破了原有的熟人圈子，融入到了当地社会。　　“其实温州人的适应能力很强，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第一时间去建立新的圈子，他们并不封闭。”张仁寿认为，温州人的生存方式一直在与时俱进，虽然这个过程很缓慢。　　“比较难融入，尤其是在异国他乡，很多温州人出去创业都不懂当地语言，也难接受他们的文化，所以第二代才容易融入，这需要时间。”张仁寿说。　　周星增则表示，从过去的30年来看，温州人的经济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一个人的能力再强，也需要外部条件配合。　　“在外经商的温州人常常被人称赞能吃苦耐劳，但是这一特点不是温州所特有的，不是核心竞争力。四处闯天下的温州人还停留在短、平、快的发展轨道上，这是不够的。”周星增认为，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的发展，都应该有所转变。　　周星增认为，无论是从知识层面、道德修养，还是技术技能层面来看，温州人都不如上海人、苏州人。过分提倡个人能力，人情生意已经不再是温州人的优势。“比如在山西煤改事件中，温州人在新政面前毫无办法。”　　“温州人要尊重商业规律，在提高自己素质的同时，要积极学习国家和各地的宏观政策与法规，不要去参与破坏法律法规的行为。”周星增认为，温州商人的历史并不长，如不改变，很容易被其他区域的商人超越，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从杂志中寻找投资项目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投资经理 李陶　　我是贵刊的忠实读者。可以说，你们杂志的案例已经成为我们投资项目的一个重要来源。最近看了你们的《温州人笨吗？》的封面报道后，其中那位诉苦的高元茂的农业项目令我们非常感兴趣。新疆是一块沃土，贵刊能否给我们提供高元茂的联系方式？如果项目确实不错，我们想投资。　　（本刊已经把高元茂的联系方式给了李陶先生，将继续关注双方的接洽情况。）　　管理还是要严一点　　——杭州某IT公司创业合伙人、人力资源总监 刘灿　　作为管理者，其实都有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是对员工好一点还是严一点。就我而言，个性比较随和一些，对员工也很客气。但看了贵刊9月上报道的《“凉茶王”谢公荣好人末路》后，我开始意识到，员工之所以比较懒散，或许正是我人太好的缘故，看来以后还是要严一点，管理狠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