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仙逝的消息，在1月7日清晨传来。彼时各大早报业已印刷出刊，尔后经过网络、社交媒体一整天的传播之后，相关新闻才出现在8日各大早报的头版。有人哀叹这些头条已是隔夜旧闻，戚戚之情溢于言表。而上报集团发力新媒体，传言将搭建数亿美金级别的财经资讯平台;中国经营报高调转型，宣称用互联网思维办报等标杆性事件，又被外界视为媒体人紧抓稻草的自我救赎之举。乐观其成者有，更多唱衰传统媒体的局外人，脸上写着的则只有三个字——走着瞧。
报纸以及其它可被冠上“传统”的媒体，其处境确属风声鹤唳、四面楚歌，然而眼下媒体业界正恣意鼓吹的互联网思维、产品理念、客户服务等见面大旗，又是否真值得如此炙烈的追捧?
兹事体大
信息其实并不是一般的消费品，而是公共品。都市类媒体所承载信息的公共属性给人的感觉可能并不那么强烈，但参考财经类媒体上公司新闻能够掀起的风波，无论是利用信息不对称做多还是散布负面信息做空，都可见一斑。
同时在一个信息可以充分自由流通的社会，例如西方民主社会，信息更是形成舆论的基石。信息的充分流动是形成理性舆论的必要条件，而舆论则有潜力演化为左右到政治权力归属的民意。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体作为信息的主要载体，有着强烈的政治属性。
以美国为例，其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不被任何法律剥夺，保证了人们通过媒体表达言论的宪法权利，同时成为媒体人特别使命的法理依据。在宪法的庇佑下成为第四权力，美国媒体必须恪守责任、自由、独立、真实、准确、公正、正义(语出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原则声明)等原则，记者本身也切实地拥有无冕之王的地位。
“力量越大、责任越大”，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兹事体大”，有义务倾向于保守与传统。这类似于刑事司法无罪推定原则所代表的保守态度——未经判决有罪，一律视为无罪。媒体在面对重大公共事件时，有责任引领社会进行冷静、全面的思考。在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迟钝”的传统媒体所传递的信息或许看起来太无趣抑或太跟不上节奏，可能并不是合格的信息商品，但它们其实担负着更为深刻的公共意义。
在信息时代来临之前，媒体作为获取信息的渠道而存在，有着战略层面的垄断性优势。然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乃至出现今天信息爆炸的局面，传媒的业态发生了质的改变，原来垄断性的渠道优势遭到了极低成本网络信息这个外部渠道力量的挤压。无怪乎会有人在大变革的切身之痛下疾呼“新闻已死”，不过稍加冷静思考其实并不难看到媒体在当下的价值所在。传播、有效地传播，无论是前信息时代打通、维持信息的传播，到信息时代坚守原则与公信力，遴选有价值的信息，避免公众被碎片化的信息所淹没……
自始至终媒体所从事的，都是令信息这个公共品能更有效地服务于社会这一件工作。从这一点出发，传统媒体所秉持的从业基本原则及理念更难能可贵。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事情在中国会不一样吗?当然不一样。中国特色的权威政治本质上仍属于黑箱政治，能够连通黑箱的渠道更是稀缺且亟需。
例如香港三大左派报纸“文大商”(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及香港商报)之一的香港文汇报，无论该报口碑如何、在香港发行量如何、公信力如何，只要西长安街上的那个大院依旧是讳莫如深;中联办依旧矗立在港岛西环，在香港这块纷扰之地能够塞进上述两家机构门缝的香港文汇报便是无可争议地独一无二。
这是中国媒体的现实更是无奈，高度的依附性以及源于政治现实的僵化性，令背负着“原罪”中国媒体在遭遇互联网冲击时更显躁动。
当然，信息确实是有其商品属性，中国传媒产业看似蓬勃发展的动力也在此。同时显然在中国，信息的政治属性扮演的并不是一个积极推动产业良性发展的角色。从中国电子游戏产业从上世纪一段时间的夹缝求存到今天的庞大规模，以及整个国家各个层面对其态度的截然改观，可以对商品经济与意识形态的博弈有一定直观的感受。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政治生态已经融汇了一些基本的市场经济逻辑。因此中国媒体想要获得生存发展的空间，在互联网大潮中的就必须应当清楚地知道，从“客户”的长远利益出发，他们真正需要的什么样的“产品”。物竞天择，中国媒体当然要进化出适合生存的性状。但本着使命感与清醒认识，中国媒体同时也要坚守媒体之为媒体的基因。
由于各自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中国的媒体人其实有着比自己西方同行更为原始且宏大的使命。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夏雷(Shai Ost)2010年曾在香港浸会大学谈到过互联网对中国媒体的冲击，他惊奇地发现，与互联网正在瓦解西方传统媒体生态不同，其正在中国为中国媒体打开一扇进一步向现代新闻实践靠拢的窗口。
对于禁锢于体制深处，却又在名义上、在心底里不甘现状的中国媒体人，他们最清楚体制的底线在哪儿。定位似有似无的“红线”，戴着镣铐跳舞，是他们日常工作的基本内容。在一个背负“原罪”，对从业操守淡漠的大环境中，中国的当代媒体人有着磅礴的使命。他们有义务有能力，为自己、为产业乃至于为整个中国社会把中国政治推向更为现代化的方向，在一股推动中国向前的合力中，媒体是不可能缺席的重要一环。
上述所谓使命之宏大，无疑会令媒体从业人员时常会感到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渺小与落寞，同时这更是我这等曾经号称怀揣新闻理想者黯然离场的深层次原因。“文人办报”，且不论其开创的辉煌或留下的迷思，烙刻在中国历代文人身上的浓郁悲剧色彩，其之于中国媒体，倒是入木三分。
向仍然坚守的中国媒体人致敬。